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秋拍预览|继承与创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

嘉德秋拍预览|继承与创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

继承与创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四唐国军【专题名称】思想政治教育号】G2【复印期号】2008年05【原文出处】《广西社会科学》(南宁)2008年02期第180～183【作者简介】唐国军，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广西南宁唐国军（1963—），男，广西全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内容提要】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教化”学说的理论基调来自对西周传统的继承和改造、创新。表现为：从人性假定上寻找教化的本原；从价值之源——天道与人道关系的探究上，确立其理论的合理性依据；从“变”与“不变”的辩证政治实践中标举“更化”主张，为其“教化”学说用世开辟道路；从政治理想的“终极关怀”或最高目标——“大一统”的要求出发，综合利用内修与外化相结合的“内圣外王”之道，最终实现其“止于至善”的“平天下”的根本目标。词】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设计/理论基础［中图分类号］G40－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08）02－0180－04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礼制传统的继承与以道德教育为主体教育的目标来源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是“大同”世界。

关于“大同”，《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嘉德秋拍预览|继承与创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美好的伦理关系实现为前提的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它在孔子时代就早已逝去。因而，孔子退而求其次为“小康”之世。（一）“从周”与从德。在孔子看来，“小康”之世正是刚刚离去未远的西周体制。《札记礼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未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是儒家学者心目中的“三代”圣王，他们治理天下的施为，被儒家视为治世之楷模。在“三代”圣王中，孔子尤其看重的是周代的文治。

故《论语八佾》中，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周”是孔子政治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和终身不渝的追求。西周政治的根本在于其以夏、商两代为鉴，从夏、商得天命又失天命的客观事实中，认识到“天命靡常、惟德是辅”[1]道理，从而强调“明德慎罚”的治国方针。所谓“明德”就是要扬善统治者的美好道德，以己身为榜样，为民之表率；要爱护民众，对民众实施教化，满足其基本生活所需。西周统治的这一指导思想为孔子所继承，成为其政治设计的直接资料之源，“明德”的统治者正是孔子理想政治实现的保证者——“君子”人格塑造的原型。西周不仅强调“德治”，更“制礼作乐”，制定出一整套包括国家政治制度、社会规范及人们行为准则在内的内容庞杂的礼制。而礼制的核心在于保证以血缘为纽带、以分封制为主体的宗法制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贯彻实施，礼的本质则是遵循等级制度。这一思想也为孔子所完全继承，并将其归纳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领性治国原则。到西汉董仲舒时，则更进一步将其发挥为“三纲”学说，成为历时两千年官僚政治的不变“天道”。（二）“德治”与仁学。孔子的政治理论设计之源基本是周制。他以儒者治国平天下为“志”，面对已经“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的社会现实，也对周制进行了在继承前提下的改造，从而创造了“仁”的概念，作为其政治学说的核心。

孔子关于“仁”的表述很多，学者们对其本质的把握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其根本的在于两条：一是“仁者爱人”，这是对西周德治学说的继承和修正；二是“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对西周“礼制”的承继和深化。其核心仍然在于“君子”的修身和道德修养，这是儒家政治“内圣”的基本要求。当然，“内圣”的目的在于“外王”。因此，“仁”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修身养性。《论语宪问》就曾记载，“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嘉德秋拍预览|继承与创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许管仲为“仁”，说明其对仁之政治功用的极端重视。孔子本人怀抱治平之志周游列国，寻求政治理想的实现之路西周有儒家思想吗，为后世儒家开启了一条“内圣外王”之道。追求治平，追求大道之行是儒者“外王”的壮志，而修善品德则是“圣王”的修身理想。以内圣开出外王的儒者治国途径设计，正说明了孔子极端重视以“修身为本”的西周治道的继承与弘扬。二、“性相近，习相远”：人性假定与教化的本原人性是一切政治设计的出发点。对于人性认识的导向，决定政治设计者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根本途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认识到人的差别在于“习”的区别，因而特别强调“习”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仁是内在于人的心性之中，《论语述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因此，习也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爱人的仁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这是儒家君子以“修身为本”的教育途径的根源。（一）“性善论”与孟子教化观。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其以“性善”为本的人性假设，更为儒家“教化”观增添了浓厚的理论色彩。孟子假定：人具有先验的善性。在《孟子告子上》中，他指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由此出发又提出四个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为此，他仍如孔子一样，强调每个人从自身修养做起，修善自己的道德。君子成德，将仁义礼智的道德善性从人的心中扩充开来，推己及人，即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4]的人道——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民众教育的“亲民”（教化）之道。这是由人的本质——性善所决定的。孟子认为，政治之道就是为人之道，为人之道就是仁义之道，仁义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就是孝悌之道，孝悌之德则直接来源于“教化”。

因此，《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从为人之道推演出以教化为核心的治国之道正是孟子政治设计的基本逻辑。（二）“性恶论”与荀子教化说。荀子则与孟子相反，他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伦理道德观念都不是天生而来的。《荀子性恶》中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因此，必须以“善德”去教育和引导他们，改变其固有的“恶性”，从而养成良好的品行与德性。“化性起伪”是荀子思想政治教育学说的基础。荀子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他的“能群”，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高级动物。《荀子王制》：“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 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认为，人所居住的自然环境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决定了人们之间 的争夺混乱，本质上体现出一种“恶”的本性。圣人们正是为了纠治人性趋恶，保证人类的生存，才通过“积累虑，习伪故”的 自我主动的心性修养，创制了礼义法度。《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然则礼 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因此，圣人之制定礼义制度，目的在于“化性起伪”。用“礼治”纠正人的恶性。显然，荀子更 多地继承了孔子礼治的思想，从人性本恶的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教化”原则的必要性。 （三）“性三品说”与董仲舒的教化设计。董仲舒批判地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指出人性有性、情 之分，有善、恶之分，从而更强化了儒家以教化为本而使人致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之道。 在董仲舒看来，人性有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其中，“圣人之性”是极善的，“斗筲之 性”是极恶的，这些极善、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没有代表性，没有普遍意义，故都不能叫性，能名性者只是“中民之性”。所 谓“中民之性”，是指除“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外的占绝大多数人的“万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指出“万民之 性”“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善”。从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把 “性”看作是人的一种天生的素质，有经过教化而为善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依靠教育。《春秋繁露实 性》：“中民之性„„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善，教训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为性。”总之，董仲舒认为，民性 未善，待教而为善。这就为儒家教化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后世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神道设教”：天道、人道与“明人伦、致忠孝”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设定 从周代开始的“天”为政治设置之源的思想一直延续至汉唐、宋元明清，并日趋成熟，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设计的理论根 基。在理论上，儒家所反复论证的“天命”、“天理”等概念一直具有上帝般的威慑力。孔子虽“罕言鬼神”，但《论语》中仍 列举了其敬天的言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丘之祷久矣”，等等。儒家的“天”就是“天理”， 就是天所规定的人间宗****理关系。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理论论证了“君权天授”、“三纲五 常”的人间社会秩序。他在《春秋繁露玉杯》中强调“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是古今不变之道，因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 天”西周有儒家思想吗，“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要求人们对于儒家的“王道”政治主张怀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热切的政治信仰。这种伦理的天 的理论设计中，亦包含着儒家自认为合乎天德的政治理想成分。 天理既是人伦的体现，则作为人伦之本的“三纲五常”自然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明人伦、致忠孝”则是其 学说的既定目标。

孟子第一次提出人伦即是人的五种社会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 董仲舒则把“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绝对化、神圣化，把它建构为“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为保证“三纲”之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落实，董仲舒逻辑地推出了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事君有忠的臣， 事父尽孝的子，事夫顺从的妻。“忠”、“孝”、“顺”这三种道德规范，直接与最高政治原则紧密相连。在这三者之中， “孝”是基础，移孝作忠是目的，其实质是强化家族的宗法统治和君主权威——这就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体现。 为确保“三纲”的落实，董仲舒还强调，儒家政治教育必须推行“五常”之道，即“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 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6]。因为，在他看来，仁的教化功能在于使受教育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7]；义 的教化功能是让人们树立“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礼的作用是使人民“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有所让 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8]；智的作用在于使人能“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 终”[9]；信则被儒家视为“进德修世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

如上所说，“三纲”是匡正王朝统治的人伦尊卑、主从关系的主体伦理规范，“五常”则是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二者紧密 结合，其根本则在于使人“明人伦、致忠孝”，安定社会秩序。这也就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三纲五常”学说自从 被董仲舒系统化、理论化以后，就成为我国传统社会中道德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以及民众教化的根本导 四、“更化”：权变之术与教化的实践途径儒家“更化”思想在荀子的“法后王”学说里，已开其端，董仲舒则继承了荀学的精华，结合汉代政治形势，适时提出“更 化”主张，使儒家思想从政治理想变成政治实践。董仲舒认为，在治国的政治原则上，作为纲常伦理层面上的“三纲五常”之道 是永远不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继治世者其道同”[10]，但在具体政治制度上，则“继乱世者其道变”，即使是“继 治世”，新朝建立伊始，也需改正朔，易服色，“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11]。他认为，“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 大贤不能善治也”，汉朝得天下已70 余年，“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12]，关键就在于没有“更化”。 “更化”的根本在于“复修教化”，包括以教化为核心的改革弊政、改正朔、易服色、重新受命等一些具体政治制度的变 更。

关于教化的实施，董仲舒认为，首先要充分认识教化的极端重要性，教化之成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兴衰。其次必须实施教化 的机构和制度。董仲舒主张，要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育机构：“立太学以教于国”，培养治国的贤人君子；“设庠序以化于 邑”，对民众施行社会教育，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的。要以各级官吏为民“师帅”，担负起教化的职责：“今之郡守县 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要在基层广置“三老”和“孝弟力田”，为民表率。要建立一套礼乐制度，使人民可以遵 守。因为，礼可以节制人民的行为，乐可以陶冶人民的道德情操。 五、“大一统”：思想政治教育内修与外化的终极目标 孔子以“从周”为其政治理想，主张复礼，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张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亦 即恢复周天子一统天下，统一于承天命的“余一人”之身份。孔子认为，这才叫作“天下有道”，才是理想的政治格局。孔子的 这种思想为后世的儒士所继承并加以发展，甚至成为儒士们“杀身成仁”的思想信念之支柱。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在这一 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大一统”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通过君子修身和民众教化所要达到和极力维护的“平天下”的理想局面。

其实现的途径 便是“内圣外王”之道。首先，儒家认为周易专业网，个体的道德完善，尤其是治国者的修身成德，是政治教化得以运行的首要前提。《孟 子离娄上》：“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因此，治道 必须从作为统治者的君子的自身道德品质的完善开始。故《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忧也。”因此他强调，君子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做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 焉”[13]。惟其如此，才能造就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圣”之境，才能为“教化”天下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君王仁政德治，推“内圣”而“外王”，实施“亲民”、“教化”，是完善儒家平天下理想的的根本途径。儒家认 为，治运行的关键在于以君王为核心的治国者的行为。因此，在施政方面，君王要为政以德，任用贤能德良之士，实行保民养民 仁政，确定人们的社会地位，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荀子君子》：“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 也。”君王要节用爱人，使民以时，易其田畴，薄其税敛，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是实施教化使民乐于接受的前提。

在具体的 教化实践上，儒家认为，君王要以自己的行为西周有儒家思想吗，引导民众践德向善。《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上好礼，****莫敢不敬；上好 义，****莫敢不服；上好信，****莫敢不用情。”《孟子离娄上》中孟子亦言：“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 正。”因此，君王自身道德的修养完善，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化作用，同时也是人道在社会中得以运行 的重要保证。 由此可见，从“君子”之“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的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之路，正与其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以及内圣、外王、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相一致，体现了其政治理想与教化思想的高度统一。这即是儒家一以贯之的道。 ［收稿日期］2007－10－28 【参考文献】 孟子滕文公上[Z].[6][10][12] 汉书董仲舒传[Z]. 董仲舒．春秋繁露制度[Z].[11]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Z]. [13] 论语学而[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