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一、儒家的道德原则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条目规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

第一是儒家的“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仁”也就是像爱惜自己一样爱护别人，如同作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别人的孩子。就信仰、理想和理性而言，“仁”，就是无时无地地具有善念。“义”，则是将善念不失时机地付诸行动之上。“礼”，则是要求人明白是非曲直之理，然后做到以谦让为本，可守道德规范。其前提是有文化，有教养。“知”，则是明白自然变化之理、社会与人生消长之道。而以“温、良、恭、俭、让”为本，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智慧。儒家的“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是获得智慧的根本途径。“信”，是“五常”核心。儒家的最大的信，体现在孔子所说的中忠恕之道里。孔子在《论语·里仁篇第四》中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忠信，是忠于天理，用现代的话，就是坚信科学道理，忠于公共道德，忠于地上万物和谐共处的道理。孔子的忠信，来自《易经》三才之道，是“仁、义、礼、智”的出发点、终极目的。所以孔子说：“自古人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

第二是儒家的“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同“五常”一样，“五伦”的哲学来源，在理论上只能从大道之门的《易经》中寻找。孔子提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君臣共同配合，担当起国家的重任。孔子核心理念是祖述尧舜之道。至于中国周朝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而扭曲儒家“君臣”理念应该维持合理关系，则是另一码事，而不该归咎与儒家。而父子关系，是家庭的第一关系，只有父慈子孝，“父子在困境中团结一致”，社会上的每个家庭才能繁衍不息。而兄弟关系，只有相互尊敬、爱护，才能携手共进。夫妇关系，则是恒久的互助关系。家庭解体或家庭出现的不能或无力互助的变故，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等于失去了幸福之所和避风的港湾。“无伦”关系的核心则是朋友关系了。无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需要以朋友关系为参照系或标准。人和人之间，只有以朋友关系相互对待，才能心心相认，两情相悦。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维持其乐融融地相处，不仅仅是幸福的原则，也是道德原则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就是儒家的“五德目”，是指“恭、宽、信、敏、惠”。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来，以礼节对待守礼节的行为，为“恭”。儒家的倡导的“宽”，是以“苍天大地一样包容万物”的胸怀，包容他人、他家、他乡、他国和其他族类，体现了伟大的仁爱胸襟。儒家倡导的信，如同四季周而复始，在变动中守信，因此能成为家国的中流砥柱。儒家倡导的“敏”，就是自继父志，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不仅仅体现一个家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一个民族坚持坚忍、奋发图强的意志所在、梦想所系、未来所托、成就所依。再就是儒家倡导的“惠”。崔觐曰：“人说，忘其劳死，而后可散之以征役，离之以家邦。”.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与人同呼吸共命运，是最大的恩惠，也是最大的仁爱。《论语·雍也篇第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惠则足以使人。’”

第四是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这是儒家安身立命之本，全切命名为“五本”。“温”，就是容民蓄众，仁者应当以温和来包容他人，不可以苛求是非，锱铢必较。“良”就是亲近他人，仁者应该与人为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归结起来，就是“亲吾亲以及人之亲”。“恭”则如上所述。广义上，我们不仅要恭敬他人，最应该恭敬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让”，也就是谦让。与人交往而不知退让，不知道何时会如同踩到老虎尾巴。礼仪规范的在人心中的发端，就是谦让。

第五是儒家的“忠、孝、廉、耻、勇”。这是对优秀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人格道德规范，我们全切命名为君子五节（也为有觉悟、有担当的社会精英的五种节操）。（1）这里“忠”是“恕”的根本。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只有忠于自己的良知，才能持之以恒，才能坚忍不拔，才能勇于担当。（2）只有孝敬父母，才能恭敬尊长，才能继往开来。（3）只有廉洁，才不会陷于“小人喻于利”，才能做到“君子喻于利”。（4）廉平的品格，不仅仅是爱国诗人屈原的特质，也是儒家所要塑造的君子人格。耻辱感，体现的是人的非之心。公民如果没有是非标准，社会不会公平、公正。中有公民有是非之心，社会才会公平、公正。（5）一个公民，没有廉耻，没有勇气，就不能担当民族的使命，更不能成为一个团体或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故而《中庸》云：“知耻而后勇”。

第六是孟子的理论是对儒家五常的继承和发展。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所言，可归结如下：

（1）“富贵而不能淫”，就是孔子说的“富而好礼”，对应着《易经》中的“嘉会，足以合礼”。

（2）“贫贱不能移”，也就是孔子说的“贫而乐道”，“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对应着《易经》中的“利物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足以和义”——贫贱而守利益和道义之间的关系。

（3）“威武不能屈”，对应着“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4）“此之谓大丈夫”，对应着《易经》中的“贞”，“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

只不过孟子阐述的次序是“礼”、“义”、“仁”、“智和信”。

二、儒商的道德智慧

儒商是将儒家理念应用到商业或企业活动中的特殊群体，它与儒家学者、儒家官员的理念相同而职业不同。古有陶朱、子贡、白圭，后有徽商、晋商、淮商、闽商、郴商等儒商商帮。儒商的特征是：（1）注重跟人文化修养；（2）诚信经营；有较高的道德操守；（3）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4）儒商有超功利的追求，对社会发展有崇高的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儒商的主要标志是在商业或企业活动中可守儒家的“五伦”。

第一，儒商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作为最根本的交往原则。理论上，“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就会引起争端、争讼甚至战争。儒家的仁道，就是向善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向善和行善的起点，而“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则为心怀歹念和作恶的发端。俗语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儒商反其道而行之。只有为商不奸，商业才有生命力，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基础。作为商人，如果不恪守“仁道”，就是“皮质不在毛将焉附”。所以儒商的第一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仁道”。

第二，儒商以“互利互惠”的“义举”作为行动指南。只有“互利互惠”才能在社会成员之间实现互助。只有互助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才能共同受益，只有共同受益，才能使得商业活动长久。反之，如果为商片面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会渐渐导致无利可图，无利可化，最终还会剥夺所有既得利益。孔子说：“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 所以儒商的第二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义举”。

第三，儒商以“公平公道”的“礼节”作为道德行为规范。众所周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三大纪律中就有“买卖公平”原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仅不是买卖公平的原则，倒是商业掠夺行为。而强买强卖、制造高端战争武器，不仅不是儒家倡导的公平原则，倒是强盗的商业原则。《易》：“劳谦，君子有终。”为商的道德规范，不是不劳而获，而是通过劳动获得应得的报酬，体现的同样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有社会公民恪守“公平公道”的原则，社会商业活动才能兴盛不衰。所以，儒家维持商业繁荣的第三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礼节”。

第四，儒商以“服务意识”和“忧患意识”并举原则作为智慧准则。首先，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顾客是上帝的理念，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商业上的第一智慧。《易》曰：“有交方有利”。生产或销售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能服务对方，人家那里会成为你的产品对象？如果生产或销售出来的产品，没有人需要，结构必然是赔本的生意。所以服务意识，不是商业活动中可有可无的原则性问题。其次，作为商人，如果对自己的事业没有前瞻性，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是无以为继的。虞翻曰：“巽为商旅，为近利市三倍。”巽为出入，为变动不已。商业不总是在风平浪静中行进，而是常常在大风大浪中求生存。作为商人，不仅对自己的企业要有忧患意识，对自己的国家都需要有忧患意识。不仅仅弱国无外交，弱国更是无利可图的。因此“服务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个看似浅显的道理，却是儒商需要牢记的智慧之本啊！

第五，儒商“打造品牌，发展商业信徒”，体现的是以“信”为本的往来原则。世界有五大宗教，分别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宗教的维持，靠的是“信”。而能维持商业活动长盛不衰，靠的也是“信用”。所以，产品的质量，是保持和发展商业信徒的根本。如果商家的产品出了问题，为商者就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德国、日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广泛的影响力，靠的是他们的产品质量。所以，儒商要想打造商业品牌，商业帝国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

三、弘扬儒家文化和培养儒商品牌的必要性

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角度，判定儒家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定：（1）理论价值；（2）道德价值；（3）教育价值；（4）和政治价值。

第一，就理论价值而言，时至今日，西方关于道德伦理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因为，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康德所构建的理性批判哲学，始终没有实现将伦理学与自然哲学有极地结合到一起，从而形成能够规范人伦理道德的哲学理论。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无论是《论语》、《大学》、《中庸》还是《孟子》，都是一门以《易经》为蓝本的根植于宇宙学基础之上的伦理学。儒家传统哲学，从来不是简单的形而下学，而是以严谨的形而上学作为其理性基础的。

第二，就道德价值而言，西方自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其所谓理性上枪毙了上帝之后，事实上就是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信仰的可靠来源之后，因此将人的理性作为道德的至高点。到了黑格尔，为了回避康德枪毙上的所用“二律背反”之意工具，提出了所谓“绝对精神”，而这个“绝对精神”，是将人同现实割裂开的“绝对理性”和“绝对自由意志”。纵观黑格尔哲学，几乎没有涉及人伦道德原则以及对人类幸福关切。

于此相反，儒家哲学理论，自始至终地结合现实社会，充满道德价值、人文关切和对幸福的合理期盼。

第三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就教育价值而言，儒家哲学对培养人的德行而言，是臻于郅治的理论。孔子认为，人生而无知，所以必须接受教育。教育人首先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然后逐渐地修身、向善、富有智慧，最后成为一位有觉悟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虽然我们在科学教育上，暂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从历史角度，在道德教育领域，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

第四，就政治价值而言，儒家哲学对培养国家的后备干部而言，具有积极重要的战略价值。我们不该回避的问题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干部队伍的道德素质出现了问题。如果苏联的干部队伍不是道德上出现了问题，怎么会因为美国的拉拢、策反、颠覆、瓦解就能解体呢？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儒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能相互贯通，又能相互补充。

儒家强调“本立而道生”，“君子喻于义”，有责任的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儒家讲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这些都是衡量人道德品质的重要内容。孔子祖述尧舜，和我们现代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培养有德行、有操守的国民和干部队伍而言，儒家哲学思想是世界范围内在伦理学上的无以伦比的首选。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我们有责任重拾儒家文化，有义务将它弘扬传承，这说大了是民族的事，说小了则是我们的人生获取自身价值，获得社会肯定的关键。”[1]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进程中，经济的背后是产品，产品的背后是企业，企业的背后是科技，科技的背后是教育，教育的背后主要道德教育和能力教育。教育就是培养贤能，只有贤能才能管理好国家，只有贤能才能甘心为国家奉献付出。纵观世界有影响力的企业，其经营理念是离不开儒家的“五常”之道的。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强大，首先是贤能队伍的强大，然后才是是工商业的强大。从本文“儒商道德智慧”角度而言，维持我国的经济增长，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转型，用儒商的理念培养后继人才，是刻不容缓甚至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总之，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实践、弘扬、发展、促进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