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的自由创新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司马相如的自由创新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司马相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王 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并且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奋斗历程，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贯穿着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家园”①，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文明古国，能够得到持久长续的发展，与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包容性的中华文化密切相关。

司马相如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不仅有极大的文化成就，在语言文字、政论及政治活动、音乐美学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在蜀文化的发展史上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司马相如勇于追求自由，敢于创新的精神，包容开放的心态及其强烈的爱国情怀都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一、司马相如的自由创新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数千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②，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五千年文明的延续，不断地克服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与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自强不息，坚持自由创新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汉赋名家辈出，司马相如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即一代辞赋创作的宗师，还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③，对司马相如有极其崇高的评价。中华民族具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传统，这不仅构筑了中华民族不断进取的内在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持续动力，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司马相如作为两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辞赋作家，他的作品体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他提倡“自得于内”和“得之于心”，他的这种自我意识，独立的自由创新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不无关系，用道家哲人的话语来表述就是要做到“自然”，才能创作出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杰作，要求创作者既要有雄放的气魄和杰出的才华，同时必须要做到与时俱进，有锐意开拓和增强审美创作的创新意识。在司马相如的创作作品中，“能看出其深受道家思想中‘个人’与‘自我’观念的影响。与庄子‘法无贵真’和‘原天地之美’的思想追求一脉相承。其热情奔放、神思飙发、自由不羁、个性张扬等可见庄子的神髓；其纵横的才气、豪放的气势、 宏大的气魄又颇得庄子散文的神韵”④，司马相如由此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确立了汉代大赋的创作体制和创作方法等重要方面，而且他的作品对两汉的大赋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汉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仅如此，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在其辞赋创作的实践和论述中，对辞赋的审美创作，及其如何表现的过程都进行了不少探索，并与自己在赋作中所表现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起来，从中体现出他对汉赋创作的独到见解。

司马相如秉承了巴蜀人的奔放不羁的精神，具有崇尚自然、不拘礼法、个性张扬的性格特征。据史书记载，司马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思想论文，吴庄忌夫子之徒司马相如的自由创新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如见而说之， 因病免，客游梁”⑤,司马相如勇敢地遵从自己内心的兴趣和志向，辞官游梁，同时他又具有强烈的入世思想，也希望能建立功名，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但是他并不为世俗所约束，反而是有着独特鲜明的个性和文风，“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⑥，从中可以看出他创新进取、坚持个性，不追求权力的特征，体现了道家传统文化中的自我意识。

二、司马相如的包容开放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体现在崇尚仁爱、坚守正义的为人之道，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司马相如的自由创新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观念，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等诸多方面。司马相如的诸多辞赋紧扣时代主题，摄取社会风貌。不仅自由创新，还体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开放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这与司马相如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司马相如自幼在蜀地长大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思想论文，四川虽然是一个内陆盆地，山区和丘陵纵横其间，古时巴蜀盆地道路险阻，崇山峻岭，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勤劳智慧的先民们对外的开放和包容热情，巴蜀先民在千百年来创造了极为厚重的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先秦时期，古蜀国就与中原商周文明和南方的荆楚文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秦灭蜀后，大量的中原移民来到了蜀地，蜀地在秦代时虽然文字典籍被毁掉了众多，但自古就有蜀人好文的记载，有成书于西周的《山海经》，据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称，其中《海内经》四篇、《大荒经》五篇都是蜀人所作。春秋中期，鳖灵王蜀，必然也为蜀地带入了荆楚文化。春秋末期，孔子弟子蜀人商瞿传《易》学于蜀。早蜀文化得以繁荣与秦徙六国豪侠及其罪人入蜀，带入异地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比如程郑和卓氏等工商业者，发展了巴蜀的经济。吕不韦的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杂家之学传入蜀，其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带入了大量的秦文化。

而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可见其多处都有引经据典，从中可以看出，他曾经熟读诸如《五经》《庄子》《楚辞》《山海经》等多种古籍，说明了这些古籍在蜀已经早有传承。可见蜀地在文翁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文化发展，才能产生像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们从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与《上林赋》中能够看出，它们紧扣时代的脉搏，直接或间接地歌咏了大汉王朝无与伦比的声威，呈现其别开生面的大一统格局。司马相如描述的大汉王朝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经济繁荣，从中可见当时大汉王朝的辉煌灿烂的美景，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的盛世景象，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浓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三、司马相如的爱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爱国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将家与国比作为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司马相如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为了维护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的，他写了《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文，向汉武帝提出安定西南边疆的诸种建议，为西南边疆的各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表现出了其杰出的政治才干。因此，司马相如又被称为汉代的“安边功臣”，由此名垂青史。

《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作为两篇流传千古的政论文，是司马相如爱国情怀的重要体现。《喻巴蜀檄》中对中郎将唐蒙受汉武帝委任，开通夜郎道，在蜀“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⑦，当地的少数民族百姓有可能发生地方动乱，檄文安抚巴蜀人民“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发军兴制”之举，“皆非陛下之意”，说朝廷本意乃是为了解决西南夷地区“道路辽远，山川阻深”的不便，才下令开通夜郎道。老百姓们无须不安，从情理和利害等诸方面晓喻巴蜀人民，从而安抚了蜀地的百姓，夜郎道也得以开凿。

《难蜀父老》文则据理反驳了朝廷大臣和蜀中父老的“通西南夷不为用”的说法，从客观形势上阐述了开通西南夷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西南地区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两篇，司马相如准确地表达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经营边陲四夷的决心，并成功地说服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朝廷进行合作，不仅为开发西南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同时也安定了民心，受到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汉武帝时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仅如此，司马相如还两次出使西南夷，受命在蜀为中郎将，深入到当时的邛、笮、冉、斯榆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奔走联络，使蜀地各部族都受朝廷的统一命令，进而得以相互信任，拆除部族之间的关隘，疏通道路。沟通了汉王朝与西南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西南夷道路的开凿也促进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兴起，并进一步发展了汉王朝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中国发展的文化根基，它包括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知识智慧和价值追求等多个构成维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社会现代转型进程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对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作用”⑧，中国古代文学属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文化精神，彰显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作为汉代文学大家和政治家，司马相如的自由创新精神、包容开放的心态，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薛庆超《习近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2期。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③《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④李天道《司马相如独立自由之审美精神》，《西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⑤《史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⑥《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⑦《史记》中国传统文化道家思想论文，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⑧《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议》，《西部学刊》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