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讲清楚”：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

“四个讲清楚”：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

【《四说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学，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孔子、儒学，是了解中华民族民族特色、了解当今中国精神世界历史渊源的重要途径。”儒家思想的形成背景广阔，体系典型宽广，发展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树。这棵树，枝繁叶茂，生命顽强，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文明。把握儒家的共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天下为公”与中国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

2500年前，孔子创立了儒家思想。孔子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对前几千年文化的继承、总结和浓缩改进。孔子“先人形容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文化创造，站在当时的历史制高点。梁漱溟说：“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几乎都在孔子手中；孔子之后的中国文化几乎都出自孔子。”

与许多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追求社会和谐、人心和谐，向往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古代三代礼制的得失，都是因为革命。西周初期，确立了周朝的礼乐，确立了社会的基本规则。孔子向往的“周公治国”，“甘甜有文”，形成了“大道行天下，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在他心目中的“大同”的世界里，人选贤惠，弘扬诚信，培育和谐；

孔子的“天下为公”观是指人的公共道德意识和公共意识，强调人的社会存在。只要人们有社会联系，这种追求就不会也不应该改变。儒家重视人性和人的价值，考虑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的关系，致力于处理人心与道、人情与人义、天与人欲的关系。

孔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今天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梦想。有梦想就可以创造，敢拼搏，善于团结，不怕山不怕路。 “天下为公”是人生的方向、社会的方向、人类的道路、世界的道路儒家文化做人的智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源泉。

2.“以德治国”与社会规则意识和管理规则

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有社会管理。在孔子的心目中，治国如驾车，驾车马必“以道而行”，尤其是治国之道。孔子说：“人虽多，但不以道治之，则不能为暴君。”在这里，“暴君”意味着强大，“国王”意味着伟大。领土越广，人口越多，需要的信仰和信仰就越普遍。 《周礼》六官中，有“屠场官成道”、“司徒官成德”。当时，人们特别重视董征管事，立正大义，化民为俗。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对政治家来说非常重要。周朝强调崇德保护人民，孔子更提倡以德治国。

儒家特别注重社会管理，尤其是管理者的素质。在孔子看来，“以德治国”就是“以义治国”，他的方法简单明了，就是用君主的正义来引导社会的正义。孔子认为义没有错。各级管理者要努力“改正”，以身作则。

儒家是君子之学，是要培养能明辨是非、知荣辱、敢于担当、敢于领导、有大格局的社会精英。孔子告诫统治者“子欲为善，百姓为善”，力图让他们明白“民俗与草根”的道理。一个“君子”应该是德与位相配，是德与位的统一。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该是高尚的人。这是中国绅士文化的精髓和精髓。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干部是领导，学校是家。干部有政治道德，教师能讲道，学生“想天真”，长期做事，默默润物，就会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孔子说：“人之大，政之大”，他说：“君子是民之言，言之对，则何为错。”人性在于政治，孔子强调正名，这也是一个上下效的问题。治理在于正名，在于让人们遵守规则和规范，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以德治国”就是“以礼待国”。礼具有化解猜疑、调和变迁、化解纷争的作用。儒家礼教文化博大精深，使中国成为最礼尚往来的国家。礼“以国定社粮，命民，利后”。很多文庙都有“礼门”、“义律”门和广场等建筑，表明人们要依道行事儒家文化做人的智慧，理性行事，要求人们按章办事，按规矩办事。这对国家治理和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3.“推己及人”与个人价值观和修炼方法

“每个国家都有法律，但没有必须执行的法律。”所以，孔子说：“人不仁，怎么礼？人不仁，怎么高兴？”和谐与和平的保证。瑞士著名哲学家孔汉斯在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时特别注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两点：一是人文主义，即孔子所说的“仁”；另一个是孔子在人文主义史上确立的第一条黄金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教导人们要修身养性，建立忠诚和信任“四个讲清楚”：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特别注意自尊和他人。孔子的“道”是“始终如一”，曾子说的是“忠恕”。孔子认为，真实世界来自于“太乙”、“分天地”、“然后万物有灵”的转化，进而有男有女、夫妻、父子、君臣，上上下下，然后“礼节不对”。处理这些对立的关系，需要有忠诚和宽恕的方式，需要有“一”的思想，需要修养自己，推动自己。

儒家讲究“人性”，希望衍生出“爱与尊重”。孔子说：“爱和尊重是他们统治的基础。”人有爱有敬，才能孝顺父子； “敬从始”认为修身要从家庭做起，修身要从孝道做起。儒家的“仁心”和“崇敬观”，就是“爱”和“敬”的问题。三国时期，魏国人刘绍在《孝经》中说：“爱为上德”，“敬为重中”。学说的本质。儒家思想的这些特点，对于人的道德修养，尤其是对青少年是非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

4.“性能两用”与人生行动计划与思维指南

儒家特别重视中道。孔子说：“抓住它的两端，为人民所用。”它是一种道德准则和一种思维方式。 “中用”意为“用中道”，即“用中道”或“用中道”之意。孔子所说的“中”是“中”，是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调整的。中庸之道的本质是有“经”与“权”之分，中庸之道是指人们在生活方式上不断改正的过程。

人在天地之间，应该效法天地之道。 《易周书》云：“天道在左，日月西行。地道在右，水道东流。人道还在。中间，还有耳朵、眼睛和心脏。”又曰：“天道曰吉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因此，孔子强调：“民间礼节，故亦为管中”。 “以礼规中”，同时“以罚教中”。儒家讲究德治，但从不忽视“刑罚如何帮助道德”的问题，所以孔子说：“刑罚不正，百姓不知所措。”

在《时代与中国》的哲学中，中间的标准是得体、理性、礼节。 “世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没有什么不可能”，二是“没有什么是错的”。换句话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是否“正义”。可见，“中庸之道”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处世的准则，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孔子晚年喜欢《易经》“四个讲清楚”：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他写的《易经》特别注重“时”和“变”。孔子的中庸之道追求中立的境界，使人不拘泥保守，不偏执偏激，使人与时俱进，不自满，体现了儒家和儒家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历史总是在发展，在“盈亏”中前进。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中庸之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儒家在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包含了中庸之道的思想，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智慧。作为一种修行或自我教育的方式儒家文化做人的智慧，中庸强调真诚和固执。儒家中道思想以人为本，以人性为主体，使个体发展与社会和谐相协调。这是社会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中庸之道是一种进步的哲学和一种和谐的哲学，而中国儒家精神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染上了中国人的生活底蕴，包括我们的价值观、信仰和民族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女。

（作者：杨超明，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孔子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