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共存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

李海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共存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

儒佛道的共通之处

李海峰教授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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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9月16日

地点：中国武汉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会场

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李海峰

主持人：胡好芳

胡好芳：李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参加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您是如何定义“国学”呢？

李海峰：我认为国学是传统文化的总称。国学的内涵和外延是非常广泛的，从思想领域来说，国学可以包括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价值观；从生活方式来说，如琴棋书画诗酒茶等都属于国学的内含。

胡好芳：儒释道有什么共性，以及不同之处吗？

李海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共存是我们中国文化在包容性方面的特质展示。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自西汉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佛家在与儒家、道家相互作用中慢慢地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出了不同的宗派。唐代，禅宗兴盛，至六祖慧能时，佛教就彻底完成了中国化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的共通之处，与儒家、道家合在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而道家文化则是更根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就在道家。为什么呢？因为“道”这个词是中国人的一种宇宙观，是中国人阐释“人的来源”的一个词语。从道家出来的，是以“道”这个词为核心；儒家也谈道，儒家说“朝闻道李海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共存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夕死可矣”；佛家也谈道，佛家说“夜睹明星而悟道”。儒佛道都可以从“道”这个词上来会通，都是一种求道的文化，或者是修道的文化。我是这么理解的。

胡好芳：这就把儒佛道的相同点综合起来了？

李海峰：对。儒佛道也有不同之处。儒家提倡人要在社会上建立功业，更偏重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路径是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开始，再到自我修身，修身之后就是齐家，建立和谐的家庭；然后是治国，为国家的和平安定做贡献；最后的理想是让天下能够太平。儒家是在社会上有一条治世之路，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道家则更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提倡人要过一种合乎规律的生活，即“合道”的生活——人的生命成长或者说节奏与大自然的节奏吻合。道家还强调人的身体层面的修炼、超越。因此，道家有很多的导引功夫，如气功、内丹术等，可以通过呼吸的调整、肉体的修炼等方式，使得我们的肉体生命变得更加健康、长寿，甚至可达到羽化成仙的境界。可以说，道家是比较侧重于肉体层面的。

而佛家在进入中国之后，之所以能融入中国文化中，是因为佛家很看重心性微细层面的研究、探析。佛家讲八识，即把人的心意识分成了八种识，前六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第七识是末那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佛家从心意识的层面将人的精神世界分析得很精细。

有人就对此做出了总结：以儒家治世，以道家修身，以佛家修心。这些就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人格。

胡好芳：您刚才有提到第七识末那识，能对第七识末那识详细讲解一下吗？

李海峰：末那识是执著于“有我”的一个识。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即眼睛看到的是外在的物质世界，耳朵听到的是声音，鼻子闻到的是味道，舌头尝到的是美味，身体有触觉，意识中还有分辨的功能。如果人只有前六识，没有第七识末那识的话，人仅仅只是观看，或者接触到外境，但不会对所看到、或是所接触到的事物产生执著。第七识就是这样的功能——当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外境时，看到某个东西，感受到某种东西，第七识就会马上想到：“这是我的”，或者想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第八识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种子识，阿赖耶识会把人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储藏起来。

胡好芳：也就是说，儒道佛都能获得终极的智慧？

李海峰：对。这也是儒道佛三家的共通之处。在儒家叫“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儒家认为，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光明的德性，我们只要把这个光明的德性发挥出来，不要让自我的私欲去污染了。把内在的光明发挥出来就是明明德。

在道家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认为，人和万物都是道演化衍生的，因此，人和万物都有道性。只要我们复归于婴儿，即回到最先天的状态，我们人的道性便能与大宇宙相通，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佛家，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佛家认为，每个人都有佛性。佛家的修行就是要去除我们后天的分别心，回归于佛性。

所以说，儒道佛三家的修持方法都能将我们人内在的光明本性，或者说道性、佛性、德性显化出来。

李海峰教授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胡好芳：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国学呢？

李海峰：说到这个问题，现在就比较悲哀了，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积贫积弱，受到了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侵略。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中国人，以及志士仁人们都在探求一条救亡图存的强国之路。在探寻的过程中，中国人走了很多弯路。

最初的时候，中国人看到了国外的坚船利炮，就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实用技术来强大我们的国家。如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就是引进了西方的军舰、武器以及建武器工厂等做法。但之后的甲午战争，我们中国又失败了。人们在失败后总结原因，说不是武器、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上改革、变法，于是就产生了“戊戌变法”，当时的戊戌六君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因为封建势力太过于强大，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

从制度层面去救国失败后，中国人探索到一条新的道路，就是以文化来救中国，以科学、民主，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挽救中国。但在文化救国的过程中矫枉过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人们觉得，既然要提倡“德先生”“赛先生”，而我们传统文化中对这方面没有更多的强调，所以就要打倒孔家店。这之后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的共通之处，很多中国人就认为，所有的仁义礼智信都是吃人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否定，中国人就慢慢地对自己的文化彻底丧失了信心，便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七十多年来的衰败归结为“文化的落后”。

自此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就提倡全盘西化，认为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去学习西方的文化、制度、服装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批判、否定。

现在，我们再反过来看，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延续了5000多年没有断绝的文化。中国文化在汉唐时期出现过盛世，影响了整个东南亚、东亚地区，直到明清时期，依然是居于世界前列。到了清代中晚期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的共通之处，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李海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共存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以及出现了各种各样奴化人的手段等，各种原因综合才导致了我们国家的国力衰微、衰败。如同长跑，前几棒都是领先的，最后一棒落后了，便把这个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的落后——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但现在有很多人不想这些。我曾在北京组织过传统经典读书会的活动。通过读书会，我了解到现代的年轻人，包括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够接受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他们中有很多人对传统的东西会贴标签儿，这个标签儿就是“落后”。这也许是大家还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精华。

嘉宾李海峰教授与主持人合影留念

胡好芳：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重新提出了生命科学与国学，以及我们现在举办了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您是如何看待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的呢？

李海峰：我觉得，需要更多的人来重新提倡我们国学里边这些最核心的内涵和精神，包括这次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大家要从各个角度去探讨生命与国学的关系。中国人的学问应该是生命之学，它与西方那种纯理性思辨的哲学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是生命的哲学，是可以让人的生命从一种充满了烦恼的小我，逐渐走向一种圆满完善的大我的学问，是一种造福自己，也造福大家的一种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可以说，此次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的召开是很有价值的。

胡好芳：好，谢谢您，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

潘麟先生，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东方生命研究院院长，当代杰出的原创型学者和哲学家。先生年幼时即与圣学相契感通，日夜涵养于东方文化诸学派经典。及至成年，先生深感学问必要实践方能致用，遂远离家乡，遍访贤达，投师于当代多位贤能、大德、学者、思想家之门下，广学博览，艰苦实证，历经磨难，融会贯通，集东方文化之大成于一身。

转载丨东方生命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