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日本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近世以前

提要：日本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近世以前

【内容提要】日本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近世以前，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历经了漫长的传播、渗透和积淀过程；近世以后，道家思想在当时日本的思想文化领域更有了广泛的传播，道家的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也日渐深刻。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体现于哲学、宗教、文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出现了较多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为日本近世文化所吸收并发挥作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文化原因。本文原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原题为“论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的传播和影响”，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论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的传播和影响

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既深受佛教和儒家的影响，也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道教作为宗教组织是否传入日本，学界还存在分歧。但是，道家道教的思想在日本传播并产生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的“近世”，是指近代（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也就是江户时代，历经德川家康1603年在江户建立幕府到1867年德川庆喜大政奉还约260年，由于是德川幕府统治的时代，故又称德川时代。江户文化是日本文化从古代、中世向近代过渡的历史时期，故其既是日本古代和中世文化发展的结果，又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文化渊源，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近世又是日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期，这一时期，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的影响，已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广泛深入的程度，可以说是道家道教思想对日本文化影响的核心时期。研究这一时期道家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具有代表性，是研究道家道教与日本文化关系的关键。

一

日本近世文化中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首先是近世以前长期积累的结果。近世以前，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历经了漫长的传播、渗透和积淀过程。据相关研究，道家道教思想传入日本的时间可追溯到5世纪末以前或更早。6世纪末到7世纪前期的圣德太子时代，道家道教文献已在日本流传，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已对其思想有所吸收。代表日本8世纪早期及以前思想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在词语表述和思想观念上，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道家道教的印记。如《日本书纪》开篇“开天辟地”条就几乎全文引用道家典籍《淮南子》；《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出现了与道教有关的用语如“命”、“尊”，可以窥见道教思想的传播情况。著名的古代诗集《怀风藻》和《万叶集》中收入了不少反映7～8世纪道家思想的诗作。从8世纪末到16世纪末的平安、镰仓和室町时代，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成书于平安前期（891年～897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反映了至平安时代道家文献在日本传播的基本情况。该书收录了40家汉籍，其中“道家”条著录458卷，其中有中国《老子》《庄子》各类注本40多种，如老子河上公注二卷、老子王弼注一卷、严遵撰老子指归十三卷、庄子司马彪注二十卷、庄子郭象注三十三卷等，还有《列子》（另有《冲虚真经》）、《文子》、《鹖冠子》等道家典籍，“杂家”条录有《淮南子》，“纵横家”条录有《鬼谷子》等道家文献，还有《老子化胡经》十卷（仅存第一、五卷）、《抱朴子》、《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记）经》、《本际经》、《太上灵宝经》等大量道教典籍收入。

可见，道家道教类汉籍的输入已达到相当规模。虽然这些道家道教典籍起初大概主要掌握在政府和知识阶层手中，但仍然可以想象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的流传正在走向广泛深入。这一时期深入研习道家思想的多为佛教僧人。如著名遣唐留学僧空海就认真研究过道家道教思想并加以吸收，五山禅僧熟悉老庄思想者很多，从绝海中津、雪村友梅等众多僧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其对老庄思想有相当的领悟，并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镰仓—室町时代的著名随笔作家吉田兼好向世人推荐书籍时说：“书籍当中，《文选》的各卷都是富于情趣的作品道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除此之外，如《白氏文集》、老子《道德经》及庄子《南华真经》等，都是佳作。”由此可以推测老庄思想当时已在民间有所流行。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如《浦岛子传》《竹取物语》等，在创作意识和和取材上，吸收了道家道教文化。

近世以前道家道教思想的传播，虽然总体上仍然局限于皇室、贵族和知识阶层，对其文献的研究也还未成熟，因而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总体上并不深刻，但是，道家思想经过漫长的传播过程，在日本文化中无疑形成了较为深厚的积淀。到了近世即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长期的积淀开始结出了果实，道家道教思想传播更加广泛，并获得空前的发展。江户时代，道家文献的研究较前代更加兴盛。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已经开展了对《老子》和《庄子》的专门研究，如临济宗禅僧惟肖得岩最早开始讲授中国宋代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并著《庄子鬳斋口义钞》，但是，此时日本人学习和研究老庄，仍然基本上是借助从中国传入的老庄注本。

江户时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日本人注解的《老子》和《庄子》，对老庄的专门研究，是在江户时代才真正开始并兴盛的。江户时代出现了一大批老庄研究者和老庄注本，这是日本前代所没有过的。按有关学者统计，有据可查的江户时代从事老庄研究的各类学者和老庄注本，有169家（另有许多撰者不详的老庄注本），来自程朱学派（即朱子学派）、复古学派（即古文辞学派）、古义学派、敬义学派、折衷学派、古注学派、国学派以及僧侣、儒医等多个方面，其中不乏当时的文化名人，如江户时期日本朱子学派的林罗山、那波活所、松永尺五、陈元赟、葛西因是、帆足万里、德川齐昭，徂徕学派的荻生徂徕、服部南郭、渡边蒙庵、宇佐美灊水、太宰春台、龟井昭阳、海保青陵、广濑淡窗，古义学派的金兰斋，折衷学派的龟田鹏斋、山本北山、仁科白谷、东条一堂、大田晴轩，古注学派（属徂徕学系）的片山兼山（一说属折衷学系）、皆川淇园、中井履轩，国学的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都曾有老庄注释类撰述传世。这里统计的只是有记载的人物、著述，实际的研究者和著述可能更多，可见当时老庄研究的盛况。其中徂徕学一系中研究、注释老庄者最多，这与其重视研究先秦古典、研究诸子不无关系。关于江户时代这种日本人自注老庄的大量出现，老庄研究兴盛的现象，武内义雄推断，可能是徂徕学派的代表人物荻生徂徕倡导学习中国的古文辞、推进诸子研究的结果。

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虽然开始自己注解和发挥老庄，但一般还是依循或参考某一系中国注本。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被广泛阅读的是老子河上公注和庄子郭象注，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老子河上公注和庄子郭象注、成玄英疏，被作为老庄研究的依据。室町期间，林希逸老庄口义本即《老子鬳斋口义》和《庄子鬳斋口义》，也开始用作研究老庄的依据，并在江户时代逐渐流行起来，江户前期为其流行的最盛期，这一时期口义本系统的老庄书籍，占当时出版的所有老庄类书籍的一半。享保14年（1729年）以后，口义本的刊行和流布停顿下来，18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失势，而平安时代流行以来长期未受重视的老子王弼注，及江户初期一度衰退的老子河上公注、庄子郭象注、成玄英疏等注本又再度流行。这几种中国的老庄注本在江户时代的流行态势及其变化，特别是林希逸的老庄口义本在江户时代的兴衰，反映了当时老庄观的推移。如上所述，《庄子鬳斋口义》在室町时代已受到居于当时日本文化、学术中心的五山禅僧的尊重，此学风不久即影响及整个日本。

二

由上述江户时代老庄研究的状况可以想见，道家思想在当时日本的思想文化领域已有相当广泛的传播，而且，随着江户的文人们对老庄研究的深入，道家的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也日渐深刻，并进入到江户文化界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在学术文化界老庄研究兴盛的同时，一些思想家将道家哲学吸收融合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道家道教思想并且开始向民间渗透。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体现于日本近世文化的各个领域和层面。

徂徕学派是江户中期儒学的重要一支，它在批判老庄道家的同时，也重视研究和吸收道家思想。这集中体现于其三个代表人物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和服部南郭。荻生徂徕在“古文辞学”的方法论上，吸收了《庄子》的“得意忘言”思想；在作为其理论核心的道论中，他利用了《老子》“道”的哲学；在经世论上，则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看做“圣人之道”的重要补充，认为“与其轻率地施以拙劣的治疗，不如行老子之道，文帝之治，圣人之次善也”。太宰春台在经世论上更加重视《老子》的“无为而治”，提出并论证其为“不治之治”，是“衰世之治道”、“善治”，最终得出“末世先王之道不若老氏之无为”的结论。服部南郭对道家的吸收，则主要体现于追随《庄子》，提出“隐”的人生论。

安藤昌益是江户时代农民反封建思想的代表，而与朱子学、徂徕学等儒学学派以及复古神道等有着实质的不同。安藤虽然严厉地批判老庄道家为“不耕食”，但又借取了道家的思想观念。在宇宙论上，安藤提出宇宙的本原是“万万一真”、“活真一气”提要：日本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近世以前，与《庄子》的“天地一气”、“道通为一”的思想相通；在社会人生论和社会批判思想中，道家对其影响更为突出，他指出，圣人及其“私法”（“四民”的等级制和“五常”的道德规范）是“恶盗之根”，这可说与《老子》“绝圣弃智”、《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思想如出一辙。他的“直耕直织，安衣安食，与天地同为四时之行”的“自然世”，与老庄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极为相似，其以“自然世”与“法世”对立的社会批判理路，源于道家从“自然”的立场审视现实社会的思维模式，而其“真人”的理想人格，亦来自《庄子》。

面对日本近世中期以后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海保青陵以经济思想家的身份，从藩政的立场出发，加以肯定，形成了与农本主义相对的重商的经济思想，“理”和“智”的思想是海保的经济思想的理论依据。关于《老子》，海保认为，“老子乃真儒”，《老子》是“生发智慧”之书。他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其“理”的概念，是基于对《老子》“道”的诠释而形成的，具有《老子》“道”的“似无实有”的特性，他的“智”，就是“从天理”而“不用己”，实为老庄之“无为”，而“生智”的方法，就是老庄之“虚”“静”。在社会经济论上，海保提出“循理而治”的社会经济管理原则，即“不自以为是，不人为造作，不管护过多”，采用“鼓舞之术”的激励措施，即通过奖励“使其自然悟之”、“不叱民不强行而行法令之法”，达到使民“忘”的社会管理目标，吸取了道家“无为”“自然”和“忘”的思想，还引用《老子》的君民关系论论证他关于国家和民间财富流动平衡和税收的经济理论。

三浦梅园是日本近世相对超越传统学派界限的自然哲学家的代表，其哲学大量吸取了道家道教思想。在宇宙论上，他关于宇宙本原的“玄”的思想，即来源于老庄道家，特别是直接取自《庄子》。他把“玄”具体理解为“一元气之玄”，把宇宙的“聚散生化”归结为“一气之通”，发挥了《庄子》“通天下一气”的思想；在认识论上，三浦“达观于天地”的认识目标、“反观合一”的认识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内容，特别是，他关于万物平等，批判人类以是非相争，主张“是非之以天地”的认识标准思想，可谓《庄子》“齐是非”之说的翻版。另外，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三浦在人生论上也追随《庄子》道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追求“与夫造物同化”和“忘而通”的境界。

三浦曾拒绝久留米侯让其做官的请求，并作诗云：“樵溪世间不能通，高卧东山异谢公。占得烟霞吾已老，鹤唳清风白云中。” “鹤”和“白云”都是道教神仙境界的象征，诗中透露出他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对自己人生归宿的理解。他曾自称“无事斋主人”、“二子山人”、“洞仙”等，为其长子取名“黄鹤”，这种人生境界和风格，颇近于道家道教。据三浦之子黄鹤所撰其父传记《先府君孪山先生行状》载，三浦仰慕中国梁朝著名道教天师和思想家陶弘景和东晋易学家韩康伯。其著《诗辙》中录有陶弘景的那首著名的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陶弘景和“清和而有思理，留心于文艺”，“澄世所不能澄，载世所不能载”的韩康伯，对三浦影响颇深。

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复古神道是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神道形态之一，也是日本近世影响最大的神道派别。复古神道采取激烈排斥外来文化的态度，主张在日本古代典籍中寻求“日本精神”。在复古神道的代表人物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人的思想中，明显可见对道家的吸收。贺茂真渊明确肯定老子“唱顺任天地，正合于天下之道”，认为日本“古道”的产生和形成，完全是“自然”的，是“顺任天地”之道，这一思想与道家的“自然”、“无为”基本一致。作为“日本精神”的特征，贺茂提倡“贵柔和”的思想，显然来自《老子》。作为复古神道的完成者，本居宣长排斥中国文化（“汉意”）最激烈，但还是受到道家思想的一定影响。他承认老庄“自与神道相似者多”，肯定其“厌恶智巧、尊崇自然”，他批判儒家名教礼制的伪善性，反对“人为巧智”和“贪名”，反对违背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即“真心”，其与道家的理论归宿虽不同，但其着眼点和方法是一致的。

日本近世文学中出现了众多亲近道家思想的人物和作品。松尾芭蕉作为江户俳谐文学划时代的代表，在日本江户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松尾提出“随造化，与四季为友”，在思想内涵和语言表达形式上，都是以《庄子》“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的思想为摹本，《庄子》成为他人生和文学的精神支撑。松尾一方面把自己的文艺生涯领悟为“顺应造化”、最终“归于造化”的过程，把“顺应造化”看做他文学创作活动的目标和最高原则；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次的，他从总体上接受了庄子“逍遥”的人生哲学，向往一种“三更月下入无何”的“无何有之乡”，这种人生观体现在他对“无用”、“自得”、“安命”的追求，以及人生如梦的解悟上。他还把《庄子·人间世》中的“散人”一词用作自己的号，署名“芭蕉散人”、“芭蕉散翁”等，可见其对《庄子》之倾心。道家思想对日本近世的通俗文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佚斋樗山即是代表。佚斋提出“庄子乃圣门之别派”的庄子观，试图把《庄子》思想融入儒学系统。佚斋把《庄子》顺从“造化”而“安命”思想解释为安于“造化所成”之“天性”，进而解释为安于社会性的“职分”，这就使《庄子》的“安命”转化为与现存社会制度协调一致的思想观念，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寻求都市生活的安定感的心理。

三

道家道教思想在哲学、宗教、文学等多方面对日本近世文化产生影响，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德川中期（17世纪末）以后，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出现了反对作为官学的朱子学、反叛传统的自由流派，由于逐渐扩大的社会变动，孕育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因素，使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呈现由一元到多元的变化趋势，形成不同流派间相互颉颃、争鸣的局面。当时的社会矛盾，尽管程度不同、方式各异，但都渗透、折射到这些学派和思想家的思想中。不同的学派或思想家，其应对的方式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提要：日本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近世以前，但都不能完全回避当时的社会矛盾。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这些学派或人物多采取某种批判的态度，或是儒学内部的批判，或是对儒学的批判；或是封建体制下的改良式的批判道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哲学思想，或是批判封建制度本身。虽然性质和程度不同，但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在进行社会和文化批判，突破外在规范的束缚的同时，思想家们要寻找社会和人类精神更永恒和稳固的根据，于是，“作为绝对价值的‘自然’，从封建等级制中走了出来，或是奔赴政治乌托邦世界，或是投入到人的内部心情当中”。这是日本近世中期以后思想家的一种典型的精神境况。道家思想在日本近世产生影响，与上述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发展状况及思想家的精神境况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条件下，道家思想成为冲破现有的规范、寻求永恒的和牢固的社会与精神依据的重要资源。从文化自身的发展来看，江户时代儒学开始兴盛，日本掀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次高潮，也大大推动了对道家思想的研究。社会变迁及其时代精神中蕴藏着关注、研究、利用和接受道家思想的深层动机，而文化的发展又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道家思想资源。

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作为建构自然哲学的理论依据。道家特别是《庄子》特有的关于宇宙的基本思想，在三浦梅园的自然哲学中发挥着结构性的甚至主导的作用。“自然”、“真”和“道”这些道家特有的、具有深厚底蕴的思想观念，构成安藤昌益自然哲学的基调。二是作为社会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老庄道家从“自然”的观念出发审视现实社会的基本理路，构成安藤昌益社会文化批判思想的基本框架，即从“自然世”的理念出发审视、批判和超越“法世”。道家提供了复古神道的文化批判模式，即批判儒学的“人为巧智”对人的“真心”的扭曲，并提出回归没有人为的自然古道。在江户时代，对道家思想的批判精神和思想的利用具有普遍性。三是作为政治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进入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的政治思想中而成为其组成部分，并逐渐得到强化。在海保青陵的经济思想中，“无为”则转化为社会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四是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庄子》的“造化”、“游”等思想渗透到日本近世文化的各领域和层面，构成了文人人生论的主要观念。五是作为开发智慧的思想资源。《老子》的“无为”、“虚”、“静”等思想，经过海保青陵从智慧之学角度的解释，成为一种产生智慧的发动机制。

道家思想的文化作用一直延伸到近代，对日本明治近代化思潮也发生了影响。道家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同时，其自身也适应时代条件和日本文化的特性而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有以下三种：一是趋于隐蔽。在日本近世，道家思想未形成学派，其接受主体，也多不公开承认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有的反而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其影响呈现隐蔽性。二是与儒家结合。道家思想在日本近世出现了与儒家结合，形成儒道合一思想形态的变化。这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反映出日本文化对植入的各外来文化的灵活态度。三是日本化。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化中被“转译”，从而带有日本特色，发生了“日本化”，如“自然”概念的变化。道家思想的“日本化”，是其与日本文化的深层特质交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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