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比较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比较

大家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并使得中西文化的比较成为一种“显学”。这种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元素的比较，比如西方某个文化元素，我们有没有？

原因何在?二是思潮的比较,如中国与西方有哪些相同或相异的文化思潮,其背后有没有共同的规律?今天我要做的,既不是元素的比较,也不是思潮的比较,而是一种结构性比较,是想从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入手,来比较一下中国与西方在“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文化结构”等方面的异同,借此向大家请教。

儒家和道家支持中华民族传统心理结构的说法不应该有太大的异议。而在西方,没有儒、道两家,我找来找去,在早期希腊文化中找到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并认为这两种神灵崇拜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具有结构性意义。

大体说来,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崇拜都是父系社会后期、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诞生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相比较而言,狄俄尼索斯可能比阿波罗更早一些,因为它的崇拜仪式中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逝去不久的母系社会的追忆与留恋。根据研究，参加酒神游行的人基本上都是女性。

她们在特定的时候身披兽皮、头戴花冠,吵吵嚷嚷、疯疯癫癫,完全沉浸在一种感性的肉体的陶醉之中。“希腊人以野外纵酒狂欢的方式来尊奉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此期间,女性崇拜者们通宵达旦地一边跳舞一边狂叫。”在这个活动的高潮,不仅会出现狂欢酗酒、**游行之类的行为,而且还有生吞活剥鹿、牛等残忍的举动。

古希腊是文明的家园,令人心向往之。为什么偏偏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会出现如此非礼无法的行为呢?为了解开这一谜团,大哲学家罗素曾有过一番推测,他说:

就像许多快速文明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其中一些人，对原始事物产生了热爱。对他们来说，理性令人厌恶，道德是一种负担和奴役。这就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与行为方面引向一种反动。

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在那个进化得很快的男权社会里,希腊城邦中受压抑最深的,是那些没有公民权力、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财产保障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据说是来自色雷斯的一种宗教很快在希腊平民中,尤其是妇女中流行了起来,这种宗教就是狄俄尼索斯崇拜。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祭祀活动有点类似于所谓的“宣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不断摄取物质能量,物质能量转化为生理能量,生理能量转化为心理能量,心理能量在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要寻求释放。如果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得不到释放，总是处于抑郁状态，就会出现精神疾病等问题。

对一个人和一个社会来说都是一样的。然而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比较，另一方面，在文明社会中，这种带有反文明色彩的信仰活动却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在希腊后期，特别是进入罗马时代之后，终于正是进止了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

尽管狄俄尼索斯崇拜被压抑，但其心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宗教，即阿波罗崇拜。与不羁的狄俄尼索斯不同，阿波罗庄严安静的身躯闪耀着智慧。据说阿波罗有一种超凡的智慧。他可以控制人们的未来。

看过希腊悲剧《俄狄普斯王》的人们都知道,在著名的得尔福神示所里(),有权威的男女祭司可以在一种精神迷狂的状态中获得阿波罗那神圣的预言。可以说,阿波罗的崇拜方式与狄俄尼索斯完全不同,它用理性的“升华”取代了感性的“宣泄”。

“升华”这个概念也来自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看来,当人的原始欲望因不被社会接受而得不到直接“宣泄”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即将其“升华”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例如从儒家和道家不同的人生哲学层面分析中西文化的异同，一个男人如果喜欢一个女孩却没又追求她，他能做什么？

就像但丁。写一本书。(笑声)

因此，太阳神和酒神是从同一个现实生活中分离出来的两种对立的宗教情感。叶秀山先生认为:“如果说,阿波罗神是光明、智慧、理智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神则代表了玄暗、野性和放纵。

”这两种相反的心理驱动预示着西方人的“民族心理结构”在古希腊出现了**:一个极端是理性,一个极端是感性。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与西方不同梅花易数，中国古代没有对酒神和赫利俄斯的崇拜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比较，但我们有道教和儒学。像酒神崇拜一样，早期道家思想与母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老子》一书中有很多抱阴守雌、崇拜女性的内容,甚至有人认为,最早出现在金文中的“道”字,实际上是一个表征“胎儿分娩”的象形字。我们还知道,“母”字在《老子》中出现过很多次,但查遍全书,却只有一个“父”字,而且还是**的“父”。我们更知道,老子所崇拜的理想社会,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小国寡民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为什么你想回忆和怀念母系社会？显然，这是出于对父权制社会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不满。因此，道教与酒神崇拜一样，反对礼教对人的制约和控制，主张回归愚昧、无欲、无我的原始状态。

究其原因,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屈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所以,他们要反抗对人的异化!

然而，与那些酒神崇拜者不同的是，道教对文明的反抗并没有走向放纵的极端。道家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求得一种精神的慰藉,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物我两忘的境界;而不像狄俄尼索斯崇拜那样,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通过生吞活剥牲畜等行为,在人对自然的破坏中去证实人的感性存在。总之，道家有一种感性的追求，但并不像酒神那样极端和过分。

相反，与日本神灵崇拜一样，中国的儒学倾向于维持现有文明的父权制。如果说日神崇拜的出现,是为了防止纵欲妄为的酒神行为;那么儒家信仰的出现,则是为了反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它们所维护的是一种有等级制度的父权文化。

所以,同主张“牝常以静胜牡”的老子不同,孔子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儒家也同日神崇拜一样,注重理性的探索、精神的追求,有着超越感性个体的形而上倾向。所以孔子才会留下“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

然而，与对太阳神的崇拜不同，原始儒学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并没有将人的感性存在与宇宙的起原联系起来。儒家讲究“爱人”,主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儒家只是要把人的感性生命提升到一个社会的理性人的水平,把人的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历史的无限过程之中;而不像阿波罗的崇拜者那样,去涉足神秘的彼岸世界。

所以,孔子不去研究“怪、力、乱、神”等超验主宰,而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简言之，儒家追求理想，但并不像太阳神那样极端和过分。

与“民族心理结构”相对应,西方的“民族文化结构”也出现了感性和理性的两极化倾向,在感性的方面,是体育;在理性的方面,是科学。

无论是在文化结构中,还是在文化观念上,“体育”在中国与西方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你问中国人为什么做体育运动，他们可能会说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说是为了为国家赢得荣誉。

但在西方人看来，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更是为了国家荣誉。归根结底，体育是对人的感性能力的探索和**，是一种身体上的陶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量人的感性能力的东西,无论危险有多大,代价有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

谁都知道,奥运会的第一个项目是点燃圣火,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点燃圣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古希腊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中,一些手持火炬的运动员从起跑线跑到宙斯神庙前的祭坛前,谁跑得最快,谁就有权点燃祭坛上的圣火。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

原来在古希腊的宗教观念中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它可以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不占用任何时间;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从这一点跑到另一点,必然要占一部分时间。从这个一意上说，花最短时间的人是最接近上帝的人。同时，他在这个维度上也代表了人类身体能力的极限。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我们才能够理解西方人的体育精神,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拳王、一个球星、一个田径运动员,在西方人眼里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如果我们今天去欧洲，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椭圆形建筑。第一种是在意大利的罗马或维罗那等地的古罗马的建筑残骸。这是人和人、人和野兽搏斗的“竞技场”:

场内的奴隶在厮杀,看台上的贵族在狂叫,这无异于一场变相的酒神仪式,一种被限定了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份的狄俄尼索斯表演……

在今天的南欧,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地,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种椭圆型建筑,那是人与牛搏斗的地方,叫做斗牛场。我们或许还记得,早在狄俄尼索斯的游行活动中,就有生吞活剥鹿和牛的行为。在这里，这个细节被进一步扩展和仪式化。

通过一番表演和搏斗,勇敢的斗牛士在观众面前将猛牛活活刺死,看台上的人们在欢呼呐喊,同样进入了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

最后，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种椭圆形建筑是足球场。(笑声)为什么足球运动是人类第一大体育运动?在我看来,并不像电视上那些侃球“专家”们所说的那样,由于足球是一种艺术,而是因为足球是一种最剧烈、最具有生命勃发力的运动。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狄俄尼索斯色彩最为丰富的机芯。毫无疑问，足球运动员需要有高超的技术，但在他们尽力而为、直面大门的时刻，他们的技术已经内化为生活。他不是凭着技巧去踢球,而是凭着本能去踢球的,从而进入了一种感性生命的癫狂状态!

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电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真正的球迷们不在家里从从容容地欣赏那些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重放镜头,而偏要挤到人山人海的球场去“**”比赛了。

在理性方面，西方的科学活动与阿波罗崇拜密不可分。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点是完全符合几何学概念的,而要对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和推论,就必须首先将对象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即设定“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直线”和“只有位置而没有面积的点”的概念。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格拉斯等人对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感兴趣呢?

回答只能有一个:日神精神。一个明显荒谬而又意义的传说告诉我们：

毕达格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显然,当年的毕达格拉斯不可能预想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人类会进入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但其超越现实功利的努力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功利效果,这便是科学的意义所在。

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曾这样说道: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

实际却并非如此。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于科学，为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因为他们的心渴望探索浩瀚宇宙的可怕奥秘。

与阿波罗精神相比,儒家讲究“经世致用”,而将对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排除在“实践理性”的视野之外。这种强调理性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倾向，客观上限制了中国纯理性的发展和纯科学的动力。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笨手笨脚，但一旦理性的翅膀被实用的铅锤绑住，就很难飞得很远

报告作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按照你的说法,岂不是说西方文化处处优越,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了?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继续研究下去,就会发现,一种文化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一种文化的长处,就是它的短处。

我这么说也许会受到来自相反方面的质疑:在历史上,西方人不是也曾留下伟大的艺术作品和工艺成果吗?怎么能说西方的艺术和工艺不如中国呢?

其实，当我说西方的工艺美术不如中国的时候，我的艺思是，首先是对他们精神的偏颇追求。正像西方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所承认的:“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

”大家知道,以“摹仿说”为理论依据,古代西方人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他们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惟独忘记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我们知道,巴尔扎克是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中反映的内容甚至超过了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我们的许多学者也谈到巴尔扎克有多伟大。然而从儒家和道家不同的人生哲学层面分析中西文化的异同，在我看来，历史只是历史，知识只史只识。毕竟，文学不是统计学或经济学。 它的历史和知识以及审美价值是两类。

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喜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但丁的《神曲》,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歌德的《浮士德》,反正我不喜欢!

\(掌声\)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作品都很深刻呀,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懂!然而在我看来,懂不懂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喜欢不喜欢才是一个美学问题。《红楼梦》深刻不深刻?

当然深刻!然而曹雪芹却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在作品中**什么“生存呀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笑声)用艺术来承担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的任务,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但也可能正是它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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