我国上古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传说履及其之后的强调履

我国上古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传说履及其之后的强调履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中诚信之德与封建道德的其他规范相互贯通并居于核心地位，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而这一切都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诚信文化底蕴为支撑的。今人可以从流传至今专统典籍的字里行间领悟中华民族先人对诚信的强调与践履。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将人类社会的状态划分成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以及目前尚未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原始社会是否存在诚信道德的事实问题，我们可以从关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找到答案。我国先秦时期及其之后的许多文献典籍分别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我国上古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传说。在传说中，黄帝和伏义都特别注重诚信的美德。

据(庄子·应帝王)记载:“泰氏，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人子非人。”此中的“秦氏”就是伏义氏。用现代汉语来说，伏义氏的智慧真实无伪，他的德行真实可信，从不受到外物的牵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在描写三代以前的原始社会风貌时，极力歌颂尧舜禹讲诚信的品质。

《尚书》记载，尧非常注重自己的德行，讲求诚信。〈尚书。尧典〉称他“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允恭克让”的意思是诚心恭敬，也能让贤。“允”就是诚信之义。《论语・尧日》中透漏尧在传位给舜时，同样强调:“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已经出现“诚”和“信”的概念，不过主要指对鬼神的虔诚，如《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尚书・康王中有“信用昭明于天下”。禹也有讲诚信的美德，《史记》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这些都证明诚信是原始社会领导人建立威信的必要素质。

那么，原始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诚信意识昵?这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经济根源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狩猎是原始社会一种基本的生产劳动，是部落得以存续的基本手段。而狩猎这种集体活动要求参与者必须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如果少数人不守约，狩猎成果就会受到景向;如果大多数人不守约，狩猎就无法进行。因此，共同的劳动必然会产生遵约守信的概念和要求。

如果说尧舜禹讲诚信只是原始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那么奴隶主社会时期的殷周开明君主对自身的诚信自律，足以说明他们对诚信的自觉躬行。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是一位讲诚信的“圣王”。

《尚书・汤誓》记载:商汤在讨伐夏桀时发布的誓词中说:“无不信，联不食言”。“不食言”就是说话算数，归根结底就是讲诚信盘庚也是商朝帝王中讲诚信的代表人物。《尚书・盘庚》记载，盘庚为了说服臣民迁都，“诞告用意”、“钦念以忱”dr《尔雅》解释“宜和“忱”就是诚信之义。西周文王也是讲诚信的突出代表。据《逸周书》记载:文王“厚福而广惠，忠信而志爱”。武王继承王位后，继续发扬先王的传统美德，讲诚信，不忘孝思。据《逸周书〉记载，武王“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武王之后，无论是周公旦还是周成王，都把发扬先主诚信之徽作为己任。〈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明确指出:“予旦以多子越御事，葛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早先”，就是说。我周公旦串领众位治事官员，努力现固先王已经完成的大业，为了符合民众的心愿。建设周邦，当以诚信为先。从这里不难发现，汤因“倌”而立商，盘庚因“实”、“忱”而使殷商中兴，文王、武王也因躬行诚信之德而使周朝昌盛n正如《荷子。王霸》中所言:“汤武者上为人所好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

如果说商周的有道明君对诚信的垂范从正面为先秦倘家诚倌思想的产生提供历史依据的话，那么夏商周失信而亡的教训则为先秦倘家诚信思想的产生提供历史素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周幽王生活放荡，宠爱褒姒，不思朝政，失信于民。

褒姒在周幽王面前从来不露笑脸。为了博美人一笑，周幽王居然上演现实版的“狼来了”的闹剧。他让手下人点燃烽火台上的烽火附近诸侯看见了，以为西戎来犯，匆忙发兵来救。待各诸侯匆匆赶来发现是幽王的闹剧时，都面面相觑。褒姒倒是终于笑了，而周幽王及其所象征的中央政府的威信则扫地。待下次西戎真的来犯，周幽王下令点燃烽火向诸侯告急时，诸侯以为幽王又故技重施。结果，周幽王身死国灭，为天下所笑。夏商周失信而亡的事例促成先秦思想者的深人思考。《苟子・强国》强调:“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这一阶段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和封建制度建立的时期。社会大转型的具体表现为原先一套伦理逻辑的失序，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形以及诚信的严重缺失。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诸侯国之间屡见不鲜的背信弃义等。与此同时，先秦的思想文化界出现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倒的“百家争鸣”局面。这是所产生的儒墨、道、名、法定各家学派尽管有不少分歧，但是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在诚信方面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出现“驳倒下的趋同”这有趣的文化现象。

儒家的诚信观念是与其“仁”的理论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仁”是最高准则，认为人应该重利轻义，具备孝悌、忠、信等品德，信在其中就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语・颜渊》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言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

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日:⊥去食。自古皆有牝民力俏小立。孔子说:“备足粮食，充足军备，百姓就对政府信任了。

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页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充足的食物。自古以来谁都会死，但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就不能够立足了。”从孔子的回答中可见儒家在政治上对诚信的重视程度。孔子的“盲必信，行必果”成了中国人修身的千古名言。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换句话说，人如果缺乏诚信，就不能立身处世。继承孔子衣钵的曾子将“与朋友交而不情乎”作为“吾日三省吾身”的一项内容。事实上，曾子也是这样践行诚信的信条，即便是对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韩非・外储说左上》讲述了一个曾参杀猪的故事。“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饯。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威杀妻止之日:i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儿非与戏耳。婴儿非有知也我国上古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传说履及其之后的强调履，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镪也。”也就是说，曾子的夫到集市上去，她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马上要去杀猪。他的妻子说:“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你居然信以为真了。”曾子说:“父母去教他，听从父母的教导。现在你欺骗孩子，就是在教他欺骗别人。母亲欺骗了孩子我国上古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传说履及其之后的强调履，孩子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曾子最终杀了猪。

道家是以老子关于“道”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个学术流派，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中心，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在伦理思想上，强调“自然”广无为”，反对儒家的“仁”广义礼”等主张，希望返回到“鸡犬之声相闻，死不相往来”广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所以他否定社会的善恶标准，主张“绝仁弃义”广绝圣弃知”的同时，仍然肯定信道德的重要。

墨家是由墨翟创制的一个学派，其伦理思想史倡导以“兼爱为原则的带有功利倾向的道德学说。墨子认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国有七患中，其患是“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并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值去不果。”为了达到天下之治，社会成员应当不分地位、贫富、贵贱。此都应该用信用来约束自己。

因此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他把信作为举贤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墨家也是十分重视和推行诚信的。要标法家是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软和韩非把法与德绝对对立起来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但即使在这种主张下，他们一方面“弃德”，而另一方面仍不排斥诚信商秧在把“法治”作为强国利民的重要工具的同时，仍然十分虽调诚信的重要。他在《修权》中说:“国之所以治者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在这里，他将信放置在法之后作为治国之道，并指出信需要君臣共立。由此可见其对信的重视。商秧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为建立社会的诚信，曾经“徙木立信”的方式重新构筑百姓对政权的诚信体系当然，法家关于信的观念和儒家是有区别的。法家是把信置于变法改革措施之中，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而儒家则把信仅作为一种纯粹的道德标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在许多方面都各有各的主张。但是文献表明，不论是哪一个学派对诚信都持肯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很少连用“诚”和“信”，经常是单独出现。春秋齐国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曾将“诚”和“信连用，明确讲:“先王贵诚信。诚心者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天下之结也。”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

战国末期，荷子也曾经说过:“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汉武帝时期罢诎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成了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

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天人感应”说，建立起了一套神学化的道德观。他又对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化改造形成了以“”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这里的“五常”是揞他在孟子的“仁、义、礼、知”基础上增加了“信”，从而组成了对个人的系统道德要求。尽管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带有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但他将信作为五常之一加强信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对后世产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

宋元明时期，由儒家发展而来的理学占了主导地位，史称“宋明理学”。宋代理学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史称程朱理学;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学。明朝建国至1840年前的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古代传统文化也已进入完全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理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提倡。明清两朝都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因而关于诚信的观念，仍继续得到了传承和颂扬。

自春秋以后、明清以前，中国一直是。一个伦理中心主义的封建大国。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诚信之德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结合点，诚信与封建道德的其他规范相互贯通并居于核心位置。正是由于诚信之德在整个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历代思想家都不断挖掘和提升它。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使诚信道德居于社会道德的主导地位。这使得崇尚明礼诚信逐步社会化为一种文化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的一项精神特质。必须指出的是，继承并发展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必须以马克恩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