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年谱：佛教之学多是剽窃老庄思想而来

朱子年谱：佛教之学多是剽窃老庄思想而来

据《朱子年谱》记载，至少在15岁到24岁期间，朱熹都在学佛。（《朱子年谱》卷一上）他自己也承认“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朱子大全》卷三十八）依此可见，佛教肯定影响了朱熹的思想。后来，朱子出佛入儒，拜在李侗的门下，认同了儒家的思想佛家思想宗旨是什么，逐渐从佛教中出来。对释氏之学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其批评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朱子语类·释氏》篇中，在这个语录集中，朱子对佛学展开了广泛而不乏深刻的批评。

一、佛教之说多是世人比附老庄而来的

朱子认为，佛教之学多是华人牵强附会、剽窃老、庄思想而来的，并没多大新意。他说：“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大抵多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变换推衍以文其说”，“老子先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如释氏的“六根”思想，朱子就认为这是假借列御寇的“六件”思想而来。“列子说耳目口鼻心体处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为十八戒。”（《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而诸如慧远、支道林、僧肇等名僧之学也不过是从老庄那儿来的，“如远法师支道林皆义学，然只是盗袭庄子之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熹把释氏的“空”和老、庄的“无”做了比较，他认为释氏的“空”的意思在老子的“无”里已经说尽了。释氏之学只不过是偷得老子的意思，凭处说个空是也，并没有多大的新意。“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得老子意去做经佛家思想宗旨是什么，如说空处是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佛家讲“空”，其实和老氏的“无”相去不远。

佛氏自东汉末初入中国，其时中国的老氏之学已经流行多年，这自不必说。佛氏入中国，自然要有一个入乡的过程，其与黄老之学的义理也颇相通，故而假老庄之义格佛氏也在所难免。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说：“不特如此，浮屠之教，当时既附于方术以推行，释迦自亦为李老之法裔。”朱子看到了佛氏假借老子之学，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对释氏苛责却未免落入偏颇了。

二、佛教入华后脱离了它的本旨

朱熹在《释氏》篇中，还敏锐地觉察到了佛教入华以后的其宗旨的变化，佛教之学存在着一个由斋戒之学转为义学的过程。他说：“佛氏乘虚入中国，广大自胜之说，幻妄寂灭之论，自斋戒而为义学。”（《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熹认为，佛学一开始是倾向于伦理实践，也就是斋戒，而不是玄义之学，后来，传到中国后，其义学色彩加重，也就是说开始走向了哲学化的道路，或者说是哲学化的倾向更加严重了。他认为，慧远、支道林以及僧肇的《肇论》中的“四不迁”之说，倡导的都是义学，这些都不过是“斋戒之学一变，遂又说出这一般道理来。”（《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而“道释之教皆一再传而浸湿其本真。”（《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佛教在传教的过程中，就失去了它原来的面目。

在佛教本身的发展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逐渐哲学化、玄学化的过程。据宗教史学家谢·亚·托卡列夫的说法是“早期佛教的重心在于道德范畴，在于人的伦理规范” 。也就是说，在佛教的最初的教旨中，其着重点还在于伦理上。按照《人的宗教》一书中的说法，佛陀本人并不愿意做玄学的思考，在他的教义和生活方式中有很强的实用性的色彩。佛教的玄学化和智慧化是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的而来的。其玄学化倾向的日益加重，同时伴随着的就是其对道德实践日益轻视。正如大乘佛教经典《道行般若经》中所说的，“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分布诸经教人，不及菩萨大士行般若波罗蜜多”（《道行般若经·功德品》）玄学化和智慧化的结果就是，佛教更加注重“顿悟”而非“渐修”。朱熹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直至梁会通间，达摩入来，然后一切被他扫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朱子年谱：佛教之学多是剽窃老庄思想而来，就是禅家顿悟的法门。按照加拿大学者秦家懿的看法，“朱熹似乎认识到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间的不同。”

三、佛家的“空”只是“无”

朱熹论佛家之“空”，认为佛家的“空”是比附于道家的“无”而来的。不过他认为，道家和佛家都讲“无”，但道家把“有无”做成两截看，起先是无，然后是有，“有”在道家这里尚有，而在佛家那里，朱熹认为，却全是“无”了。他说：“空是兼有无……以前也是无，如今眼下也是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万事万物，细而百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无了。”（《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认为佛家的“空”只是“无”，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佛家的“空”是自性空，但自性空不害“有”的存在，只不过“有”是假有，不是真有，“假有”和“真空”两不相害，或者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佛家极力反对的恰是这种认为“空”是“空无”、“空虚”的空观，据《大智度论》记载：“更有佛法中方广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常无。”[4]在这里，《大智度论》明确把虚无主义的空观，即恶取空，归为方广道人的观点。因而可以看出，佛家的“空”并不是虚无得什么也没有的“空”。作为一个出入释氏的人，朱熹应该不至于把握不到这一点。不过朱熹还是看到了佛家虚无遁世的一面，这种自性空的理论也就同样是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会得出诸如“终日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条丝”（《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这样荒谬的结论。

在朱熹看来，儒、佛两家都讲空，但区别就在于，儒家在空上见个实的道理，而佛家确实空豁豁的，什么也没用，他说：“释氏说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面须有个实的道理始得，若只说得我见个空而不知有个实底道理，却甚用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从空上见个实的道理这正是儒佛两家的根本不同之处。朱熹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说的，儒、佛两家其根本之差别就在于儒家的入世和佛家的出世。儒家的入世精神注定其在人伦世事上必然要落在实上，而不能将人在社会中的关系消解掉，不然人将安在？佛、道两家都认为有脱离了世俗关系的独立的主体存在，脱离世俗的关系，主体才能获得其真实的状态，但是儒家却不这样认为，儒家认为脱离于人事之外的独立的个体是不可能的，离开了人伦世事，离开了人际关系，自我根本就无法确立。自我是关系的中心，是通过与人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孔子视人的自我为一个交结点，它乃是一个生命聚会的交集处”[5]作为同是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自然承接了孔子的这一基本立场，他也不认为离开了人伦世事还有人的主体性可言。他说：“释氏合下见得一个道理空虚不实，故要得超脱尽去物累，方是无漏为佛地位。其他有恶趣者皆是众生恶鬼。只随顺有所修为者，犹是菩萨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见得个道理，便实了，故首尾与之不合。”（《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佛家讲空，只是就空上说空，而儒家却要在这上面说一个实，也就是说，儒家的自我是关系的自我，不是脱离了人伦事理的纯粹的自我，朱熹解无极为太极就是这个道理。这可以从朱子批评佛家的心性论上看出来，他说“佛氏所以差，从劈头初便错了，如天命之谓性，他却做空虚说了”，“彼释氏见得心空而无理，此（儒家）见得心虽空而万理成备。”（《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空本身，而在于空掉了什么。儒佛皆说心空，但是儒者说空，则是“万理成备”，即儒家的仁义礼智之理，都是真实不妄的，而佛教却否认这些人伦至理。

四、佛家败坏了伦理纲常

朱熹对佛家思想的批判，当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佛家思想宗旨是什么，立足于儒家的伦理思想反对佛家的违背纲常。首先，朱熹认为：“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绝灭犹未尽至，佛则人伦尽坏；禅又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故其为害最深。”（《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可见，朱熹批判佛家主要是佛家坏掉了义理，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论。”朱熹认为，佛老之学，不必那么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单单是毁掉三纲五常这些现实伦理规范，就是最大的过错。

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属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佛家不理会现世人生、治道伦理，不顾及仁义礼智、三纲五常。这本身是由佛教主出世的理论所致。朱熹说的佛家“源头处错了”就在于此，不强调人世的伦理纲常，朱熹认为会导致人的自私行为的出现，按理学家“出义则入利”的说法，佛家摒弃儒学之“义”朱子年谱：佛教之学多是剽窃老庄思想而来，必入于“私”与“利”。由此可见，朱熹批判佛家在本质上仍然是以儒家“义利观”，衡量佛家的知与行，从而判断它的是非曲直。

朱熹出入佛释，最后又入得儒家，其人伦关怀始终没有放弃。其对佛家的批判也自然代表着儒家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儒佛两家在义理上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