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教授：回归哲学精神，回归民族信仰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昆仑教授：回归哲学精神，回归民族信仰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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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归哲学精神，回归民族信仰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我们才能理解自己，也才有可能让别人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是尊重道，认为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有规律的运动过程中；二是运用易，认为一切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且不断发展变化；三是主张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

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方式

文化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于指导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认识世界、启迪心灵、构建社会秩序。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得到群体普遍认同并潜行于社会（群体）生活之中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普遍使用的思维逻辑，包括思维的起点、目标和整个过程。尽管文化经常表现为纷繁复杂的社会行为规范、道德理想追求、价值概念以及精神符号或图腾崇拜，但究其本质都是某种思维方式或说思维逻辑的产物。不同文化群落，判断、看待、处理事物方式上的各种差别，从根源上来说，主要来自思维方式、思维逻辑的不同。例如宗教文化一般是从神的意旨出发、参详神的意旨来解释世界及人类行为；而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的神，以及对神的不同的理解，因而又会产生不同的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处世态度表现出特征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这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从自然万物关系出发思考问题，在逻辑起点和思维方式上与其他文化有明显分野。

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心理结构和思想行为模式，深刻影响甚至直接创建了人类生活秩序。对于社会来说，唯社会群体对自身思维方式达成共识，形成清晰明确、科学理性的思维逻辑，社会才能有秩序，各方利益良性互动并保持利益格局的动态平衡，才能稳定发展而不断进步。从个体方面来讲，价值观和文化养成的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养成，使思维起点更正确、思维目标定位更准确、思维过程更趋于理性和科学、思维逻辑更严密，而不在于具体知识的多寡。读了很多书的人，未必就比识字不多者有智慧，也可能做出愚蠢莫及甚至贻害自身乃至危害国家民族的事—这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少见，此并非由于知识能力不抵村夫野老，而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所以，思想文化根基并不完全取决于受过多高教育，认识多少字、知道多少文史典故。老子说“绝圣弃智”，并非要人变得愚蠢，而是希望社会包括个体有一个科学而简单清晰的思维方式，以形成接近自然规律即天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秩序。

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逻辑

谈到中国文化，人们常言以博大精深，滔滔不绝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儒释道三教以及经史典籍。但从本质上来讲，文化的博大精深，并非来自经史典籍的浩如烟海，而是来自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即思维方式或思维逻辑的精深，亦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

文明社会是用语言文字来思考的，具有思想意义的文字主宰着人们的思维逻辑，甚至主宰着整个文明的运作方式，最后决定了文明的高度。文化的表象可能纷繁复杂、丰富多彩道家思想观念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影响的具体表现，但思维逻辑却往往可以简单归结为几句话、几个字。考察中国文化的思维逻辑，主要是三个字：道、易、和。三者内外相扣、有机联系、密不可分，构成循环往复的思维线路，致大而穷宇宙之理道家思想观念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影响的具体表现，致小则通无微之变，涵盖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人理解和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万物之间关系包括自身所遵循的基本思维逻辑，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放在足够的时空背景考察中国历史，一个人、一项事业、一个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就取决其对道、易、和三个字的理解程度和运用水平—尽管这种理解与运用未必完全出于自觉。

道。如果必须仅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信仰，那就是“道”。道的思想，于中华先祖学会思考之初便已起源，经历代思想家及《周易》、《老子》、《鹖冠子》、《淮南子》等经典作品不断总结、阐释、发扬，乃成为中国哲学最高范畴。在中国哲学范畴中，道是世界本原，即“终极真理”，是最高法则，包含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世界万物之间一切运行规律及其关系。道的思想作为中华文化之精髓，渗透于中国文化各个层面。鲁迅说“中国哲学根柢全在道教（笔者认为其道教应指广义上的道家思想系统）。”道的概念，尽管在理解上不尽一致，但各哲学流派、宗教甚至社会世俗生活都广泛使用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予以阐释，故而儒论道学，佛立道场，道家道教当然更普存于世；学问上存道、术之别，悟道为知识心性修养最高境界；世俗中讲经商之道、为官之道、做人之道、处世之道、持家之道，遇事先讲道理；政治上则称有道明君、无道昏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道治世、无道乱世。有道与无道是中国人评判事物的基本标准，事实上也是最高标准，从古至今，万祀而不改。

易。如何做到有道？老子说“道法自然”，也就是要顺应自然法则，尊重规律，以使自己符合于道。然而，道虽有恒，时变事迁，且人非圣贤，信息的不完全、知识积累的不足够、认识和判断上的偏差都可能导致原先的有道变为现实的无道，因此就要“易”。易是中国文化另一个重要信仰。易，本指阴阳消长，引申为变，在直白理解上也就是变化、转化、变革，包括客观条件、外部因素的变化和主观因素及事物内部的转化。《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中，易因道而生，道因易而存，天地生成、万物发育皆为易，无易便无更新与进化，万事万物皆在易的过程之中，即所谓“变为永不变”。梁任公认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要做到有道，就要通变，辩证地看待问题，不断适应和变革。《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管子》谓“王者乘时，圣人乘易”。易的意义就在于，不苟安于现状，循道而行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和。何为有道？如何而易？是否存在较为客观的判断标准？这便涉及到中国文化思维中一个重要价值观念，就是“和”。和作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思维逻辑中所要达成的基本目标。《礼记·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最初指阴阳调和。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其为万物共存共生之源泉。西周思想家史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广雅》解：“和，谐也。”因此，和之谓，并非一味混合、混同，而是事物多样性之下的对立统一，“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各自发挥作用、和谐共处而生生不息，达成一种协调的平衡状态。古人喻其为经过精心烹调的美味：“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世界千姿百态、千变万化，从不平衡到平衡，因发展演进又出现新的不平衡，因此总是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这意味着和的状态不可能一成永固，而是一种动态平衡。何谓有道？就是趋向于和的状态。何谓和？就是合于道的状态。在和与道的关系上，易起着关键作用。朱子曰：“和为道之用。”和就是事物通过易来不断调整道家思想观念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影响的具体表现，适应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运行规律而达成符合于道的动态平衡。

“道—易—和”的思维逻辑，是朴实的唯物主义的辩证：道生万物而存于万物之中；万事万物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依循道即自然法则而进行的；事物必须适时应道而易，即顺应规律而运动、变化和发展，才能实现自身及与外界的平衡，并最终达成和的状态；万事万物相互作用、普遍联系，事物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平衡不断被打破，新的环境形势条件总是要求事物以新的运行方式遵循道而易来达成新的和。“道—易—和”往复作用的过程，是事物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在继承与进化中推动自身与世界协和发展而螺旋上升的过程—《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道如同太阳，光耀乾坤，赋予我们思想以生命；易如同月亮，阴晴圆缺，时时提醒我们宇宙运行之规律变化；和如同星星，闪烁着永恒的光芒，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中国文化的性质

中国文化的思维逻辑，来自对大自然运行规律的体认，来自对世界万物、社会以及人本身的理解，是一种自然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完全“以人为本”，而是“以自然为本”—人只是大自然的成分之一，尽管人类在其中扮演了较为突出和重要的角色。《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启蒙时代的法国、英国和德国一些学者，把中国哲学看作是一种“自然神论”。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例外。”也许正是出于尊重自然法则即中国所谓天道的特质，使得中国文化以和为尚。和的理念，囊括了自然生态平衡、政治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平衡以及人本身的生态平衡等等一切生态平衡，即达成天与人和谐统一、人与人和谐统一、人自身和谐统一。

和的基本性质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天然的包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不是斗争文化，事物在其中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竞争合作，保持总体上的动态平衡。这一理念在中国太极图文化中得到十分直观的表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补、相互包容并随条件变化不断转换昆仑教授：回归哲学精神，回归民族信仰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而整体始终维持均衡状态。儒家谓中庸，不是一味退让，而是中和、平衡，所谓“不争而无成功”，共和才能共赢；道家谓无为而治，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主张与道相合，不逆道妄为，给予人民自主自由的空间，顺应自然、效法自然，达成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文化又天然具有融合性。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国语》高度赞赏“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对于外来文化，对于优秀文化元素，中国文化是不排斥的，并且因其天然具有的强大的学习能力、自我更新和进化能力，使许多文化融入中国，促进中国文化不断繁荣发展壮大。来自印度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发展成为中国三大主流文化之一，使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以道为根基、儒为主干、佛与其他为枝冠，完备前瞻性思考、道德伦理规范和心灵抚慰机制的完整文化生态系统。

中国文化的融合性来自其开放性。历史上，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除因中国文明礼仪、经济技术先进外，更重要的是因其具备开放的宇宙观及辩证思想。但中国主张和而从不强制别人服从其文化信仰，并能够积极吸收其他优秀文化，因此历史上中国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战争，但其文化主张却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流传。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也在实践上验证了一个道理，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昆仑教授：回归哲学精神，回归民族信仰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则无不治”。

中国文化思维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道—易—和”之文化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黄老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发展史上，治国理念主要来自道的思想，至汉初黄老政治渐成系统，即便“独尊儒术”也没有改变黄老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尽管儒家学说亦是“道—易—和”文化思维的产物，也奉行“推天道以明人事”，但其总体上以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在哲学深度、高度、宽度、厚度上存在先天欠缺，虽然在建立社会秩序上可以起到相当作用，但仅靠此御民之术毕竟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黄老思想并非一家之言，事实上乃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融合了道、儒、法、墨、名、阴阳诸家学说之精华，其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主张，易制变法、除弊兴利的改革精神，刑德并举、兼爱睦民的治理方式，造就了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大明王朝“远迈汉唐”、领先世界的全面繁荣。黄老政治是中国“道—易—和”文化思维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经济文化发达繁盛的重要推手。

历史上中国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老子》、《周易》等大批经典的译介，为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必要的文化元素，使中国文化更具有了世界意义。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说：“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

从精神信仰上来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主要并不皈依宗教，而是皈依哲学，尽管中国文化从不排斥神的崇拜甚至神也渗透其中成为其重要的文化元素。也正因此，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其“道—易—和”的思维方式也更具理性、科学与人道精神。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写道：“中国拥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相匹的悠久历史，而且形成了光辉的理性主义文化。”因此，在反对宗教神权垄断和君主专制启蒙时代的欧洲，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先驱高度尊崇，启蒙思想家无不研习中国文化。歌德《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说：“视我所窥，永是东方。”莱布尼茨、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启蒙思想家强烈主张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伏尔泰《哲学词典》写道：“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播对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费尔巴哈等思想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哲学科学发展直至当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产生的思想成果改变了世界，帮助人类打破神权、君权，建立起理性、民主与科学信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人文与科学进步。

晚近我们常常反省说，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了，文化落后了，精神世界空虚了、不自信了。其实根源上或许应该归因于我们的思维逻辑混乱了，缺乏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或说缺乏对自身文化与思维逻辑的清晰体认。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降，甚或上溯至甲申之变、明清易代，特别是清中后期，中国的迅速衰落及其带来的失败感，并不代表中国文化的不堪，而是体制性僵化造成中国文化所包含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元素没有得到科学运用和有效发挥，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并导致了文化上的严重不自信。

中国正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最好的发展机遇，当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只要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特质，积极汲取外来优秀文化思想，特别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1919），把握本质、顺应规律、革故鼎新，丰富中国文化精神内涵，提炼中国文化科学理念，优化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所包含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元素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应有的价值，就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和谐发展，并实现文化自身的发展完善，进而为整个世界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应有的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