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教授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能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哲学的有益补足

郭齐勇教授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能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哲学的有益补足

郭齐勇教授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能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哲学的有益补足

文/本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张颖妍

图/本报记者 阙道华

以一位“国家级名师”和儒学专家的身份，郭齐勇教授来与“全球通名家讲谈”的观众面对面。他选择了这样一个问题切入：在我们的社会和企业管理中，可不可以运用儒家智慧？

嘉宾简介

郭齐勇湖北武汉市人，1947年生。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师从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三教授。1984年12月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任教儒家智慧，一直到今天。现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副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郭齐勇自选集》、《儒学与儒学史新论》、《文化学概论》等。

■现场内容

郭齐勇认为，儒家之道其实就是一个做人之道、一种生命哲学，它靠我们去体验、去实践，并不脱离与凡俗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在家庭、企业、在公司的服务中，来学习和实践儒家的智慧，同时健全和提升自己的人格。

接着，郭齐勇引经据典讲起了“孔子的管理哲学”，他认为主要是体现在五个方面的智慧。第一种，是主张德政，强调道德启理，来启发此德；第二个是提倡中正平和的执政理念；第三条是强调民事权责利相符合，注意管理的层次性，和它的秩序感；第四条是他主张“举贤才，赦小过”，从民间发掘德才兼备人士，来使得各级员工“德、位、禄、用”相称；第五条，提倡“恭、宽、信、敏、惠”五种美德，来提升管理者的境界。

郭齐勇认为，儒家的管理智慧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有一个整体系统的观念，它不是一些小的技巧，而是大的智慧，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式的管理学，就不会把事情都看作是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其实都把天地人物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整体，个体是一个小宇宙，天地是一个大宇宙，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相互的感应、汇通、统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郭齐勇把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归结为三点，即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三个特点同时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进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地健康发展。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现代文明相配合，也完全可能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哲学的有益补足。

■现场问答

观众一：我们都知道现代的企业管理是建立在西方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您能不能进一步总结一下，儒家的管理智慧在这个体系当中，还有哪一些原则可以为现代的企业借鉴？

郭齐勇：我强调的是一个软性的管理，比方说《周易》的智慧，它非常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强调系统性，这个穷大这个吉凶，这个否极泰来，无不在一个系统中此消彼长。公司运作中肯定有很多的困难，在吉凶未卜的状况下，我们如何利用整个系统的观念，整体式的把握，去了解面对其他的挤压，面对我的生存之道。是不是有一个整体观、系统观、有机的观念，是我们和西方管理学不太一致的地方，他们是比较强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还有一个，中国人强调变，《易经》也强调变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另外它这个还有一个动和静的关系，在变化的过程中还强调一个通达。中国人，中医也是讲通，你要通才好，讲通，内外的通。我们如果学通了，它可以运用于补助于我们有些硬件管理的不足。

观众二：过去我们对中庸之道很有非议，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民族劣根性。但如果以儒家智慧来看，中庸之道又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境界。您能帮我们阐释一下吗？

郭齐勇：中庸之道过去我们在批林批孔时代，是把它作为一个负面的一个反动保守而又陈旧的东西。其实呢，中庸之道，这个平正之道应该是人类共识性的一个东西。在美学上儒家智慧，中庸对称平衡是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结构，同时中庸又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绝不是一个线段的固定终点。

孔子主张中庸郭齐勇教授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能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哲学的有益补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治以乎，其显能德也。”也就是最高的境界，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很难能够把它坚持下去。中庸是一个“其治以乎”，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是是不是不可及的呢？也是可及的，它虽然标准很高，但是也不是不可以达到的、高不可攀的东西。中庸的第二意思，它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处理各种事务的一个方法，或者我们叫方法学。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中庸的庸呢，从文字学上来讲，中庸的庸字有三个义项，第一个义项：它是平常的意思，庸者，常也，就是很平凡，很平常。就是我们平常的视野非常平庸，很常见的东西。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第三个义项，庸就是下面的第一部分叫做用，所以中庸也可以颠倒过来说庸中，叫使用中道的方法，叫庸中。所以庸有三个意思，从字意上说，庸者常也儒家智慧，是个常道；庸者不易也，庸者用也，中庸也许就是用者这样的意思。

■记者采访

羊城晚报：您作为从事儒学研究和教学多年的一位学者，如何看待目前儒家文化的境遇和前景呢？最近出现了种种与儒学复兴相关的文化事件，如公祭黄帝陵与孔子，读经热潮等，这是否说明儒学正在复兴？

郭齐勇（以下简称“郭”）：儒学已经淡泊衰微了百余年，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还没有明显改观的迹象。我对儒学的这种境遇有种深深的忧虑。但说到儒学的前景，我并不悲观，因为文化的连续性很强，其传承与发展不是一下子就能断绝的。生而为中国人，就必然或多或少受到儒学的影响，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所做的一些研究，就是试图努力彰显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儒学底蕴，使它由自为的层面上升到自觉的层面。

你所提到的那些文化现象，一方面说明儒学正在迎来一个自我觉醒和重新振起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碰撞、交融的今天，如何发掘儒家文化的真精神，并使之有益于当下中国人的身心性命的安顿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仍是一个需要冷静对待的大问题。那些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调节，中国实现现代化，一定是中国自身文化的复兴。我绝对肯定这种调节，中国人应该有文化自觉，我到处讲这个问题。儿童读经，市民读经，我坚决支持。我在武大办的国学班，七年制，是从武大每年进校最优秀的学生里选拔。他们专心研读国学经典，再学好两门外语，以便能够跟世界交流对话。我们的初衷，就是培养一点读书种子，用最好的老师、小班教育来培养。

羊城晚报：那您认为现在“儒学复兴”的最大契机何在？

郭：我不太赞同“儒学复兴”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大程度上是以“儒家文化崩溃论”或“儒家文化博物馆化”成立为前提的，而这后两种提法，是误解、曲解或不了解儒学的西方人或者对儒学丧失了自信的中国人的不正确结论。人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存在的家。只要世界上还有中国人的家庭与社区，还有汉语，儒学就不会消亡，传统就不会断裂。

儒学是常道，是生命生活生存之学，将人生的基本的、普遍的问题予以反思、提升，而后落实于人伦日用之中。即使那些看似高深玄妙的天道性命之学，也是由人生常道问题予以反思提升后又规范引导人生的。这是儒学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天然是儒家，儒学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会有更大的贡献。

羊城晚报：可以具体谈谈“儒学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吗？

郭：就拿我身边的人来说吧。先父是一位极平凡的人，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他是长子，十四五岁就去布铺当学徒，做生意，后来当会计，努力照顾祖父母和诸叔叔姑姑（父亲兄妹八人），养育我们兄妹七人。他经历了抗战、内战、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与文革等等历程，一生艰辛、勤劳，敬业、尽责，即使在“左”的氛围与压力下也不改变做人的原则。我们小的时候，常听他说，人活着，要有志气。这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我的父母亲再苦再累也努力把幺叔培养出来，送他上大学。我的大哥与幺叔年纪相若，父母却只能让他读中专。大哥50年代初出来工作养家，二哥、三哥陆续上了师范，都是为了协助父母供我们其他四位弟妹读书。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亲、兄姐等，都以不忍、恻隐之心关爱、接济亲友、邻居、学生、水旱灾年的乞讨者等等。家母常讲将心比心，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些都潜移默化为我的生活信念与方式。

我们做人，为人，待人接物，自然就走上积善成德的路。儒家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的理念并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在家庭长辈、学校老师无言与有言之教的熏陶下，浸润、转化为内在心性与行为的。儒者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郭齐勇教授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能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哲学的有益补足，中国人孝敬父母，注重教育，讲究人品，勤俭尽忠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儒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