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儒家的“忧患意识”——鉴古知今

（李向东）儒家的“忧患意识”——鉴古知今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不同阶级的各家各派都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催生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形成了一种“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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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忧患意识”

儒家特别注重“忧患意识”，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展现了儒者肩负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儒家学说是旨在济世救民、修身治国的仁学，是解决忧患问题的哲学方法。

从历史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已经由统一整体概念化为零零碎碎的诸侯之“邦”，出于对当时“礼崩乐坏”社会局面的忧虑，孔子认为应当推行“德治”与“礼治”。

他认为，国家的兴盛需要内在道德来教化引导，并且通过外在礼仪来规范调节。同时，作为君主，也要做好自我管理，唯有己身正，推行的政令才能够让人们信服。

此外春秋战国道家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孔子忧民德更甚于忧民生，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比起水火，民众更需要的是仁德，因此，将仁推广至社会群体，在孔子看来尤为重要。

相较于孔子，孟子则认为，“忧患意识”并非是一种“杞人忧天”，当它作为国家外部压力之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

孟子的忧虑不仅体现在“忧国”层面春秋战国道家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更体现在“忧民”层面。与孔子从道德上规范民众的行为相比，孟子认为保障民众的物质生活才是施行道德教化的前提。

乱世之中，一旦爆发战争，百姓就要经受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苦难，他们所能依托的，便只有统领国土的君主。倘若君主能够安抚百姓，使人民衣食住行皆有所依，那么民心将成为改变春秋战国乱世格局的关键所在。

因此，孟子将民心推至相当高的地位，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政治得失的标准在于是否得民心、顺民意，一旦君主昏庸、腐败，民众也有革命的权利。

“兼济天下”的信念促使儒者的“忧患意识”超越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起于儒家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传承，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之中。

02

道家的“忧患意识”

“逍遥出世、自然而为”，道家常常因为自身“崇尚自然”而被误解，这种态度被看作缺乏责任担当的表现。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认为：“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他以深邃的哲学视野看到了民众生活的艰难贫困以及统治者的贪欲妄为。和孔子推崇“礼制”不同，老子认为“礼”才是国家忧患的根源。

原本用来规制人行为的礼，成为老子眼中的枷锁，而老子最终想要批判的对象，并非是“礼”，而是统治者。统治者制定“礼”，并利用“礼”作为统治民众的工具，“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寥寥数语，体现了老子对于统治者的批判，并对民众遭受欺凌而感到的担忧。

老子的忧患具体体现在“民不畏死”这一命题上，他认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一再警示统治者，如果一味地剥削民众，最终不畏死、不畏威的人民将成为推翻其统治的力量（李向东）儒家的“忧患意识”——鉴古知今，国必危矣。

面对国家忧患，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应当去除内心的私欲，只有统治者做到了“不贵难得之货”，才不会有祸乱的发生。

而道家的另一位思想家庄子则认为，社会的困境不是人的主观能够解决的问题。面对国家的昏暗、社会的纷乱，无力改变的庄子只能从精神世界上来寻求躲避忧患。认为“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但正是这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使得世人忽视了这只是道家面对忧患而选择的另一种解决方法——“以隐避忧”。

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是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启发，但是，这种面对忧患，选择避让的做法，难免显得过于消极。

03

墨家的“忧患意识”

墨家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解决国家、社会、民生等一系列难题之中。墨家之忧天下，在诸子之学中显得尤为积极与强烈。

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攻伐、争斗皆是源于不能彼此相爱，因为不能“爱”对方，才导致了天下之祸患丛生。

因此，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调和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墨子的社会理想：“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天下百姓营造一个安定平和的生存环境。

作为平民阶级的代表，墨家具有浓厚的忧民情感。在墨子的著作中，他主张“强本”“节用”。在物质生活上，“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同时，在精神生活上，“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此外，他还要求统治者做到“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从统治者的施政纲领上加以保障，这便是墨子所主张的“尚贤”。

墨子主张为平民的权益奔走呼告，认为“农与工肆之人（李向东）儒家的“忧患意识”——鉴古知今，有能则举之”。这种“尚贤”思想恰恰与先秦以来的世卿世禄正反相对，具有鲜明的革新色彩。

04

法家的“忧患意识”

法家与上述三家一样，面对社会的变革，自觉肩负起了救国救民的重任。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造成乱世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之世的人性皆有“欲利之心”。韩非子看到历史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进步，因此他反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主张从社会实际出发，谋划解决方案。

在法家看来，有一个强力的国家结束乱世的局面才是解决忧患问题的最佳方案，而国家的强力，则需要富国强兵作为基础。

以耕战为本，才能在诸国争胜的局面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法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耕战的政策，商鞅提出“作壹而得官爵”，即民众能获取官爵的唯一方式便是耕战，韩非子继承商鞅的耕战论，并提出了进一步的措施，除去不利于耕战的“五蠹之民”，在政策的保障下，国家才能迅速强盛。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要代表的“士”阶层，都纷纷从各自阶级利益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来思索、考察、探究、解决、回答现实问题。

诸子百家的争鸣、学术思想的碰撞春秋战国道家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其目的皆是为拯救天下苍生开出的一剂良方、交出的一份答卷，诸子百家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共同铸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为璀璨中华文化的历史，增添了一缕光芒、一份厚重。

原文刊载于《学习时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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