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

－、对“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疑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感兴趣的一个课题。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观点。但在很长时期里，我同学者普遍不知道他的这一见解。

李约瑟的“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观点是经美籍华人学者窦宗仪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介绍而为我国学者知晓的。窦宗仪在该书“前言”的一开头就说：“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因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的论述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李约瑟在考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注意到：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毫无疑义地一致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不足为怪的。‘我可以想象，中国的学者们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又回到我们身边来了。’无疑，李约瑟的研究深入地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对于搞清楚马克思所说的‘共同之点’是否存在是极为有益的。”[2](p1)窦宗仪用了20多年时间，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相似之处进行研究，写成了这本专著。在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上，他在“中译本序”中加引号摘录了李约瑟如下的话：“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中国。”同时，他具体注明引文出处：“见李约瑟：《今日中国的过去》，载《百年周刊》杂志1960年第5卷第2期第288页”。窦宗仪虽然很赞赏李约瑟的这一见解，但也认为李的说法有点“过火”。

刘文英在为窦著中文版撰写的带有序言性的《别有见识的比较——读窦宗仪教授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文里，对窦著作了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析和推介。对李约瑟的“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说法，刘文英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写道：“马克思主要的还是总结了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由于地域相隔，即使到19世纪，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哲学仍然知之很少、很浅。这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对中国哲学介绍之简略，即可证明。而现在没有材料说明，马克思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比黑格尔更多。然而不但西方，中国古代同样具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包括儒学在内，和辩证唯物主义有相似、相通之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赞成刘文英的观点，对李约瑟的说法不以为然。

经窦宗仪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介绍，李约瑟的“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观点在我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学者著文说，李的这一观点是真知灼见，应加以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根据李约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了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当然，也有学者著文不赞成李约瑟的观点。但无论赞成者还是不赞成者，都没有看到李约瑟的《今日中国的过去》全文，而仅仅只读到窦宗仪所引的几句话。因而，笔者在脑中一直存有这样的疑问：李约瑟究竟是怎样说的？是根据什么说的？是针对什么情况说的？窦宗仪的引用是否符合原意？为消除这些疑问，需要找到《今日中国的过去》的全文。

二、李约瑟是怎么说的

要在国内找到刊登《今日中国的过去》一文的1960年《百年周刊》杂志，这是困难的，那么为什么不从我国翻译出版的李约瑟的文集、著作中去找呢？

笔者先找到由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和《李约瑟集》，但两书均无此文。不过这两本书的附录《李约瑟博士论著目录（1925－1992）》中都有对此文的记载：“The Past in China’s ， ，1960，vol.4，no.2，145 现在中国的过去，《百年评论》。[2](p577)在失望之余，笔者却在李约瑟著的一本很不起眼的小书《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里发现有此文。从译者前言看，该书是李约瑟25年来所作论文、演讲稿、诗歌和随笔的选编，而且是由著者自己编定的，1969年在伦敦首次出版，译者只是删去了原著中“几篇与中国文化关系不大”的文章和诗歌。在书中，李约瑟鲜明地批判欧洲中心论，要求用平等的、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他充分肯定中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的贡献，主张中西文化加强交流、沟通，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四海之内》全书洋溢着著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好的情感。

《四海之内》的译者将“The Past in China’s ”译为《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并标明，“原载《百年评论》杂志，第4卷（2、3期）1960年”（按：究竟是第4卷还是第5卷，这与本文关系不大，可不细究）。《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为该书的第二篇文章，从第23页到85页，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是该书最重要的学术论文。李约瑟在文章开头就说：“这篇文章是根据1950年初牛津大学努菲尔德学院政治研究小组和大学与左翼评论学会的讨论材料撰写的。我本人的专业是生物化学。…我在工作过程中曾经和一些合作者共同研究中国文化领域内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因此，我对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深感兴趣，并且开始在中国的社会和哲学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观察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3](p23)论文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讲了“官僚封建主义”、“发展本同的资本主义的障碍”、“尚文与尚武精神的对比”、“国有化生产的传统”、“社会等级的排列次序”、“道德和阴谋权术”、“民主因素”、“儒家的道德观和道家的社会抗议”、“没有对言论的迫害”、“中国和法律史”、“中回和科学史”等22节，涉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哲学、科学史等诸多方面。他在结束语申说：“以上各节所述，其目就是想通过一个对于伟大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者的眼光，为考虑现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一些历史的背景。”他认为，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得可怜。他还指出：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发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最后，他说：“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中国学习道家的思想来源于，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3]（P84－85）李约瑟的这些论述是深刻的，是富有远见的真知灼见。

在这篇论文里，李约瑟在“儒家的道德和道家的社会抗议”、“新儒学家和辩证自然主义”、“欧洲的精神分裂症和中国的一元论观点”、“没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神学”等四节里讲了中同古代的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他认为，朱熹是集11及12世纪学术之大成的新儒学家的最重要的代表。“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新儒学派最深奥的思想包含在‘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话中，意思就是说，把整个宇宙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际上是单一的有机体的概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3]（p61-62）

李约瑟进一步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例（跑）对此观点，他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欧洲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二元论者，一直在神学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教皇和皇帝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不存在这方面的矛盾、分裂，皇帝既是君主又是牧师。中国文化早已达到“明智的综合统一”，而在欧洲直到莱布尼兹才摆脱了这种精神的分裂、冲突。“中国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学的一种全面发展的形式；而且这和一党专政国家的概念也是非常适合的。中国的历史传统向来就是如此。”[3](p64)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是有机论哲学，中国“没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神学”，“从来没有唯心主义思想的坚强传统”，“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神学思想[3](p67-69)。李约瑟又认为：“如果我们要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在西方的根源，首先，我们自然很容易就找到了黑格尔。除此之外，就要数莱布尼兹了。找到这里，如果你再要进一步探索其根源，那就不大清楚了。” [3](p67)他强调，莱布尼兹对中国极感兴趣，他编纂过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报告，注释了许多关于中国人思想的书。“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他（莱布尼兹）本人的哲学体系并非来源于新儒学家，至少他从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论证。”因此他又一次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3](p67)

关于中国哲学与莱布尼兹、西方哲学的关系，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16章中就有专门的论述。他的基本观点是：宋朝的理学基本上是一种有机哲学，“中国的宇宙图景由朱熹及理学家们系统化之后，它的有机论特性通过莱布尼兹的媒介变成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思潮。”“欧洲受惠于中国的有机论”，“这种有机论以‘感应思想’体系为基础，已由公元前3世纪道家哲学家提出光辉的陈述，并在12世纪理学思想家那里系统化，从17世纪开始在为克服欧洲式的神学活力论与机械唯物论之间矛盾的综合努力中成为特别重要的刺激。[2]（P35、45~46）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同莱布尼兹、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的看法，在李约瑟的思想中已成为一种定见。1965年5月15日，他在英中了解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中说：“现在人们特别喜欢宣扬一种论点，认为中国主要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感召，而那种哲学思想正是在离这里才一箭之遥的英国博物馆中孕育出来的。说这种话的人实在大错特错了。中国文化中永恒的哲学思想一开始就是有机的唯物主义，而没有唯心主义的存身之地。在我看来，中国历代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如果他们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一定会热烈欢迎，并且把它看作是中国固有的思想方式的延伸和发展。确实，现在已有历史材料证明，中国的有机唯物主义思想曾经在17世纪通过耶稣会士代表团的关系引人欧洲，对于西方莱布尼兹及以后的哲学家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同的知识分子毫无异议地一致接受辩证唯物主义，那是毫不奇怪的。[3](p129-130)

以上是我从中文《现代中同的古代传统》及《四海之内》著作中见到的李约瑟对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主要论述。

读者不难发现，在这些论述中只有窦宗仪在“前言”中所引的文字，而不见在“中译本序”中所引的“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中国”的话。

现在我们无法找到刊于1960年《百年评论》杂志上的“The Past in China’s ”原文，因而也无法确定李约瑟在最初发表时是怎样写的。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著者在杂志上确实真是这样写的，但在收人论文集时删去了；二是，著者没有这样写，而是窦宗仪所作的一种综合性的“意译”。笔者认为，倘若著者最初确实是这样写的，而在收人论文集时删去了，那我们应以修改后收人《四海之内》的文本为准，不应再把最初的论述看作李约瑟在这一问题上的最终定论。因为窦宗仪在“中译本序”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论述与《现代中同的古代传统》“前言”的阐述之间在表达的语气和程度上存在着明显差别，前者观点十分明确、肯定，带有“西学中源说”的色彩，以至窦宗仪都有所保留，认为“有点过火”。

倘若“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中国”是窦宗仪做的一种综合性的“意译”，那笔者以为，它大体上表达了李约瑟对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基本看法，或者说表达了李约瑟这方面论述的言外之意。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和《四海之内》一书看，李约瑟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是：在莱布尼兹之前，欧洲古代哲学“一直在神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一直分裂为唯心和唯物的两极”，中国哲学则是有机唯物主义，莱布尼兹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才了解中国哲学，成为解决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矛盾的思想资源。他又认为，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在西方的根源，首先是黑格尔，其次是莱布尼兹，而莱布尼兹这方面的思想来源于中国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因此，在李约瑟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很自然的事，一点也不足为怪的。

总之，从《现代中同的古代传统》最后文本看，李约瑟没有明确讲“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话，但从内容上讲，他确实又有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围的思想。

三、对“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评析

－ 如何评价李约瑟的“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观点？

如李约瑟自己所说，他最初研究生物化学，只是在同中国的合作者合作研究过程中受合作者的影响而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发生兴趣。后来，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并取得卓著成绩，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专家。他早年就对科学哲学有兴趣，作为生物学家，他倾向于有机论哲学，欣赏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论思想，有人称他为“有机论哲学家”[4]。他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时也对中国的文化、哲学、历史有一定研究。李约瑟的思想、观点自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并不是说他的每一个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事实上，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上是权威，而在涉及中国思想文化史、哲学史方面，他的不少见解虽然独特、新颖，给人启迪，但与中国历史实际并不相符。他认为，中同古代有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中国古代哲学重整体（他称中国哲学为有机论哲学），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认为中国哲学“没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神学”、没有唯心主义的存身之地，中国没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的冲突，则明显不对。又，他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朱熹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是对的；而他的“新儒学家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但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则显然有误。再如，他认为，中国没有类似欧洲的宗教裁判所，这是事实；但他认为中同没有对言论的迫害，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如此等等。

李约瑟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论点，不仅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互关系的认识，而且涉及对欧洲哲学史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哲学之间关系的认识。李约瑟认为，在莱布尼兹之前，欧洲只有“神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而没有辩证法。所以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欧洲的思想根源可追溯到黑格尔、莱布尼兹，再往前追寻，“就不见踪影了”[2](p37)。在莱布尼兹之前，欧洲没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这是李约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理论前提。在李约瑟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欧洲没有思想渊源。他的这种认识显然不符合欧洲哲学史，不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哲学之间的真实关系，反映出他对欧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应有的了解。欧洲近代唯物主义带有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特征，这是事实，但古希腊罗马哲学有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并对尔后的欧洲哲学有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多有论述。恩格斯明确说过：“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 [5](p358、481)。又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元非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直的理解，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所以它在希腊哲学家中间原本是不言而喻的东西。”[6](p306)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对欧洲哲学思想的总结和概括。这是了解欧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会赞成的。

在17、18世纪，经由耶稣会士的介绍，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等对欧洲发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早在1940年，我国哲学家朱谦之在《中国思想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里就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提到此书。当然，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的研究和强调是有意义的，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围新儒学对莱布尼兹哲学思想有重要影响，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由莱布尼兹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进而得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的结论，则是基于逻辑推断，没有提供具体的历史材料。即使我们发掘出更多的史料，说明中国思想对17、18世纪欧洲思想有重大的影响，但我们仍不能得出法国和德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包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渊源于中国的结论，两者不能等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而黑格尔、费尔巴哈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马克恩、恩格斯虽然关注东方，关注中国，但他们对中田哲学同样知之不多。正如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有“共同之点”，就推断欧洲社会主义渊源于中围社会主义、黑格尔哲学渊源于中国哲学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在17、18世纪中围哲学、思想、文化对欧洲有重大影响，就推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李约瑟之所以做出那样的推论是因为在他看来，欧洲原本没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辩证唯物主义是由中国通过耶稣会士传人的。

李约瑟之所以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解答西方人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为什么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李约瑟认为，这是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本来就出自中国。所以他说：“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这确实是中国先进分子热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利的思想条件。从这一点讲，李约瑟的上述说法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中国人民欢迎，最根本的是因为它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能指导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李约瑟讲的只是依据逻辑所做的一个推理，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出人。

中国先进分子在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普遍认为：中国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相一致道家的思想来源于，所以有些人（如孙中山、梁启超等）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己有之的。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极力加以阻止，宣扬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则从不同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外来文化，并非与中国文化绝对对立，而是有着相通之处。1925年，郭沫若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指出，马克思学说与孔子学说在注重实际、经世致同、大同理想等方面存在着一致。郭沫若在文中有这样诙谐的描写：孔子对马克思说，“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马克思则对孔子说，“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会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7]（P165、167、168）。这当然是一种小说的、喜剧式的语言的表达，而非科学语言的理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20年代的重点是在历史唯物主义，30年代的重点则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为配合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著文宣传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人民并不隔膜，中国古代就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但他们绝对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哲学的想法或言论。李约瑟所谓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回到我们身边来了”的说法只是存在于李约瑟的“想象中”。在郭沫若脑海中，孔子和马克思两人在社会理想上只是“不谋而合”，决无有马克思的思想来之于孔子或孔子的思想来之于马克思的意思。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虽然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但从思想来源讲，它主要是欧洲哲学的总结和概括，并没有包括中国哲学。有些学者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等论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包括了中国哲学的智慧成果”。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把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只是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注释和证明”。他们没有意识到，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职责和使命，主要不在于证明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相通的，用中国哲学去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真理，而在于对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进行总结和概括，用中国哲学的珍品、精华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使中同传统哲学得以现代化，获得新的活力[8]。就此而言道家的思想来源于，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是否渊源于中国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哲学史的问题，而且也是关于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3。

[2]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3］苏陇译：《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

[4］潘吉星：《李约瑟——沟通东西各民族与科学文化的桥梁建筑大师》，刊《李约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7］《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1o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8］详看拙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思 考》，《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