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当代政治儒学民观研究新方向”

“生民——当代政治儒学民观研究新方向”

2016年，在北京大学“儒学重光”学术座谈会上，我作了“生民——当代政治儒学民观研究新方向”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生民——当代政治儒学民观研究新方向”，随后也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生民”研究的关注。我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政治发展的得失，关键都在公民二字，公民思想推进了西方政治发展，同样，公民问题也引起了西方政治乱像。西方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公民理论基础上的，这决定了他无法靠自身解决公民理论中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在中国智慧，准确地说是中国传统的生民政治思想。也正是基于此，我把生民作为自身毕生研究课题，并建立了生民书院，用于研究、弘扬传统的生民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003年，《政治儒学》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也带动了学界对政治儒学问题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政治儒学的研究范围已经不局限于《政治儒学》一书所提出的范畴。

政治儒学论题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儒家的外王问题，其最初是为了应对港台心性儒学的不足，尤其是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不足。民国时期，学人受儒家内圣外王说的影响，特别是西方逻辑学的影响，希望从内圣之中推到出外王，在儒家人性说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推导出民主政治制度，但这样的努力注定很难成功，因为儒家的人性说是性善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则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人性恶的状态下，因为矛盾冲突才会达成契约，并互相监督，而人性善的状态下，作为善之代表的圣人是完美自律的。因此，牟宗三在他的《政道与治道》一书中认为，虽然从人的良知中推导不出民主制度，但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儒家也希望国家越来越好，对于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善治的民主制度是不会反对的，甚至能和民主制度和谐共生，虽然不能从良知中内生民主制度，但可以把民主制度坎陷进去，通过这种坎陷的方式来实现儒学对民主制度的吸纳。

这个理论提出后受到了不少批评，蒋庆对“良知坎陷说”也作了批评，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不能从内圣的角度去推导出外王，而要从儒家已有的政治智慧中去寻找外王的资源，他找到了公羊学。

现今，从传统儒家政治智慧中去寻找解决今天理论难题的资源，去寻找构建一个新的儒家式政治体系的资源，已经有不少学者在做。除了公羊学外，学者们还借鉴传统的礼学，从礼学中寻找现代法治建设、宪政建设的资源，还借鉴传统的民本政治、仁政，甚至是三纲五常思想，从中寻找富有启迪的智慧。

政治儒学研究中“民”的缺席

儒家的传统政治智慧，为解决今天的理论难题，提供了很多资源。不过，在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于政治儒学的研究思考，侧重于宏观的问题，比如政治制度的建构、国族国教建构等，学者们比较关心儒学在所建构的这套政治制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而对于政治制度体系的基础——“民”的问题——则缺乏应有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些学者，在他建构的理论中，“民”还是一种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民”，而不是权利主义、独立自主的“民”，而这种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意义上的“民”，和我们今天通行的民之观念一样，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利益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

二是照搬西方的公民理论，缺乏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自身“民”之理论的研究。有些学者不是没有关注到“民”的问题，但他们基本上都接受西方公民理论的那一套传统儒家生命智慧对社会，没有想过要研究儒家的“民”之理论。有的学者虽然意识到了公民理论与中国文化、儒学的差异问题，但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在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强势价值、强势观念的冲击下，只能被动接受，这样导致了自身理论的很多不足。

比如儒学公民、公民儒教两个概念，是由东西方两种概念结合而成传统儒家生命智慧对社会，内在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中山大学教授郭忠华认为，这两个概念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异，儒家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集体或者家族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公民文化是一种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如果以儒家文化为本体，以个人权利为补充的话，这种公民观念很可能会强调集体和共同体至上，同时以一定的个人权利作为补充。如果把公民文化作为“本体”，而把儒家文化作为补充的话，那将形成一种以个人和权利至上的公民观念，共同体、义务等观念作为其补充，这种公民观念比较接近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公民传统。郭忠华认为，儒家公民摇摆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之间。

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虽然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概念，但却不具有普世性的外延与内涵，我们都知道，公民理论在西方也不是单一的，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对公民都有自身的理解，而且差别很大，甚至在何为善这样的核心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如果我们照搬西方公民理论的话，我们又该照搬哪一种公民理论呢？另外，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公民理论有多元化、民族化的趋势，公民理论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结合起来，才能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所接受融合，以其为理论基础建构的政治制度才能最大程度的获得稳定性。

“生民”研究的时代意义

在对先秦典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生民”这一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当我们将“生民”与“公民”进行比较后，其价值的重要性，对政治儒学的自我完善以及儒学复兴的重要性，将会得到更加凸显。

“生民”的独特涵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民”是一种具有独特政治内涵的“民”，这种独特性集中在民的地位、君民关系上。从先秦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民”除了“生民”之外，还包括“黎民”、“庶民”、“下民”、“小民”、“平民”，之后还有“草民”和“臣民”。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民”之概念和“生民”的最重要区别在政治地位上：“生民”的“民”是天生的，和“君”一样都来源于天，而且君是为民而立的，而其他类型的“民”都是君主制中的“民”，有些甚至是卑称，缺乏“生民”那样的政治涵义。《荀子》记载，“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左传》记载，“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这些原始文献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大一统的封建君主制国家建立之前，中国古人对于“民”之地位的认识和我们今天的认识很接近，君是因为民而产生，并且要为民负责，要利之。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认为，“作为天所生之子，生民都是平等公平的存在。…生民没有自治能力，因此天子为天所立并被委统治之任，天子的权力是为了安定天所生生民的生活而得以被天所委任的，其权力的行使也必须均一、公平。”

第二，“生民”是一种具有独特心性内涵的“民”，这种独特性集中在民与天的关系上，民是天生之民，其身上具备天生之性。“生民”由两个概念“生”和“民”组成，其中的“生”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生民——当代政治儒学民观研究新方向”，表征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价值观和发展观，而这是“公民”概念所不能具备的。西方的“公民”建基于人性恶，而“生民”的天生之性则是儒家的性善论。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为生民立命”中，“生民”包含特有的哲学涵义，“民”的身上有天生之性，这种天生之性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的“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兆光认为，“为生民立命”表示“理学家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充分自信，他们相信，重建以道德和伦理为本原的思想秩序，可以使人们重新确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与蒙昧与野蛮划清畛域，获得有价值的生活世界。”这种有价值的“生活世界”是建立在“天命之性”基础上的儒家的“生活世界”。

第三，“生民”是一种具有独特公共政策诉求的“民”，这种独特性集中体现在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要实行生民之治，润泽生民。“生民”之“生”，除了是“天生”、“生生”的涵义之外，还指民众的生存、生活和生计，这里的“生民”就是“民生”，而关注“民生”则是政府的天赋职责，因为政府的产生是为了“利民”。儒家的“生民之治”、“生民之道”在关注弱势群体生活上类似西方的福利政策，都要求通过政府干预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但相对于西方福利制度遭受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不同，实施“生民之道”不需要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去寻找理论支持，因为在“生民”理念上建立的国家具有保障弱势群体生计、生存的天责。我国理论界在与西方辩论人权时，相对于西方主张的政治权利来说，更关注生存权、发展权等社会权利，其实在“生民”的内涵中，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是本身就具有的，且两者同样重要。

从以上分析来看，“生民”具有丰富的含义，且作为一种政治学与儒学的研究来说，其又是政治儒学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政治儒学也必须从关注宏大叙事转为关注“民”的问题，并把“民”作为建构政治体系的基石。“生民”是儒家本有的概念，做好“生民”研究对于儒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儒学与西方民主政治的相通相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目前，国内的“生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基础性研究需要去做，还有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去解决。为了做好“生民”研究，我建立了生民书院及其网站，生民书院主要是一个搜集、整理生民资料，交流相关研究成果，促进生民研究的平台。未来，我还会在国内成立生民研究学术小组，期望对生民问题感兴趣、愿研究、肯担当的人传统儒家生命智慧对社会，一起来推进国内的生民研究。期望更多人关注“生民”，让我们一起来“为生民立命”，并以此促进儒家的“为万世开太平”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