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 花朵与立鸟挺立写实的艺术创作

三星堆文化 花朵与立鸟挺立写实的艺术创作

苏宁/文图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鸟形器与鸟形装饰，如巨大的铜鸟头、铜立鸟，陶器（包括礼器）上的鸟形装饰、纵目神像和铜像的鸟形装饰，尤其是金杖上双鸟和双矢射鱼所标志的王者形象。无论是礼器、神坛、神树，还是金器、玉器中的鸟形纹，陶器中的鸟形器，勺、柄、酒器，鸟在三星堆器物中是主要题材，鸟的造型在三星堆文物中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复杂多样，蔚为大观，完全可以证实三星堆鸟图腾崇拜的存在。

花朵与立鸟

具象写实的艺术创作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号大型神树，修复后可见其三层伸展开的树杈呈宝塔形矗立，所有向上的树枝上均有花朵，而花朵之上均有立鸟。这些铜立鸟鹰嘴状、尾上翘、尾羽镂空，一个个玲珑有致，生动逼真。2号大型神树上也有立鸟，造型相似，但体型更大，鸟展开翅膀，向天眺望。另一件小型神树上有10个花朵和立鸟连体像，十分精美。

在三星堆文化中，鸟崇拜的反复出现与对天的崇拜有关。在古蜀先民的神灵谱系中，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巴蜀地理环境多山，且多为高山，山脚海拔较低，山的绝对高度高，顶天立地。天气阴霾，能够通天的神灵就是鸟和树，能在天地之间行走、挺立、飞翔。因而在蜀地最具有神圣性质的神灵首推鸟。鸟之上最大的神就是天神。对天和天命的崇拜，正是中国神道观念的基础和核心。古蜀先民已有神道设教的思想，三星堆发现的鸟是天命崇拜的证物。此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太阳轮，反映在古蜀先民的意识中既有自然之天、哲理之天和神话之天的含意，更具有一种精神观念。古人借自然现象探取神谕，鸟的飞翔给他们展示了无限的可能。

花朵和立鸟的造型无疑是三星堆的独创，古蜀先民的神灵崇拜，表现在对永恒的惊叹、祈祷，反映在对太阳的信仰之中，因为这些神物正是永恒的化身。从太阳轮、玉琮等器物可以看出，古蜀人将天体观察的感觉和神话的想象融为一体，乃至太阳轮等器物也用天的型制铸成。在神话思维的拟人化类比作用下，太阳被想象成生命存在，日出与日落与生死有了关联。中国神话宇宙模式的核心就是日出日落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神树是沟通天地的天梯三星堆文化 花朵与立鸟挺立写实的艺术创作，鸟是神树上的信使。《山海经》称日出有许多名词，如“扶桑”“汤谷”“甘水”。《山海经·大荒南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个十日诞生的神话与三星堆有关联。三星堆出土大小通天神树，神树本身是天梯象征。鸟从日，鸟与神树，均是神话宇宙观的古老遗存符号，鸟崇拜则与商始祖契由鸟化身的神话有关。在三星堆文化中，鸟崇拜与日崇拜是相通的。三星堆鸟崇拜的特殊地位，是这一神谱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多重信仰因素，是三星堆神灵系统的代表性器物。

花朵与立鸟还反映了蜀人对自然神灵精怪的祭祀与崇拜。三星堆出土了较多手执祭品向神灵献祭的青铜人像，包括铜兽首冠人像、跪坐人像，还有用头顶尊向神灵献祭的铜人像。从数量、质量及摆放的中心程度来看，可印证有对鸟、羊、龙代表的动物神灵和金面人头像代表的祖先神的祭祀。而对自然神灵的祭祀，正是对超人间的自然物与自然力崇拜的反映。鸟的崇拜反映在对山河之高峻雄奇的敬畏之中，其具体表现在对神灵、神山、神树的精美塑造之中。如鸟形器，鸟形颇为抽象，大眼、鹰喙、颈细长，鸟尾两侧各饰以双列云雷纹，颈、腹前有一列长扉直达尾尖，扉上饰有羽。花朵上的立鸟是其缩小版，种种鸟的特征一样不少，一样不马虎。鸟与花朵的黏合，更见蜀人创作上的大胆，想象力的丰富和艺术手法的灵动。

鸟兽合一

神秘抽象的“物我混同”

三星堆青铜器等器物中人兽合一类型数量很多，其中重点是人鸟合一，主要见于鸟形器中。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六鸟三牛尊、四鸟四兽罍，都是鸟兽合一的经典之作。四鸟四兽罍腹部四兽四马三星堆文化 花朵与立鸟挺立写实的艺术创作，鸟形与雷纹、夔龙纹、兽面纹相互衬托，制作异常精美。鸟脚人像虽然人像的上半身及鸟的尾端残断了，但其比例协调，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出土时裙裾及鸟身纹饰上甚至还涂有朱砂、彩绘。其造型与纹饰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

多种动物特征集合于一体的神灵形象，其造型与商代青铜器兽面纹的基本母题相似。鸟形纹、鸟像、鸟形器和用于镶嵌神灵或巫师铜像的鸟形挂件，往往是集多种动物样貌的形象。三星堆的鸟形器、鸟形纹，其形象大多都不是现实中鸟类的，而是一种集多种特征于一体的神灵形象和鸟的形象。其怪异的特征如羊鸟合一、羊龙合一等，与神话文献记载相似。《山海经》中关于神的记载共有45处，累计116种神，除6处19种未提及人形面貌外，其余39处累计97种神均有鲜明的人形特征或人兽合一的形态及面像。羊鸟、羊虎、龙鸟、人神合一，不一而足。《山海经》描写的这些怪异形象，有不少在三星堆器物中得到印证。

三星堆人兽合一的鸟形纹、鸟形器，强调的是神与自然万物（包括人类）之间的血缘关系、“化生”关系，形象既具象又抽象。这种化生孕育的关系，使人与神、人与万物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境界。《列子·黄帝篇》说:“太古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会而聚之，训而受之，同于民。”“太古神圣之人”是指早期原始社会人类群体。人能和禽兽语言相通三星堆文化，交往无碍，这不正是“物我混同”混沌的原始思维特征吗？其作用是借助大自然的威力达到某种震慑。鸟形纹常与饕餮纹、雷纹相伴，可以作为某种佐证。同时，也有另一个目的，使某一类动物的灵魂不会随着形体的死亡而死亡，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神祇和动物神获得永恒。这类鸟形器、鸟形纹显得怪异、神秘、抽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礼器上的鸟

自由的象征

三星堆新发现的三号坑铜顶尊跪坐人像三星堆文化，上部方尊嵌有鸟形装饰挂件；四号坑发现有令人瞩目的鸟形金饰片，带有凤凰、孔雀般的典型尾羽，美轮美奂。这些礼器上的鸟形挂件大多是抽象的、变形的，具有象征性。而铜尊、罍上的装饰鸟纹、挂件、立鸟，在一、二号祭祀坑就有发现。

尊、罍、神坛、神树是祭祀神器，饰之以凤鸟，这也是殷商的做法。这一点《周礼》有记载。《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象尊以象凤凰。”众所周知殷人盛行鸟图腾崇拜：“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当然不是一般的鸟，有人解读为凤凰，郭沫若曾说：“风为天帝之使，而饰之以二犬。”可见凤凰一类玄鸟所代表的，是被赋予神圣“天命”使命的鸟。以鸟饰以尊、罍等重器，增添了它的神圣价值。三星堆鸟崇拜具有与殷商相似的因素，又存在差异。李学勤先生曾提出商文化经长江流域通道，反溯长江而传入古蜀文化区的推论。其中最大的差异体现在鸟的作用，巴蜀的鸟作用更为突出，并常常与礼器共同作用。三星堆文化、江浙良渚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均出土有带鸟纹的玉琮，而金杖上刻鸟纹则是三星堆独有的。

考古界认为，礼器所供奉之地为宗庙场所，而宗庙正是这些祖先亡灵降临的寄居之所。因此，可以说鸟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观天行为很好的象征物。巫师通过刻有鸟的礼器所进行的宗教活动使其通天地三星堆文化，其目的是要达到与天同样永恒的生命，模拟古人理解的宇宙来设计和掌握现实人生。

对神灵的崇拜源于人类对生命生生不息的信念，相信生命不死，灵魂存在。生的欲求以及由此带来信仰的神圣情感，与美的意识相通。美的意识正是深切的情感启示的结果，古蜀先民将这种情感通过鸟崇拜具体化。

从鸟形器、鸟形纹的分布情况来看，鸟崇拜是古蜀产生时间最早、包括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领域。在古蜀先民看来，大自然充满神秘，超出他们的理解，对于无法证明、无法掌握的事物，人类总是将其归于神奇的力量主宰，整个世界是布满神灵的世界。但从相信神灵存在到崇拜它们，还有一个过程。鸟崇拜实际上是对自然力的崇拜，是原始宗教的最初形态。古蜀先民在最初的审美观念中，要给自然现象做出解释以确定它的意义，把自然的东西改变为精神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自由极为有限，而鸟则是他们从自然中获取的最自由的象征。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艺所资深研究员、神话研究院副院长、四川省美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