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价值观的两个“仁”与“礼”

儒家价值观的两个“仁”与“礼”

这个问题，涉及对儒家核心价值的认识。儒家价值观最核心的东西有两个：“仁”与“礼”。孰为重？不同学者、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有不同观点。

一、孔子：仁重于礼

孔子推崇仁与礼，但仁在孔子眼里应该是更本质一些。

礼，据说是周公所创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到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礼所规定的具体制度规范，已不可能再应用于社会实践。人们开始寻求礼背后蕴含的精神实质，礼逐渐与仪脱离，而成为文明的象征。

孔子明确把仁规定为礼的内在价值，强调外在的礼制必须以仁为内涵，否则只是形式而已：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仁与礼以外，孔子还提到过其它许多价值观。如他曾以圣与仁并举：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圣才是孔子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子贡问他“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算不算仁的时候，他说：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可见，圣的境界是连尧、舜达到都有难度的，遑论普通人了。仁与礼则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当然也很难），所以他谈论的重点在仁与礼。他又曾以仁、智、勇并列，说“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以知（智）、仁、庄、礼并列 ；以孝、悌、谨、爱、信与仁并列 ，等等。但这些价值观念在孔子那里都远不能和仁与礼的地位相比。

二、孟、荀之争

孟子继孔子之后，将仁发挥为仁政，作为他的政治主张；又大大提高了义的地位，以之与仁并举，故有“孔仁孟义”之说。

孟子把仁、义、礼、智四者连用，并认为四者皆发源于人心：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另一处，他明确指出，四德是人所固有的：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他认为，统治者能够不失其赤子之心，发挥人之善性，便可达致仁政。

荀子则于仁、义之外，特别强调了礼：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

他认为，人们的思想、生活、交际、治国都要遵行礼：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故他最为重视礼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又把仁、义、礼、乐作为一个贯通的价值体系，指出：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

荀子认为，仁、义、礼是相互倚重的，但礼更为接近道。

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吸纳了法、墨、阴阳各家的思想，对儒家价值观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提出“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汉书•董仲舒传》），“五常”的提法遂为后人广泛接受，影响甚大。

王充也讨论过五常之道，对五常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认为：

五者各别，不相须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礼人，有义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礼，礼者未必义。（《论衡•问孔》）

他的结论是，五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汉代以后，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逐渐下降，释、道则在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风头超过儒家。直到宋代，儒学再次复兴。复兴的过程也是理论重建的过程，这其中必然要涉及到对儒家伦理体系的阐释与整理。李觏与朱熹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最具代表性。

三、宋代的争论：李覯vs朱熹

1、北宋学者李觏以礼的概念整合了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他指出：

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曰乐、曰政、曰刑儒家思想的仁和礼儒家思想的仁和礼，礼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属矣。曰仁，曰义，曰智，曰信，礼之别名也。是七者，蓋皆礼矣。

可见，李觏所说的礼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仁、义、智、信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关于礼的来源，李觏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李觏指出，礼产生于人类的自然需要：

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

李觏设想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人们完全依靠自然界来抵御饥渴寒暑，但自然界不能提供足够的物品满足人们的需要。后来圣王出现，教会了人们种植农作物、饲养畜禽、烹制饮食、缝制衣服、制造器皿、建造房屋宫殿等，使人们摆脱了饥渴寒暑的威胁。

满足温饱之后，人们还需要过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因为“夫妇不正，则男女无别；父子不亲，则人无所本；长幼不分,则强弱相犯”，“君臣不辨，则事无统；上下不列，则群党争”，“人之心不学则懵”。于是圣王又教导人们结成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等社会关系，并为维护这些关系而规定了婚姻、孝悌、朝觐、庠序、宾客、死丧、祭祀等仪节。

这一套的礼制保证了人们安定有序的社会生活。而为保证人们遵行礼制，乐、政、刑等制约机制就成为了必要。乐是音乐，包括乐器和音律，其作用是引导人们遵守礼，“人之和必有发也，于是因其发而节之”。政即政府及其管理制度，其作用是督促、强制人们遵守礼。因为人们长久地处在“大和”的状态下，必然会在守礼方面出现懈怠。圣人于是“出号令，立官府，制军旅，聚食货”，通过政府管理行为督促人们守礼。刑即刑罚儒家价值观的两个“仁”与“礼”，其作用是惩罚性的。如果人们不遵守礼，又不听从政府的号令，那么就要动用各种刑罚进行制裁，因而刑也可以看作政的延伸而从属于政。乐、政、刑三者都是为维持礼的运转而设，是“同出于礼而辅于礼者也”，因此李觏以乐、政、刑为礼之三支。这些可以说是礼得以产生的客观方面的因素，或曰社会生活基础。

举凡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要素，包括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国家机器、法律制度、道德原则等诸方面，都被李觏纳入到了礼的名下。外延越广，内涵越少，故李觏说：

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

李觏对礼的这种阐释，被韦政通先生称作“膨胀性发挥”。韦政通先生认为：

在中国思想史上，以礼作为建构思想的准据，并把礼的功能作膨胀性发挥的，先秦的儒家中有荀子，宋明新儒家中有李觏。李觏是儒学复兴初期，第一个使礼占一重要地位的人物。

李觏用经过“膨胀性发挥”的礼，把仁、义、智、信这些价值观念统一起来；但它们在礼的框架中处于最高层，所以李觏又把它们作为与礼的同等层次的概念，称其为“礼之别名”。

2、朱熹：仁、义、礼、智，“仁无不包”

朱熹对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梳理，也是在一个大的体系中展开的。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太极、理、气等概念为核心，建立起了一个庞大而又精致的理学体系，说明宇宙生成、社会发展、天地鬼神、心性情意、伦理道德等几乎涉及人类文明所有方面的问题，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超过李觏。

朱熹认为，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所谓太极，并非是在万物之先有个独立的物，实际上太极就是天地万物之理。由理生出气，“有此理，便有此气流行发育”。理和气的关系，既相互区别：

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

它们又互相依存：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朱熹在论述儒家价值观体系时，既用四德（仁、义、礼、智）说，也采五常（仁、义、礼、智、信）说。无论四德还是五常，朱熹都是以仁为最重要者，如他说：

以先后言之，则仁为先；以大小言之，则仁为大。

又说：

百行万善摠于五常，五常又摠于仁。

朱熹写过一篇《仁说》，专门解释他对仁的看法。他认为：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

人之心来源于天地之心，人之心是天地之心的反映，故两者有相同的结构。天地之心为“坱然生物之心”，则人之心为“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天地之心有四德，即元亨利贞，元统摄其它；天地之心四德的发挥，表现为春夏秋冬，而春之“生气”贯通四季。相应地，人心有仁义礼智四德，仁包含其它；四德的发挥，就表现为爱、恭、宜、别之情，爱即恻隐之心包含其它。由此，仁、义、礼、智四者，“仁无不包”，可以用“仁”来直接描述人心，正如孟子说的“仁，人心也”，举一仁而四德都包括在内了：

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可见，仁作为道，是贯通天地与人之心的。人得之于天地，先天具有，如果能够体察之、保有之，则“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朱熹认为，这是孔门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的原因。

四、仁、礼之间：社会治理思路的不同取向

今人看来，仁、义、礼、智、信（或者更多的传统道德观念）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儒家思想的仁和礼，并无多大现实意义。笔者更多认同王充的看法：各种道德价值观念之间并无实质的联系，毕竟价值观念的判断从根本上取决于主体。而且，两人所用的方法主要都是类比论证。无论他们将价值体系归于礼或仁，都经不起现代逻辑的认真推敲。但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分析、辨疏，可以窥见儒家内部关于社会政治思想的不同理路、取向。

孔子重仁也重礼。礼代表的是外在的制度，仁则是内在的德性。不过仁的价值更为本质一些。

孟子发展了孔子重仁的一面，并把人性作为仁政的源头儒家价值观的两个“仁”与“礼”，认为发挥人性之本善即可行仁政。

荀子则发展了孔子重礼的一面，强调了外在约束的重要，隆礼重法。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成为法家的代表，从学术思路上讲，也是其来有自的。

到了宋代，在儒家思想内部继承了荀子理路的，自然非李觏莫属，正如朱熹接续了孟子的理路。

这两派对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不同归纳，体现的是儒家内部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

本文作者写朝闻道写作社群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