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观天下|北宋文人的“逸境”建构过程

张叔观天下|北宋文人的“逸境”建构过程

#历史开讲#

文丨张叔观天下

编辑丨张叔观天下

前言

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局面，促进了文人群体的兴盛繁荣，文化的繁荣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个人情怀与群体思想，而隐逸情怀，十分受宋朝文人群体的欢迎与追捧。

本文将探讨北宋审美视角下，文人群体隐逸情怀的建构过程。

北宋文人的“逸境”

文人园林既是作为遵循自然之道，依照山水自然之本性来建构的自然时空而存在，也是作为寄托主体超然心态与自由人格的主体时空而存在。

但在自然时空和主体时空当中，对于自然本性的追求指向都是一致的，所追寻的都是回归自然的生命体验。

自然时空与主体时空，山水园林与主体人格，这实际上是从天道与人道的浑融合一。

其实，天人合一原本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命题，文人园林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成为文人士大夫感悟外在自然的审美感性凝结。

北宋文人士大夫对于“逸”的超越性的追求，既外化为以文人园林为主的隐逸生活实践，又显现在推崇枯荷审美的隐逸精神实践中。

“逸”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体现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逸境”建构和“逸性”修炼中。

在文人的“逸境”建构中，莲花是常见的花卉，体现和衬托着文人士大夫的高洁品格，北宋在园境营造上承袭前代，莳花艺木、理水叠石，但更加注重和强调“心境”的建构。

如胡宿的《别墅园池》：“小池连曲圃，幽可涤烦襟。露菊凝秋艳，风荷结晚阴。碧芦巢鸟重，青藻宅鱼深。自是轮蹄外，嚣尘岂易侵。”

小池可以涤荡尘世烦恼，诗人在这一片幽静园林当中觅得一片清静之意，“自”即为自在自得，本心超然通达，即便是外界的喧嚣也难以动摇。

北宋文人园林的建构常常是“景小而境深”，园林作为“吏隐”的精神栖居地，相对于物理空间而言更看重的是精神空间的营造。

园林世界与外面的纷扰尘世只有一墙之隔，却是诗人心灵的栖居地，成为诗人心灵与俗世的一道屏障，将所有的烦恼都挡在园林之外，诗人得以在园林中享受与自然的谐和至乐张叔观天下|北宋文人的“逸境”建构过程，维持心中的“真趣”。

在这种内心通达的情况下，人生的失意受挫就有了一个可供安慰之地。

李孝先《登江渎水心亭》：“晚兴清无比，幽亭积水中，芰荷千柄雨，松竹四轩风。斗鸭飞翎健，潜鱼静思冲。飞潜乃常事，何足较穷通。”

在这样一片幽静的美景中，诗人淘澄心灵，明白进退都是人生常事，何必执着于一时失意。

北宋文人的“逸格”

北宋文人注重心境的建构，隐者不仅仅是身隐，更重要的是心隐，无论隐居的场所在于朝堂还是山林亦或闹市之中，只要有一颗寻求隐逸的宁静闲适之心，即只要把握隐逸的精神实质。

隐可以随心所欲，无处不隐、无处不自在，因此“何须辛苦求人外，自有仙乡在水乡”（曾巩《西湖二首·其二》）。

这种精神隐逸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对仕与隐的传统矛盾作出思考后所寻求的解决之道张叔观天下|北宋文人的“逸境”建构过程，北宋时期文人的隐逸性格重视精神上的隐逸，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则使得他们超越自我，实现审美化的生存。

“逸境”与“逸性”之间存在着相互引发的关系道家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园林崇尚清幽虚境的营造品味，也是来自士人雅好隐逸的审美追求。

“金台莫作多时计，非久应归振鹭行”（王禹偁《送郝校书从事相州》）、“宿馆荷香接，吟亭岛色围。前秋赏明月，況对谢玄晖”（释行肇《送蒲奉礼之鄞江》）。

“岸木影下布，水鸟时引吭。心闲不竞物，兴适每倾酿”（梅尧臣《宣州环波亭》）、“槐耳笼前槛，云峰透曲棂。凉风即昆阆，烦思入沧溟”（韩琦《夏景即事》）。

从这些诗中可以见出，北宋文人眼中的园林不仅仅是一个避世之所，而是体会“天人之境”的理想境地。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之妙，正是在山川风月之中自得其乐。

这种对于气韵和谐、宇宙韵律的追求，正是把握了老庄哲学的精神实质，由此可见，道家思想是山水园林隐逸思想的真正内核。

正是出于文人士大夫对内在精神世界自我满足的肯定、理解与领悟，并以具体而感性的艺术作品显现精神世界的愉悦，北宋文人画中发展出对于“逸”的审美品格的追求。

“逸”的审美内涵在文人画中表现为“逸格”的存在。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提出“逸格、神格、妙格、能格”这四种品评绘画的标准。

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所评画家及其画分为“逸格、神格、妙格、能格”四格，将“逸格”放在四格之首的地位。

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对四格的界定是这样的：“画之逸格，最难其铸。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逸格”注重艺术主体精神气韵的充盈和审美境界的提高，一方面，主体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才能把握隐含在客观物象中独特的审美特质。

另一方面，主体也必须要对这审美特质加以心灵的提炼与抽象，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加以呈现，真正做到笔随意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逸格”乃不拘常法，在“笔简形具”中传达出物象的神采气韵与主体的精神境界。

北宋文人“隐逸”之情的意象

北宋文人画多取高洁雅致之物，在对象中反观自身，莲具有的高洁属性使之成为文人画中的常见物象。

而文人画常以墨笔绘枯荷，枯荷符合北宋时期对于老成之境的美学追求，因此在文人画中常见。

释德洪有《颖皋楚山堂秋景两图绝妙二首》：“一鸥低飞落平湖，一鸥惊顾行炯如。红衣脱尽莲蓬绿，翠盖凋残荷柄枯。更有数蓬癯已老，无人折之欲倾倒。水上残红空自好，为谁点缀湖边草。”

“溪边两鸭自夫妇，自而能言似相语。妇先浮波喜转顾，夫欲随之竟先去。水际青苹各占丛，风撼荷花已退红。不见清香云锦段，空余霜叶伴枯蓬。”

这两首诗所描绘的画中景象，多侧重表现衰荷之美来创造简淡自然的老成意境。

第一首诗描绘的是秋季傍晚的清冷萧瑟意境，以白鸥与枯荷作为绘画的表现主体，一只白鸥低飞过水面。

另一只则受惊四望，湖中的莲花已经褪尽艳丽之色，莲蓬正逢采摘之时，荷叶在秋风中已经凋残衰败。

又辅以水上残红以及湖边野草等意象，使得画面更显萧瑟荒凉道家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而在这无人之境中却充满无穷的意味，创造出萧瑟老成的莲花意象。

第二首诗描绘的同样是秋季之景，溪边一对鸭子相偎在一起，似对对方言语，母鸭子浮波而去，而公鸭子相伴而行，水边的苹草一丛一丛。

荷花已经不复娇艳之色，花香也随之消散，只留下衰叶枯蓬。原本秋季枯荷之景应当以萧瑟为主调，而这幅画却以一对鸭子的刻画使得画面的意境产生了转变。

一片秋意中有了动人的生意，也使得这秋意增添了几分温暖，让人眼前一亮，颇有文同《崔白败荷折苇寒鹭》的审美意蕴。

文同诗云：“疏苇雨中老，乱荷霜外凋。多情惟白鸟，常此伴萧条。”在文同的这首诗中，一片秋意萧瑟之景中，枯荷在秋霜飞雨中凋落，只有一只白鸟默默陪伴，有如点睛之笔，给这一幅画面增添了一抹灵动的亮色。

文人画重神不重形，正体现了“逸”的超尘绝俗的精神境界。“逸”就是要超凡脱俗、高蹈绝尘。

所以“逸”的审美意象也必然是简古澹泊、平淡老成，而霜华落尽的枯荷正符合北宋时期的美学趣味。

基于这一美学趣味发展出的“枯荷听雨”这一审美行为，是北宋文人士大夫“逸”的精神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典型显现。

苏轼《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荷叶衰败，菊花已残，而枯荷与菊枝仍在寒风中挺立，一年之中最好的景象就在此时。

此诗一反传统的悲秋情绪，显得生机勃勃。苏轼对于枯荷的审美体现了北宋对于老成之境的追求。

韩维有诗《和微之游湖春夏秋冬四绝·其三》：“败荷衰折水西流，极目清光好放舟。幸有主人频卜昼，肯同俗子更悲秋。”

《和晏相公湖上四首·其四》：“折苇随风色，枯荷尽雨声。平波极眼净，好放画船行。”

枯荷立于广阔的湖面之上，可以让人极目远眺，俗子悲秋而诗人乐秋，清旷的诗境与心境融为一体。

北宋文人士大夫对“枯荷听雨”这一审美行为有所继承，却也阐发出了新的美学意味。体物缘情是主体感发的基础。

但对于忘怀得失者来说，物色便无从施展其威力，关键在于主体自身的“外物”“外生”之心。

显然，北宋文人士大夫的这一认识具有意志和情感的力量，体现了释道二教心性之学的影响。

笔者观点

综上所述，文人园林到了北宋时期蓬勃发展，成为北宋文人士大夫实践“吏隐”的现实基础。隐逸审美文化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隐逸”既指物理行为上的避世——“隐”，也指主体精神上的超然——“逸”。

“逸”是真正的隐逸，不仅表征着士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

“吏隐”是北宋最为典型的隐逸方式，北宋文人的隐逸更多是向内寻求心中的安宁，并非寻向山林之间的隐逸，更注重在内心的隐逸中探索隐逸的精神本质。

即对自由人格与精神境界的追求，隐逸文化趋向于精神化，由“形隐”转向“心隐”。北宋莲花审美意识的发展既受到文人园林这一具体环境的影响。

又带有北宋“吏隐”所具有的超然色彩，凝结为枯荷这一新的审美意象，体现着审美主体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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