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生成源头是上古夏初的巫史文化传统

儒家文化的生成源头是上古夏初的巫史文化传统

首先，儒家文化的生成源头是上古夏初的巫史文化。在广义萨满文明视野下，不同地域的巫文化分化共存，随着历史的发展巫文化会又衍化生成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

就中国古代而言，同属于巫史文化内部的存在北巫巫礼传统和南巫巫道传统。

北巫由巫到礼、释礼先归为仁，随后又衍化生成巫礼，最后形成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

南巫则由巫到神道、神道又先衍化成巫道，最后再生产传统的道家与道教思想。

因此无论是儒还是道，其本体都有广义萨满的虚无、自由与体仪的特点。

在巫史文化之笼罩下儒家的核心智慧，人们以乐舞娱神；在巫祭语境下,古巫诵唱神谱、族谱。

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为保持宗教的传承性，不但逐渐萌生出文献意识，而且也推动了文字的创制，使口传文献能逐渐过渡到向文字文献。

为服务于宗教祭祀，作为群巫之长的氏族首领很早就在氏族内部开展乐教，这种乐教传统在夏商周三代不但一直保存，而且不断发展。

夏代尊重巫觋和占卜，崇敬自然天命；商代尊神事鬼，先鬼后礼。此时，巫的特点是“巫政合一”，巫言既是鬼神意志的代表，也指导着国家的政治行为。

到了周代，巫史的特点“尊德尚礼”，周公不但制礼作乐，而且使传统乐教发生了温和的人文转向，最终实现了从"巫史合一"到"巫史分离"的转变，为传统礼乐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因此，周代不但乐教发达儒家的核心智慧，也产生了丰富的乐教文献。

依据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与原始萨满教的传统，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都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

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统一是有机的生命体，而"人"的原初心性则是虚灵的明觉，即广大无际又可以含摄融汇自然万物。

因此不单道家，即使是儒家儒家文化的生成源头是上古夏初的巫史文化传统，人也是可以与宇宙自然和熙融洽、天人贯通。所不同的是，孔子就提倡"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达成天人合一、物我同体的审美域；而孟子则主张"仁民而爱物",，在"仁心"中万物也可以以本来面目向人类开放。

也就是说，儒家的核心是"人"与"物"生命相接、气息相通，统一还原为一个"天人合一"的生命体。在此过程中，人一方面守“礼”，一方面因守礼而有“乐”。这就是“礼乐文化”的由来。

特别是自春秋以后，伴随人的地位的提升，以及鬼神信仰的式微，礼乐体系呈现出庙堂与民间、天命与人生、理性与感性的多重断裂、神性退场与理性凸显彼此互渗，并达到某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就叫“中庸”。

以周代礼乐为题材的出土文物(如绘画、服饰、陶俑、日常器皿)中所表现的，当时人们在进行祭祀活动时，表现的主题逐渐由赞颂天德向高扬人德转变，其呈现出的也是由"人化"礼乐替换"神化"礼乐，以及现实艺术功能论替换神秘艺术功能论的总倾向。

因此直到春秋末期，熏染于周公礼乐教化的卿大夫阶层，在立言不朽之价值导向下所搜讨、整理、诠释传统文献，其中大部分也是如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平实与优美。

因此，孔子才会说“三十而立儒家的核心智慧，四十而不惑儒家文化的生成源头是上古夏初的巫史文化传统，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儒家的最高境界是对“守礼”的“从心所欲与“不逾矩”

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才对中华文明“外宣儒术、内用黄老”，以及晋对佛教的吸收，宋代理学对于天理、道统和心性之论的探讨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与底色。

所以，理解儒家的关键是“情”与“乐”而不是什么“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