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红：元话语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格局与气度

陈先红：元话语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格局与气度

作者：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二级教授、博导，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

【摘要】元话语体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从文化信仰、文化理念、文化仪式、文化符号、文化产品五大文化维度，科学探索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生成机理，建立具有稳定文化系统结构的“中国文化五元话语体系”，这有助于为讲好中国故事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文化中国信息结构和修辞框架，有助于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开放的中国话语系统，有助于为国际民众读懂中国打开“文化之门”“思想之窗”，系统彰显中国文化的格局与气度。

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话语理论化的过程，元话语是讲故事实践中用来引导作者、影响读者、实现作者—读者互动的一种叙事框架，是中国故事讲述者用来标示中国故事内容，设计对外话语体系的文化取向。元话语是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开场白”，是中国故事讲述者用来呈现话题、组织交谈中的话轮替换以及表明对信息、意见、情感或行为的一套话语体系，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一种“文化标示手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从意义、仪式、象征符号、游戏、宗教等领域建构其文化体系理论。他认为，一种文化只有同时解决“认知”“符号”“信仰”与“情感”问题才是有效的文化体系。美国修辞学家伯克在《动机语法》一书中，提出了以行为、人物、方法、场景、目的五个因素构成的“戏剧五因理论”。他认为，一个事件完整地表述就要涉及这五因，这五个因素是既分离又统一的整体。霍夫施泰德的“洋葱皮理论”将文化的层次概括为符号、人物、礼仪和价值观，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叙事框架体系，只有借助这个框架体系，故事才能传达出叙事背后隐藏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才能实现故事叙事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五元话语体系”。其中，文化信仰、文化理念构成内隐的精神文化层，文化信仰是精神文化的骨头，文化理念是精神文化的血液；文化符号、文化产品构成外显的物质文化层；文化仪式构成居间性的制度文化层，这五个要素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一个有机完整的中国故事元话语系统。围绕以上“文化五元话语体系”开展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有助于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文化中国信息结构和修辞框架，有助于探索建立一套科学“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

文化信仰话语

信仰是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是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文化信仰处于文化系统的最核心部分，文化信仰更多地表现为人的一种主观意识，这种意识通常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概念，集中反映某一个体或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的最大特征“是在没有外力作用下，个体自觉、自愿地对于某种规范的深刻认同与遵守”。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思想，在他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

每一个民族和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信仰。比如，历时1600年左右的儒释道思想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建构了整个中华民族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包括个体使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儒释道思想因而具有“文化信仰”的特殊文明意义，并与西方文明形成根本差异。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认为，天人合一、协和万邦、仁爱和合、和而不同的中国儒释道文化信仰所隐含的生态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有利于处理不同民族、宗教、家庭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全球大融合、大数据时代极具东方文化吸引力，会使东方国家人民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心理归属感。我国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认为，中华民族长期存在的“三教合一”思想对世界“和平共处”、对人类“普遍和谐”都会有所贡献。由仁至和、由善至和、由道至和，分别演绎了儒释道三教对“和”理念的内在追求与终极认同。儒释道三种不同文化相互影响、融合而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和谐”气质。

在一项世界共享价值观的跨文化调查报告中，“和”理念在世界各国文化中都有体现，它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和平理念，与“和”理念具有相通之处。我们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可以找到“和”理念的基因。赵启正因此在《向世界传播“和主义”》一文中提出向世界传播中国“和主义”的主张，建议把“和”译作“”（和主义），也有学者建议翻译为“ in ”（和而不同），以便在西方语言中流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国家。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这些思想都显示出“儒释道共同体”的文化信仰本质。

让历史说话、让现实说话、让事实说话，通过儒释道故事对中国元话语的修辞视野，对内建构一种中国文化信仰，不断增强“四个自信”，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对外能够向世界传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信仰之源，增强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可理解性，提升中国文化道德感召力、文化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文化理念话语

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不断被改造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意识，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补充，成为这个文化系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内在机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稳定而持久的思想和价值观，就是这个文化体系的文化理念。文化理念属于精神文化范畴，是指文化价值观、文化观念、思想理念、道德行为准则等。文化理念是一种文化生命体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存在，是文化系统的核心层次，是形成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文化理念系统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信仰与精神追求，指导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行为，在内聚人心、统一思想，外塑形象、扩大影响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核心价值和意义系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周孔教化”主要由“天人合一”“调和中庸”“修己安人”“孔颜乐处”等儒家文化理念构成，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蕴藏于中国故事之中。牟钟鉴在《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用一个字概括，则是“道”（有道、志道、得道、弘道），用两个字表达，则是“仁和”，用三个词表示，是“仁义、民本、贵和”，用四句话表述，是“天人一体，仁爱忠恕，和而不同，礼义诚信”，用五个字表述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政治主张上是完全相对的，是“仁义礼智信”。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理念主要包括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四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特别强调“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六大文化理念话语，这些不会随着世事流转而流转、人物变迁而变迁的千古常青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在全球抗疫背景下得到极大彰显和弘扬。

总而言之，具有开场白性质和元话语特征的文化理念话语，不仅对本民族发展、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而且对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促进世界发展都有积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陈先红：元话语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格局与气度，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文化仪式话语

仪式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性的人类行为方式或实践活动，由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仪式最初仅指具有宗教性的实践行为，是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外化的形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信仰与仪式是宗教最基本的两个构成因素，而仪式又是深深植根于信仰之中。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认为，仪式作为一种神圣化的过程，通过符号活动产生、加强以致神圣化为一种“真正的真实感”，通过“一套象征符号，引入一套心境和动机因素（一种气质）陈先红：元话语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格局与气度，并定义一个宇宙秩序的图像（一种世界观）”，使得想象世界变得“真实”起来。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指出，宗教仪式具有四种主要功能：自我否定与自我惩戒、强化群体凝聚团结、维持传承群体价值观、游戏体验重申道德秩序。

仪式还泛指一切有着意识形态传播、情感融合、身份认同等功能的行为。仪式活动都是以日常活动为基础的，对传统节日而言，人们在节日期间普遍采取的有别于日常生活的行动都可以被视为仪式。仪式使得节日的意义形象化、具体化，人们在节日期间的种种习俗活动及其所蕴含的意义，都是通过仪式来实现的。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之称，礼乐文化一向是中华文化的元话语。礼乐，不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教育方法，也是中国古人的仪式化生活方法。仪式化生活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秩序化，还可促进社会和谐化。儒家礼乐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涂尔干认为，仪式就是社会集体用以定期地重新肯定自身的一种特殊手段，仪式的功能在于维持共同体的存在与延续，对社会成员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的观念予以强化，使人们保持信仰和信心。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用“显功能”和“潜功能”的概念对仪式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提供一个定期的机会，使分散的群体成员集合起来从事某一项共同活动，仪式就会实现加强群体团结的这种潜功能。仪式作为一种公开的文化表演，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礼仪文化的根基被斩断。从新文化运动的口诛笔伐到“文革”期间的暴力摧毁，中国从“礼义之邦”变为“礼仪之邦”，失去了“以乐修内，以礼修外”的礼乐教化之功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乃至传统节日中失去了寻求文化认同的热情。人们生活仪式感的缺失，造成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和文化信仰的不断弱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礼乐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礼仪制度、礼仪规范、礼仪活动对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从政治仪式、传统节日仪式、人生仪式、大型纪念活动仪式等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文化仪式元话语体系。文化仪式对个人而言，是寻求心灵与精神的归属形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是价值观认同、信仰共享，形成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对国外民众而言，是一场公开的中国文化展演。通过倡导“中华仪式化生活方式”，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重拾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重建中华“礼义之邦”之美誉，让埋藏在历史里和书本上的文化仪式动起来、活起来。

文化符号话语

符号的概念指向非常广泛。符号是高度浓缩的文化表征，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宗教、科学、艺术等种种文化形态，构筑了人类的符号世界。人的本质就是创造与运用各种符号建设出一个“符号宇宙”，通过该过程建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符号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人认识世界与构建世界是通过符号化运作实现的。“符号学之父”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社会所接受的、以集体习惯和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文化表达手段。文化是人的符号化行为，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是以符号为媒介的。符号既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形式，也是文化积累、延续的载体。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符号就是所有能够承载优秀文化意义的符号。它是经过历史积淀形成的、被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典型表征形象，是一种“直观的感性形式”，通常以器物、动作、图像、文字等形态存在，包括器物符号、语言符号、文字符号、行为符号等。中国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思想观念、文化艺术、审美情趣、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表达民族情感、传递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在一项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跨文化调查中，有研究者把中国文化符号分为六个类型：中国文化象征性符号、中国文化生活符号、中国艺术符号、中国思想符号、中国人物符号、中国语言文字符号，具体构成如下：

根据海外调查显示，在所有中国文化符号中，长城、大熊猫、中国美食、太极阴阳图名列前茅，海外受众最感兴趣的文化符号是“中餐”，最具好感度的文化符号是“大熊猫”，最难以接触到的文化符号是“中国图书”，最不喜欢的文化符号是“中国龙”。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汉字的好感度在日本、韩国、越南、印尼等汉字文化圈是最低的。据受访者反映，可能与汉文繁体字有关。因此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政治主张上是完全相对的，汉字文化圈汉字字体统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和长远规划。因此，在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中，我们需要通过对有代表性的中国好故事进行多模态叙事和创意传播，重新建构“Z世代”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符号系统对外话语体系”，加强中国文化符号在象征性话语、艺术性话语、生活性话语、消费性话语和人物话语等方面的标识作用和框架规范。通过中华文化符号的IP化和市场化运作，构建“中国IP故事世界”，塑造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文化产品话语

文化产品是以文化或艺术为主要内容，能够满足人类精神需求，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满足大众娱乐的文化载体。文化产品的商业属性使得它是基于生产、消费等这些社会活动而存在的。它对应的是一种符号消费或象征消费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政治主张上是完全相对的，消费者不仅获得它的物质功能，更能获得它作为符号所蕴含的情趣、审美、个性等意义。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及消费等活动构成文化产业。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对文化产品的综合社会属性作了较完整的论述。布迪厄认为，资本是构成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具体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这实际上为文化产品的出现找到了某种依据。他进一步指出，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制度的形式。在布迪厄看来，文化产品正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统一，既可以表现出经济资本的物质性一面，也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的符号性一面。文化产品具有的这种综合性，正是其与普通产品不一样的根本特征，即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具体而言，文化产品所包含的文化符号能够满足目标消费者精神层面的需求，让消费者从中获得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从而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及情感需求。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文化产品包括文化商品与文化服务两大类。文化商品是那些传递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生活消费品，通过工业化过程和世界范围内的分配得以复制和推进。文化商品是一种有形产品，具有“可以同生产者分离的、独立存在的使用价值”，如图书出版、影视动漫、游戏等。而文化服务则是不能与提供服务的生产者分开存在，消费者仅仅是在“欣赏”或“精神满足”的意义上获得所谓的“使用权”，文化服务是一种无形产品，表现为提供文化管理和研究等服务，如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服务、学术理论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文化服务产品日益西方化，在精英层次的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方面，基本上是“言必称希腊”。在大众层次的文化商品方面也是如此，如电影电视、网络游戏、时尚书刊等文化产业，都存在西方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中国文化被降格、扭曲、肢解并同化，具有全球普遍价值和强烈现实意义的中国文化，被无形消解为“地方性的奇观”“正在消逝的东方奇景”。中国文化产品在对外交流与传播中处于完全不平等地位，国际市场出现巨大的中国文化产品真空。

目前，我国“十四五”规划已经围绕“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数字化文化产业战略、新型文化企业业态、骨干型的文化产业园区、智能化文化媒体平台、贸易性海外文化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总体战略规划。讲好中国文化产品故事，需要讲好中国文化产业链诸要素的故事，通过实施中国文化品牌战略，积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开拓海外文化市场，鼓励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和影视剧、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让中国文化产品在增强文化硬实力的同时，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中国文化五元话语体系应用分析

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如果我们能够从文化信仰、文化理念、文化仪式、文化符号、文化产品这五个维度，建立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元话语分析系统，就能够提供一个文化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中国故事内容框架和中国话语生成机制——“中国文化五元话语机制”，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开放的中国话语系统。比如，我们可选择家庭价值观、春节、汉字、西游记、儒释道信仰作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五个“元故事”样本。

第一，家庭价值观作为一种可对话的共享价值观，具有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战略眼”元话语价值。可通过开展家庭公共外交、出海企业“家文化”建设、“一带一路”中外家庭联谊计划等传播“家和万事兴”对外话语。

第二，春节作为最悠久、最隆重、最盛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仪式，是中国文化在自然时间上标记的元点，是中国人家庭空间认知的元点，隐含着中华民族集体的世界观与生活哲学，从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规范着中华民族的生活节律，具有特殊的元话语性质。可以将春节打造为“祭典+庆典”相结合的中华节庆仪式话语，持续增强中国故事的生活仪式感、市场能见度、国际影响力。

第三，汉字是中华文化之元（本原和起源），不仅仅只是用于交流的语言符号，更是反映中国人思想情感、行为习惯甚至是宗教信仰的故事合集。《说文解字·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陈寅恪认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因此，中华文化的“字”生性特征，有助于建构中华文化符号话语体系。如选择最具中国特色的100个汉字，从说文解字、汉字书法、汉字绘画、汉字雕塑、汉字舞蹈、汉字玩具、汉字动画等多模态叙事角度，将汉字的语言价值、符号价值、文化价值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话语。

第四，《西游记》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作品，不仅形塑了中国人的儒释道精神，更是中国文化全球化的超级代言人。西游故事话语具有全球化消费潜力，从人类迁徙与旅行角度看，西游记是一次伟大的文化朝圣之旅，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快乐、神奇、充满信仰的中西文化交流之旅。《西游记》文化产品具有“战略杠杆”作用，可以围绕西游记故事的个性话语、自由话语、合作话语、快乐话语、神奇话语以及信仰话语，有针对性地开发和推广《西游记》文化产品，如图书、动漫画、游戏、电影、电视剧、西游记主题乐园，等等。《西游记》文化和旅游产品在文化交流上与孔子学院互补，与迪斯尼和好莱坞对标，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手段，不断彰显和弘扬中国人的文化气质和信仰。

第五，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强调“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据此可构建“治世-治身-修心”三种元话语体系。通过讲好儒家思想故事，构建“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通过讲好道家思想故事，构建“中医中药”养生话语体系；通过讲好“中国佛教故事”，构建“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通过讲好儒释道“三教合一”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话语体系。在进行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时，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目标人群的现实需要，有选择、有重点、有计划地建构以政治话语、生活话语、宗教话语和公共话语为核心诉求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