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道家是道家学派和老子学派的合称，中国流行的是元气论

黄老道家是道家学派和老子学派的合称，中国流行的是元气论

浅谈“黄老道家”对中国历史的积极影响

黄老道家是黄帝学派和老子学派的合称，目前除老庄派之外道家的最大分支，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为当时诸子百家龙头，道家正统一派，在战国秦汉时期，是道家思想的主要形式，因推崇黄帝和老子而得名，主张虚无为本、因循为用、采百家之长以经世致用治国安邦。我国古代常称它为黄老术，今天学术界常称它为道法家，而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 )或"工具性的道家"( )黄老道家尚阳与老庄尚阴相对 ，代表作有《道德经》、《黄老帛书》、《吕氏春秋》等。

古代中国流行的是元气论。根据这种学说，万物都是由元气或者精气组成的，元气或者精气聚在一起，就是有形的东西;散开来就成为了无形的东西。而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元气和精气这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另外，黄老道家继承了老子观点，认为万物的主宰是虚静的道，而且正因为道是虚静的，所以才能因顺万物，成为万物的主宰。春秋末期，老子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写成了《道德经》一书，标志着道家学派从此诞生。而他的思想传人，有的继承了他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形成了老庄学派；有的继承了他贵生重生的思想，形成了杨朱学派；有的继承了他经世致用的理念，形成了黄老学派。其中黄老学派契合了治国安邦的时代潮流，受到了诸侯们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时道家思想的主流。

黄老道家尊崇黄帝和老子，这当然不能说黄老道家的起源于黄帝时期或商周时期道家哲学思想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但说黄帝、伊尹、辛甲、吕尚、鬻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另外，有些学者注意到，商周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周文化直接肇启了儒家思想，那么殷商文化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之一。

就在《道德经》诞生前后，发生吴越争霸的事件，本来弱小的越国，在范蠡等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最后取得了全胜。在此基础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黄老帛书》出现，成为了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

此后，黄老道家分别以齐楚为中心，形成了南北两个关系紧密相互影响的支系。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稷下黄老道家。它与齐国的稷下学宫有密切的关系。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秦始皇执政后黄老道家是道家学派和老子学派的合称，中国流行的是元气论，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

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梅花易数，首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道家哲学思想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不过，当时黄老思想成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诸侯和军功阶层三权分立、皇权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基础上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势力大大削弱、军功阶层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权力膨胀起来的皇帝，再也无法容忍黄老道家“清静自然”的约束，于是，主张尊君隆礼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这样的局面此后延续了将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黄老道家的大多数著作逐渐佚失，黄老道家曾经的辉煌逐渐被人遗忘，直到最近几十年，因为大量古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们逐渐了解了战国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盛况。

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仅限于经济和文化），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黄老道家学派是中国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其思想以早起道家思想的“天道”为核心,又融合其他学派的长处。黄老道家思想起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和齐国,这两个国家都是当时在经济、军事、文化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

黄老道家思想起源这两个国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战国后期开始,黄老道家思想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初年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治国理论和体系,并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更成为后市中国治国政策的重要依据。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有较为明确和详尽记载的治世,也是黄老思想应用于商业管理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黄老学派在继承并发扬老庄道论思想的核心观念下,积极吸收其他包括儒家、名家、墨家、法家等百家的思想,在适应社会大背景的前提下,融和各家之长,形成了一个以虚为本、虚为实用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历史的实践证明,黄老思想能够有效的运用于商业管理之中,历经多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的经济快速恢复,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中国历时第一个盛世在公元前150年出现,并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道家哲学思想对现代生活的影响，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黄老道家是道家学派和老子学派的合称，中国流行的是元气论，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除此之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天下为公和用法律来约束君权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专制政治的反思和批判。

黄老道家是道家的两大分支之一。在战国秦汉时期，是道家思想的主要形式。魏晋玄学崛起后，它的地位才被老庄派取代。而且它与老庄派关系非常密切。今本《道德经》就是老子原始思想和黄老思想共同融合的结果，即使是老庄派的代表作--《庄子》，也深深的打上了黄老思想的烙印，

如果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是黄老道家派生出来的。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所以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坚持"道本清静、以道生法"的原则，和法家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重用法家思想的暴秦灭亡之后，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原因。

黄老道家对儒家等级思想和仁义礼治思想多有吸收，同时，黄老道家的大一统思想、刑德并用的思想，对儒家也有深刻的影响。因为纯用儒家会带来王莽式的灾难，所以以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黄老道家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不仅不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应该在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下发挥其重要意义。探讨黄老哲学思想与现代商业管理实践的价值及意义,建构中国式管理思想体系,既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管理相结合的途径的迫切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和管理学发展的强烈要求。只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管理学体系,才能使得中国企业立足于世界商业之林。

产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初的黄帝之学(简称黄学)和再早一些的老子之学(简称老学),曾是百家学术之林中无比珍贵的两株奇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重要流派,也是唯一可与儒家相抗衡的学术思想。兼具了“黄”“老”双重特征的“黄老思想”虽然在西汉初年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并缔造了汉初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但因其代表作的失传,致使后世学者很难拂去“黄老思想”的神秘面纱,窥其全貌,从而导致“黄老之学”被淹没2000余年而不被重视。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以下简称帛书)的出土,终于改变了这一学术窘境,使我们得以一见“黄老思想”的原貌,填补了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学术空白,使我们对于黄老之学的产生、内容和思想体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黄老思想产生于战国繁盛于汉初的源流演变过程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这极大地激发了哲学、史学领域广大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情,带动了政治思想和传统文化研究的推陈出新。黄老思想在战国中后期续长增高,并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帛书所代表的黄老思想“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集百家之长,对老子创立的“道”“德”思想进行了继承发展和扬弃,将正统道学从消极无为变为积极有为,为汉初道家学说成功上位为主流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关于《老子》,自成书至今几千年来从未退出人们的研究视野。它虽只有五千言,却包涵了自然世界、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大科学、大智慧,可谓玄妙精微、广博深奥,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它仍然满怀崇拜和敬畏。它所反映的许多内容,仍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和发掘。老子哲学思想的起点就是“道”与“德”,“道”与“德”代表了《老子》对于天地万物的基本认识和把握,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帛书作为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它与《老子》对“道”“德”理解的不同,是造成两者政治思想和治国主张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也是本文要探讨和分析的重点。 黄老学派与老庄学派并立,形成了老子道家发展的两个分支。与老庄学派更重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不同,黄老思想最为突出的是它积极入世的政治思想和治国主张。对于《老子》的“道”“德”之说,帛书也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扬弃,从而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对帛书和《老子》中“道”与“德”的比较研究,是打开帛书政治思想宝库的一把钥匙,是理解黄老思想与老子思想传承变异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并为今所用的有效手段。

黄老之学作为道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我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黄老之学以老子哲学为中心,但在政治实践上创造性地发挥了老子的道论,形成了其独特的“治道”。黄老治道以其理论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实用性,能够为国家管理和政治实践提供系统的指导思想。

黄老治道的主要内容为：无为而治、因循时变、形名、刑德四个方面。

黄老无为治国理念,在继承老庄无为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综合儒家以仁德为本、以礼仪为纲的治国思想,以及法家法、术、势相统一的治国理论,由此表现出更大的可行性、操作性和积极性；黄老因循思想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和顺应人情风俗两个方面,这不仅仅是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更是对君主治国治民的期望；

时变思想不仅包括一年政事随季节变化的“顺时立政”思想,还有主张因时代变化而及时变法、反对僵化保守的含义；形名思想包括“形名相应”的政治形名思想和“正形名”、“定名分”的正名思想,是黄老学派“道生法”理论在治国实践中的贯彻落实；

刑德思想把阴阳与刑德结合起来,主张刑德兼施、先德后刑,为黄老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根据。 黄老治道蕴含精深之理,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别是面对当今中国新一轮改革全面推进的时候,其所包含的政治智慧更加引人注目。黄老无为思想的本质是“天下为公”和“以法治国”,这对推动我国政治的开放性和科学民主立法、司法改革具有参考价值。黄老之学中丰富的因循时变思想是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变化的依据主要是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因循“道”、

“理”的原则性与具体实践的灵活性相结合,使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这与当前执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与时俱进、不断改革的指导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黄老学派的形名思想对孔子的“正名”论与老子的“无名”论都有一定的发展,其以形正名、形名法定、循名责实、官不兼事等观点对克服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刑德”作为黄老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本质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服务与规范的关系,凡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就是德,对破坏经济、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打击就是刑。联系当今,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过程中,黄老刑德思想对当代发展民生、厉行法治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