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

从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

从子学时代的九流十家到经学时代，逐渐形成了儒家独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格局。在三教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分支以及各种外道，构成了中国人的信仰谱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儒、道、佛三教，在南北朝时期已经非常流行了。从南北朝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从三教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社会。不过，有必要谈一下儒、道、佛三教是如何形成的。

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

在三教成为中国思想信仰主体之前，中国的思想流派不限于三教。

一般认为，中国的思想史和哲学史主要由两个阶段组成，从孔子到淮南王，叫子学时代；从董仲舒到康有为时代叫经学时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编者注）。子学时代类似于西方文化的古希腊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出现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智者；中国的子学时代则出现了诸子百家，是哲学上的高峰、思想史的黄金时代。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的思想史进入经学时代。官方思想只许讲述儒家的学问，以儒家的书为经典，官员选拔也根据儒家思想考试。经学时代类似于西方的中世纪，中世纪是基督教信仰的时代，基督教取得了绝对的权力，任何不符合基督教思想的言论都可能被送到宗教裁判所。

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后才脱离了中世纪的神学系统，展开了近代思想上的新创造，由此诞生了近代哲学，也哺育了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的康有为，都没有像西方脱离中世纪神学那样脱离儒学的束缚。

我们平常都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好像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不是的。只不过西方走得比较快，我们走得比较慢，还停留在中世纪，而他们已经进入近代了。

九流十家和儒家独大

到了清朝末年，中国社会迅速衰败，大家都在思考，儒学是否足以继续作为支持中国发展的动力？如果不能，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人们的答案是回到诸子，即过去被忽略的、被汉武帝罢黜的先秦诸子。先秦诸子号称诸子百家，当时流派很多，有非常多的思想家，但流传至今的已经很少了。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歆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总结先秦的学问，将诸子百家概括为九流十家，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和小说家。其中小说家是讲八卦和小道消息的，这些东西虽然很有趣，但本身不成体系，不是一个思想流派，所以加起来叫九流十家。

九流十家中，杨朱学派和墨家是当时非常强大的流派，以至于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 ”。杨朱子学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传承了，一般认为其近似于道教，只有《列子·杨朱篇》有一些记述。

墨家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墨子不但是个思想家，有一大批追随他的徒弟，而且墨家的组织性非常强。《墨子》一书中记载了墨子阻止楚国攻打宋国的故事，并记录了有关守城门、制造器械等文章。但墨子死后风水研究，墨家这个学派没有任何其他的文献流传下来。直到清朝末年诸子学开始兴起才有人为《墨子》作了注解。

名家主要以诠释“实”与“名”来阐述观点，惠施是名家的大师，他和庄子是好朋友。在《庄子》中有很多两人辩论的记录。《庄子》说惠施的著作有五辆车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编者注），但是没有任何作品遗留下来，只能在《庄子》书中了解惠施的思想。

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韩非子》和《商君书》，但商鞅和韩非子的著作到清末都没有人注解，研究过。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秦始皇在读到韩非子的文章时说：我如果能跟着此人学习，一辈子都不会后悔（“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编者注）。

其他的各家中，阴阳家也是一本书都没有的；纵横家虽然有《鬼谷子》等著作，但对后世影响很小；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著作不但失传，对后世影响也有限；而阴阳家则是很晚的事情了。

九流十家之外，还有兵家。兵家自古流传下来的书只有一本，就是《孙子兵法》。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曹操整理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所谓《武经七书》是兵学的七部经典，成书的年代都是很晚的，我们中国的兵学事实上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看的。

所以，所谓九流十家，可以阅读的内容其实非常少，总字数也不过三千万字。遗留著作比较多的只有儒家和道家，又以儒家为大。至清末，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历史上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现象已经很难复原了。

儒家何以独尊

为什么儒家能从九流十家、诸子百家中发展到一家独大，其他各家都慢慢凋零了呢？

从清朝末年到五四运动、“文革”，一直有人认为儒家兴盛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缘故。但是，历史上其他各家不是没有人鼓吹过，道教数度成为国教；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有很多人鼓吹墨家，鼓吹起来了吗？

事实上，儒家除了和政权的紧密结合之外，也与政权保持了一种矛盾的紧张关系。但儒家本身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阶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在道德、教育和乡村自治等领域建构儒家型社会，才使其思想发扬光大。

儒学和政权的紧张关系 儒家认为尧舜时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一种历史退化观。儒家讲尧舜禅让是有目的的，因为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禅让制也曾经实现过，王莽就是通过禅让得到了汉朝的江山，并且根据儒家的经典，实施了土地国有的“王田制”。不过，这个制度遭到贵族很大的反对，最终不得不被取消，历史又回到私有制和家天下的轨道。

历史上，儒学与政权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断。到了宋代，朱熹的学问就被政府下令禁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学无术，后来当了皇帝，开科举取士。但是，当朱元璋读《孟子》读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勃然大怒。要把孟子赶出孔庙，明朝还出版了一本《孟子节文》，把《孟子》删掉了一小半。

《孟子》实际上讨论的是被统治者推翻统治者的权利，这个权利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是没有的，一直到康德都不承认这个权利。但在中国，儒家早在《易经》里就提倡革命的权利（《易经·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编者注）。

发展教育 儒家的重点是发展教育制度体系而不仅仅是平民教育。在太子成为皇帝的过程中要请很多老师，教授的内容就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宋代的理学家真德秀写过一本书叫《大学衍义》，成为元明清三朝皇族必读之书，专门讲怎么做皇帝，历数历代皇帝的得失，这本书对日本、朝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无论谁怎么信佛信道，教小孩的时候会说你要看破，你要空吗？绝不可能的。你一定跟他讲做人要正直，不要说谎，对人要有爱，一定要对人好—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

独立史官制度从孔子开始，儒家还建立了一套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独立史官制度，并不是像今天人们认为的，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清朝开明史馆，邀请曾参加抗清活动的黄宗羲参加，为黄所拒绝。清廷又邀请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和儿子黄百家参加，也被拒绝。但黄宗羲认为修史是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鼓励万斯同和黄百家参加，并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为其送行。万斯同拒绝接受清朝的官衔，领取俸禄，被称为布衣修史。反清的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也以这种方式参加了《明史》的修纂。

构建儒家型社会儒家在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它把儒家的学问变成中国人普遍的人文基础知识，重新组建了中国社会。建构儒家型社会的方式还包括教育、礼仪、祭祀以及乡约。

乡约是一种带有儒家型道德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国社会在最底层乡没有读书人，就每个月举行两三次聚会，讲一讲圣贤的道理，互相讨论。乡约同时有经济救助、抚恤照顾的功能，跟西方天主教礼拜的形式非常相似。古人称之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最早的成文乡里自治制度是北宋的吕大钧、吕大临兄弟编制的《吕氏乡约》，后来经过朱熹的增删，到明代又有王阳明的增补，一直到现在，韩国和越南都还留着大量的乡约。

道教的式微道家是儒家之外一个最重要的流派，这里说的道家包括老庄的道家学说，也包括后来的道教，当然这两者有明显的区别。道家跟政治结合比儒家更早，汉初的皇帝都遵从黄老之学。汉代之后，道家有好几次跟政权的紧密结合。

道家强调修养学说，但道教一开始就讲政教合一。道教《神咒经》有个传说，未来有一个太平真君降生，随后天下太平，这个太平真君就叫李弘。所以从南北朝开始，道教起来造反的都说自己是李弘。

在唐代，唐玄宗曾经注解过《道德经》从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科举考试里边还有道举这一科。道教是宋代的国教，宋代皇帝本身都是有道号的道士，最著名的道士就是宋徽宗。元代在成吉思汗时也信仰道教，但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改信藏传佛教。明朝也是以道教为国教，清朝皇帝信奉喇嘛，但并不排斥道教。

虽然皇室信奉道教，但都混杂很多迷信巫术。皇室信奉道教最大的理由是长生，却多半没有得到长生的效果。唐代皇帝吃丹药吃死的就有5个，所以皇室对于法术丧失了信心。道教脱离政权以后逐渐放弃政教合一的主张，在政治上越来越薄弱，走向变成纯粹伦理上的自我修炼。一部分人开始修炼内丹，另一部分就成为江湖术士。

现在道教变得民间化了，看风水、打卦、问鬼以都是道教反对的，现在已经盛行。道教与儒家的发展路径不同，儒家是面对社会现实去改变，道教则是面对社会上的风俗去迎合，所以结果也不同。

佛教在中国：披着袈裟的儒家

佛教传入中国太久了，以至于我们把它当成本土宗教来看。但其实中国人最不了解佛教。佛教是印度人的思想，和中国人思想有很多差别。比如说中国人就没有来世的观念，所以死亡是很可怕的。儒家希望今生成为圣人，立德立功立言而不朽；道教则希望把生命的轴线拉长，长生不老。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伦理态度上作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剃头，中国人传统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是不可以剃的；还有出家修行，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怎么可以不生儿育女去出家呢？这都和儒家的伦理产生了严重冲突。

佛教跟中国的孝道结合起来，这是其在中国能够成功的很大原因。《地藏经》相当于佛家的《孝经》，地藏菩萨曾经有一生是女人，虔信佛法。她的母亲不但不信还轻慢佛教。母亲逝世之后，她为了救渡亡魂而变卖家产来供奉佛。她的孝心与超乎平常的虔敬感动了佛，原先堕落地狱的母亲得以转生天界。汉传佛教认为出家是大孝，大善可以无后，家里有一个小孩出家，祖宗七代都受到保佑，祖宗在地狱里都可以得到超度。

今天，中国的佛教徒经常说众生平等，人皆可以成佛从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人皆有佛性。这些教义在印度佛教中都是没有的。印度佛教并不认为众生平等，女子是不能成佛的。佛教的佛性是种性、佛种的意思，无种性不能成佛。同样，佛教讲因果，而脱离因果的办法是修道，苦行修道就是断因果，佛教叫不生不灭。但进入中国后，佛教接受了儒家善恶有报的观点。

禅宗是中国人所创的。禅宗讲“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印度佛教是没有这个教义的。更极端一点说，禅宗在中国只是披着袈裟的儒家。

三教之外

在三教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信仰产生过很大影响，至今还在流传。

宋元以后，出现了很多讲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其中包括三一教。三一教是明朝时福建莆田的哲学家林兆恩创立，也叫夏教，提倡三教归儒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儒归孔子。三教之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摩尼教、白莲教和明教。

摩尼教发源于中世纪的波斯，由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明教与白莲教关系最大，而白莲教是创始人摩尼吸取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等诸家之长后建立的，东传的白莲教逐渐与佛教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明教。

北宋方腊、钟相的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都受到白莲教很深的影响。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了政权。《弥勒下生经》是白莲教的经典，弥勒佛和明王是白莲教和明教崇拜的偶像。历史上，只要佛教背景起来造反的都说他是弥勒，道教背景造反的都说是李弘，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龚鹏程

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