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出版与出版产业的深入思考与管理水平

于殿利：出版与出版产业的深入思考与管理水平

《出版是什么》一书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全国政协委员于殿利先生从事出版工作以来思考、研究和工作经验的一个总结。此书内容分为六大部分：一是出版与出版产业，由《出版活动与人类的存在》等七篇文章组成；二是编辑与出版，由《编辑的天职》等六篇文章组成；三是营销与出版，由《这个行当让我欢喜让我忧》六篇文章组成；四是媒体融合与出版，由《数字出版“七问”》等五篇文章组成；五是文化教育与出版，由《“中国梦”必须植根于文化之中》等五篇文章组成；六是阅读与出版，由《阅读是一种责任》等八篇文章组成。全书内容丰富，论题广泛，基本涵盖了出版工作的各个方面，并将厚重的历史感、崇高的使命感与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一位出版人、出版企业领导者的渊博学识与管理水平。

坦率地说，我对于此书的内容是有所偏爱的，这就是他对于出版与出版产业的深入思考与独到见解。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历史。没有知识的创造与传播，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出版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既是文明发展的一大成果，又对文明的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作者所说，出版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出版活动影响着人类和社会秩序的毁与立，构筑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人类文明的不断累积、不断提升，离不开出版；不仅离不开，而且赖以建立。

在《出版是什么》一书中，作者还特别强调出版活动对于人性发展、人类精神塑造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美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区别文明与野蛮、君子与小人的主要标志。礼的实质历史的使命，就是彰显人性，而人性则是人存在的标志；没有人性，人就与动物无异。那么，人如何习礼？如何掌握现代知识？就是要通过学习，通过教育。没有出版，教育不可能普及，人性不可能广大。教育与出版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实质都是培养人性，就是以文化人的过程。出版通过记录和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成为人类生存、进步和延续的有力保障，同时又是人类存在的重要标志。

作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延续有两个根基：一个是文化的根基，一个是经济的根基。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和符号，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和精神纽带，没有文化，民族便无从辨识，国家将不复存在；经济是维系民族生存的重要保证，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国家都是最重要的经济体，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国家将失去独立存在的依托。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历史的使命，文化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历史表明，知识的传播、出版的兴盛，总是与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两大中心——苏格兰和法国，都是当时世界的出版中心。某种意义上说，启蒙运动本身就是图书出版和传播的运动。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标志现代出版事业发端、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历史的使命，通过其出版活动，尤其是新式教科书、一系列工具书的出版，开启民智，开创新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商务印书馆“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作出过巨大贡献，并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出版人，应当自觉地担当历史赋予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在《出版是什么》一书中，作者认为，出版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筑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二是构建民族国家的知识体系，三是奠基民族国家的道德基础。这是对出版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概括。惟其肩负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出版人在出版活动中，必须时刻关照国家和人民利益。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出版活动是人类独特和伟大的发明，是有目的的组织行为于殿利：出版与出版产业的深入思考与管理水平，其目的是传播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促进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共识的形成，即便是像有的国家是由公民个体组织构成的出版机构，也必须以维护和促进公民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利为目的和目标，而绝不是单纯的为满足个体的利益和所求，即所谓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也就是说，任何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必须符合群体利益和组织原则。”

不难看出，作者对出版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与其自身的知识背景、深厚的历史学养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出版事业的热爱。

记得有一位专家说过：“细研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历届当家人皆为不折不扣的学问家、思想家，学最新之学于殿利：出版与出版产业的深入思考与管理水平，问最应时之问。”他们不仅是饱学之士，还是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