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读）苏格拉底：当代人类死亡学的研究

（周末荐读）苏格拉底：当代人类死亡学的研究

自古以来，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相伴而行。中国古代的学者王充、范缜、陈白沙、王阳明、王夫之，还有庄子、贾谊、嵇康、陶渊明、张载、洪亮吉、梁启超等都就死亡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索，文学家曹操、白居易、苏轼、李清照、文天祥、罗贯中、曹雪芹，以及近代的鲁迅等都就死亡题材写过不朽的诗文。古希腊罗马有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爱比克泰德，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近代有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费尔巴哈、叔本华、哈特曼、尼采、斯威夫特等，当代有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加缪、马尔库塞等，还有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拉季舍夫、施马尔豪森、梅奇尼科夫等，日本有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幸德秋水、井上靖等，印度有泰戈尔、奥修等（周末荐读）苏格拉底：当代人类死亡学的研究，就死亡问题写过专论、见解或文章。

苏格拉底把自己的死变成一堂哲学课，以教育门徒：他认为研究哲学就是为死亡做准备，哲学家终生都期待死亡。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索，奠定了西方古典哲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每一认识都旨在认识自己将要死去及必然死去。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上揭示了个体生命的奥秘，这是人类生命死亡认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上世纪70年代以来，死亡问题成为人类医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普遍探索的问题，也成为立法和公共政策关注的对象，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死亡学正在形成。

当代人类死亡学的研究是在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始于19世纪末有关学者对人类死亡恐惧的研究，直到20世纪末对死亡各个层面的研究，例如死亡心理方面的濒死体验的研究、死亡伦理方面的安乐死的研究、死亡哲学方面的死亡的超越的研究等。据统计，英语文献目录关于濒死、死亡和居丧的书籍(不包括文章)在1976—1986年之间出版的就有1700种，生物学家、医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都参与了对此问题的研究。

美国是死亡学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912年美国罗斯威尔·帕克创用死亡学一词的时候，该词的内涵主要涉及一般所理解的死亡概念，尤其是濒死者的反应。几十年后，学者开始以整合的科学知识及心理学的观点研究死亡的过程。1959年，赫尔曼·法伊费尔以行为科学观点编著了《死亡的意义》一书，为死亡观念、死亡教育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69年库伯勒·罗斯编著的《论死亡与濒死》、1970年沃伦编著的《死亡社会学》、1972年罗伯特·卡斯腾鲍姆和露特·艾森伯格编著的《死亡心理学》等著作，分别从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死亡现象进行了研究。除了死亡学著作的不断增加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许多大学及医院开始举办关于死亡、濒死、居丧的学术研讨会，大量有关死亡研究的论文得以涌现。死亡教育逐渐成为美国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学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医院、社会服务机构等都开设了死亡教育课程。罗伯特·卡斯腾鲍姆等还设立了死亡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死亡的期刊也相继面世，如《死亡与濒死杂志》、《死亡教育杂志》、《死亡学杂志》等。

日本出版界自1975年以后，有关死亡话题的出版物也迅速地增加，先后出版了《生与死的思考》、《人的临终图卷》等多本拥有众多读者的书籍，死亡不再是日本人避讳的话题。自1973年开始，淀川基督教医院就以“临终照护”团队的形成，开展对临终病人及其家属的关怀照护。1977年成立了“死亡问题临床研究协会”，医学界也逐渐对于临终关怀的开展显示了相当的兴趣。1984年在上智大学成立了“生死问题研究会”，每年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目的是希望人们互相倾诉、安慰，进而寻求生活的价值，学习照顾濒死、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思索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等。

英国的死亡学研究的重点是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对濒死和居丧方面的研究。1967年西塞莉·桑德斯博士在伦敦建立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标志着现代临终关怀学的建立。德国注意对青少年开展死亡教育，组织中学生参观殡仪馆，让青年人直观人生的终点。德国出版的《死亡准备的教科书》成为受人们欢迎的关于死亡问题的书籍。法国、荷兰等许多国家的大、中、小学也都开设了死亡教育课，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世界发达国家有数以千计的学校将死亡教育列入教学计划，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前苏联理论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特别注重人的问题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例如佛家生死观的哲学思考，前苏共中央委员、哲学家协会主席弗罗洛夫早在1983年就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生死与不朽》一文，试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来解决生死观问题。文章发表后佛家生死观的哲学思考，反响很大。

新加坡把国家战略瞄准在“生命和死亡的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多次举行死亡座谈会，台湾学校开始注重死亡学教育，台湾大学心理系开设“死亡学探讨”课程。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就陆续出版了一些探讨生死问题的著作，大多以译著为主，如《死之研究》(H. J.R.著，华文祺译，商务印书馆，1923)；《生与死》(E.Dater著，蒋炳然译，商务印书馆，1925)；《生死问题》(E.著，丁捷臣译，商务印书馆，1926)；《科学的生老病死观》(朱洗著，商务印书馆，1936)等等。这些著作或从科学与哲学角度讨论生与死的过程、性质与意义，或追述历史上的灵魂观念并对其进行心灵学的探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些学者对死亡现象中丧葬习俗进行研究（周末荐读）苏格拉底：当代人类死亡学的研究，偏重于史学、民俗学和考古学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对死亡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各种学科协同研究的新时期佛家生死观的哲学思考，中国学者从医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伦理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等各方面对死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余芹等著《飘向天国的驼铃——死亡学精华》(1990)、崔以泰等著《临终关怀学》(1992)、常人春著《红白喜事——旧京婚丧习俗》(1993)、赵远帆著《死亡的艺术表现》(1993)、陈兵著《生与死——佛教轮回说》(1994)、郑晓江著《中国死亡文化大观》(1995)、南川编著《死文化》(1995)、毕治国著《死亡艺术》(1996)、何兆雄著《自杀与人生》(1996)、段德智著《死亡哲学》(1996)、杨鸿台著《死亡社会学》(1997)、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2002）等。有关死亡学、死亡教育的论文、译文也相继出现于中国的学术界，如《医学与哲学》杂志、《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临终关怀》杂志等发表了许多有关安乐死、临终关怀、死亡伦理和死亡哲学等方面问题的文章。

1988年天津医科大学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立后，在推行临终关怀的同时，提出了“死亡教育”这一课题，并在多次全国临终关怀学术会议上开展了死亡与死亡教育的专题讨论，从而揭开了当代死亡教育的新的一页。单纯依靠自然科学和医学不能解决生死问题，自然科学和医学有单面性、狭隘性的缺点。没有哲学、伦理学、人道主义思想的参与，重大的生死问题无法获得圆满的答案。例如，自然科学始终把生死两极对立起来，不能对永生的要求做出科学的解释，但在哲学思想中永生的要求可以得到相当的肯定，哲学把人的子孙繁衍看作他生物意义上的永生性，将其毕生的劳作看作他社会的永生性，将其艺术性的纪念物(文学创作、雕塑、绘画、戏剧等)看作一种文化的永生形式。

2012年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成立，2015年北京十方缘公益基金会成立，2016年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心灵呵护工作委员会的成立，2022年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生命关怀研究中心成立，通过陪伴临终老人的公益活动启迪参与人者对死亡和生命的思考和研究。

美国文学家艾略特在1995年强调说：“死亡教育和性教育是同样重要的大事。”因为这两者都是人生的大事，性生活是人生大事，自不用说，而面对死亡，也同样是人生大事。对此两者避讳不谈，是不正确的态度。如果对性不了解，会影响性生活的品质，甚至会导致婚姻破裂。若对死亡问题避而不谈，但迟早都会面临，到时就会慌乱、手足无措、失去很多正确而且人道的处理机会。死亡是什么?一生写过20部著作的美国生死学家、芝加哥大学库伯勒·罗斯教授(1926—2004)说：死如同生一样，是人类存在、成长及发展的一部分。死亡是我们生命整体的一部分，它赋予人类存在的意义，它给我们今生的时间规定界限，催迫我们在我们能够掌握的那段时间里，做一番创造性的事业。

鉴于生命与死亡的课题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涉及人生哲学、生命学、死亡学、老年学、文学、史学、社会学、医学、生物学、遗传学、达尔文进化论、科学、养生学、佛教和基督教教理等多方面。死亡并不是专属于老年人的，死神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每个人的头上。生存乃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可能跌入死亡。怎样对待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当下都应当学习、当下应当深思的。

总而言之，每个生命对生命与死亡都有那份专属于自己的认知、理解和解读，这其中内容也许是千差万别的，但核心问题是：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理解和解读是否能与自己的实践体验形成自洽，自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