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贯通起来”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这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提供了重要指导。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书影

一、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守正创新、奋发图强、崇尚和平等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得以形成的文化滋养。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回到历史的实践中去审视。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必然有其时代背景，离开历史背景去讨论传统文化，就可能只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探讨，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由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这种体制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在历史上对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皇帝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到了清朝晚期，高度集权专制的皇帝制度甚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当我们在研究和评价中国的皇帝制度时，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既要看到皇帝制度的积极价值，也要看到皇帝制度的消极影响。

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不顾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去抽象地讨论。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一》中指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这启示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不能仅仅用“对”或“错”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而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分析，“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否则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同时，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不能假设。杜佑在《通典·职官·王侯总叙》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史学研究方法，即研究历史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就是不能依据后来的历史事实来评论前人当时的思想与看法，而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审视历史事件。这个方法也适用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而对待杜佑的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这种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我们也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审视，否则，就很容易陷入历史“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窠臼。所以，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杜佑《通典》书影

二、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美国学者希尔斯认为，传统是活着的现在。他说：“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如果我们不作辩证的分析，只是抽象地或形而上学地看待传统文化，那就很难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甚至会消极对待传统文化。

例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他看到孟子的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思想论文，感觉孟子是在贬低皇帝、轻视皇帝，是挑战自己的君主权威，于是命令文臣删除《孟子》中所有自己不喜欢的言论，最后编出一本《孟子节文》。从历史上看，《孟子》没有被打倒，反而是朱元璋自己弄出了一个笑话。《孟子》一书诞生在战国时期，到明代已经有1000多年了，算是明代的传统文化之一。但是朱元璋只因《孟子》某些言辞不合己意，便下令删编经典，最终沦为历史笑柄。

因此，我们在面对传统文化时，就要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来分析，不能单凭直觉或感觉来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否则，就很难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社会在发展，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在发展。如果我们不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那么，就很可能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泥潭。因为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固守传统文化。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思想论文，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是同步的，但也有不完全同步的时候。当文化发展超前于社会发展时，这种先进的文化就很难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当文化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时，当时的文化就是落后的文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来审视传统文化。

比如朱熹的理学。南宋朱熹综罗百代，在吸收传统儒学、道家思想和佛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体系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将中国传统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元代将朱熹的理学定为官方哲学，这对促进社会发展、政治稳定和文化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朱熹的理学也逐渐成为保守的文化，这时的文化就需要有新的发展，所以在明代出现了王阳明心学，弥补了朱熹理学的不足。也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时代才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形态。比如哲学形态，先秦有道德哲学，汉代有天人哲学，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有无哲学，隋唐五代产生了性情哲学，宋元明清出现了心性哲学，民国时期则出现了实践哲学。这些是中国哲学在不同时代所出现的不同哲学形态。同时，这也表明，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因此，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传统文化，不应该持一种保守态度，既要批判文化复古主义，也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今日中国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扣紧《论语》，把握住孔子思想的性格，用现代语言把它讲出来，以显现孔子的本来面目，不让许多浮浅不学之徒，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套进《论语》中去，抱着《论语》来糟蹋《论语》。”（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这指导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去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而是应该在生活中去践行。

例如传统文化中的孝德。我们研究孝德产生的历史背景、孝德的价值内涵、孝德的方式等，这当然很重要，也很有必要。但是，如果只是去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而从来没有去践行，那么这样的孝，就很难落到实处，就很难产生实际效果，甚至还可能产生愚孝、伪孝、假孝等现象。如果是这样，这不仅不能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孝文化，反而会误读甚至扼杀传统孝文化。

再如忠德。它是古代“八德”之一，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尽己”。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朱熹：《论语集注》），概括了忠德的基本内涵。在传统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精忠报国的忠德行为，但也有许多愚忠、伪忠和假忠的行为。如果我们不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去看待忠德，就很可能把忠理解为政治上无原则、无条件的服从和盲从。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说：“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论衡·艺增》）一个人研究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思想论文，就往往把研究的对象说得言过其实，“称美过其善”；一个人讨厌什么，就往往将其讨厌之物说得十恶不赦，“进恶没其罪”。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能过度抬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也不能过度贬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而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

王充塑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这个论断也适用于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先进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瑰宝，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

作者简介：

欧阳辉纯，广西医科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文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科研团队学科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特聘教授兼永州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贵州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地方实践推动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特聘研究员，云南省道德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儒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主持国家级和省厅级社科基金项目8项。在《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孔子研究》等重要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参编教材教辅10部，出版学术专著7部。荣获“全国素质教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