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继愈：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继愈（1916—2009年），字又之，山东平原人，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翌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负责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任继愈毕生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对我国宗教学体系的构建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

任继愈非常赞同哲学家熊十力勉励学生的一句话：“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纵观任继愈的整个学术生涯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他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话，并以此来要求自己的学生。

对于如何才能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任继愈认为首先要有定力和吃苦的精神。在任继愈家中一直挂着一副对联，上书“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意思是做学问是很苦的事情，必须要有“下地狱”一般的决心和献身学术的激烈情怀。只有经受住了炼狱般的考验，才能最终破茧成蝶，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一点成绩，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将体会到常人体会不到的独特乐趣。针对年轻学者如何做学问的问题，任继愈指出要有沉稳之气，不能心浮气躁，更不能陷入追名逐利中去，要做到“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在具体治学方法方面，任继愈主张在学术研究中要处理好博通与专精、打基础与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而打好基础的关键在于下功夫读书。只有广泛地阅读文献典籍，才能奠定坚实的学术根基，循此向上才有可能在学术研究方面达到稳定的高度。任继愈强调在阅读过程中要肯下笨功夫，特别是在阅读古代典籍时，最好采用自己动手做注释和完成古籍今译的方法，读懂弄通原著中的每一字每一句任继愈：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锻炼用现代语言准确表达古籍经典的能力，从而实现阅读与写作水平的共同提高。他还指出研究学问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切忌急躁冒进。对此佛家舍得的哲学，他曾以佛教研究为例劝诫学生不要急于考虑具体的研究方向，而应首先通过阅读中国史、世界史、佛教史以及佛经等掌握学科全貌和整个发展历史，并且通过涉猎道教史、基督教史等来实现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会通佛家舍得的哲学，在此基础上再去确定研究佛教的某一派别或佛教史的某一断代，这样才能“居高临下”地把控问题的研究，也才能够触类旁通达到研究的更高层次。

将自身的学术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

纵观任继愈的学术生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对他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迁往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次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在动身西迁时，部分师生选择以徒步方式前往昆明，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任继愈也是其中一员。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学生们辗转湖南、贵州、云南三省，行程1300多公里。旅途中，任继愈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对当时人民生活的艰难与贫困以及文化水平的落后有了切身的感触。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实践经历，引发了任继愈的思考，也促使他把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大地，并以此作为自身的责任与使命。对此，他谈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正是怀揣着质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忧思，任继愈秉持“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上，要有补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价值理念，从主修西方哲学转而投身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任继愈：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将自身的学术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付出毕生心血。

甘当学术研究马前卒

任继愈始终强调学术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没有前辈学人的铺垫与积累，后人无法取得成功。他主张做学问既要尊重自己更要尊重前人，无论是前人成功的成果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后人的宝贵财富，但他也指出不能盲目迷信前人，要有怀疑的精神。怀疑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要对前人的结论进行科学分析，在具体地辩证地分析前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中实现新的发展与进步。

任继愈提倡应有甘当学术研究马前卒的境界与精神，并且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方便后人从事接续研究，他逐渐割舍下自己心心念念的哲学研究，义无反顾地将全部精力投注到了古籍整理工作中，《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皇皇巨著的问世无一不凝结着他的心血。还有他一直想完成、已经做了数百张资料卡片的两本中国哲学著作因没有时间直至离世也未能完成。对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佛家舍得的哲学，任继愈曾讲过一段话：“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人不能总为自己个人打算，如果每个人都看得远些，视野开阔一些，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进步，我们期盼的文化高峰才能快一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