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的“青春中国”出路在哪里？

“觉醒年代”的“青春中国”出路在哪里？

◎汪洋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这近十年，不同的中国人感受不同。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有些人却会认为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两千年的帝制彻底终结，国人“咸与维新”，社会百废待兴“觉醒年代”的“青春中国”出路在哪里？，历史向胸怀梦想的人们敞开了巨大的舞台。但理想中“民主、自由、富强、进步”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制度和政权的更迭就如约而至；剪了脑袋上辫子的国人，仍然剪不掉心中的辫子，帝制复辟、闹剧频生、南北分裂、外患不停……曙光并不遥远，一切即将开始“觉醒年代”的“青春中国”出路在哪里？，只是如何开始？出路在哪里？没人有肯定而清晰的答案。

《觉醒年代》赋予这十年间的众生百态和时代图景以新的解读视角与方式，同时带领观众“穿越”，在“历史情景”之中有力地回答了当年的“时代之问”。

透过这部精品力作，能够看出策划者与创作者的雄心与才情，他们是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刚刚从“老大帝国”中脱胎而出的“青春中国”，以及那一代的探索者、引领者、实践者，在艰难时世中苦苦寻求的道路与梦想。

还原“青春中国”的历史现场

近十年的时间不能算长哲学与文化，发生的事情却不少。有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新文化运动、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五四运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中国共产党建党等等；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这几件事情影响深远。历史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也是在每个人物的原子共振下孕育的，如果不还原当年的“历史现场”，就很难深度理解其中的因果逻辑。

《觉醒年代》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以北京大学作为主要叙事场所。彼时的北大师生既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还是连接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的社会纽带。由他们而延伸到北洋政府的高官、革命运动的青年领袖、被思想点燃激情的工农群众，既有连贯性，又做到了主线明晰纲举目张，但核心更在于对历史人物的重现重塑。

主要人物之中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无不个性鲜明而风度卓然：蔡元培宽厚睿智、陈独秀才情高扬、李大钊真诚质朴、鲁迅孤独敏感、胡适儒雅俊朗……这种戏剧化的赋能，让以往教科书里相对简单抽象的历史人物活了起来。在青年一代的才俊中哲学与文化，毛泽东谦卑沉稳、周恩来英气超群、邓中夏慷慨激昂、傅斯年率真倜傥。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活力四射又性格倔强，他们和陈独秀的父子矛盾成为另一条重要叙事线索，为我们构筑了革命者丰富的情感世界。

值得称道的是，该剧没有完全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对复古派进行标签化和脸谱化的塑造，辜鸿铭、林纾、刘师培、黄侃等人虽然持复古守旧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立场，却不失耿直真诚、磊落坦荡的君子风度，让人一改以往的刻板印象，这也可以视之为一种对真实历史的理性回归。

正是特点鲜明又性格饱满的人物群像，构建出了一个真切有趣的“历史场”，让剧中的学术观点碰撞也变得生动鲜活，普通观众能感受到历史人物的内心和走进历史事件的核心。

展现“正确道路”的选择历程

这近十年间最困扰中国那些先知先觉者的，并非无路可选，而是如何将外来理论与本土实际结合的问题：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共和制、议会制……保守主义、军国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林林总总、纷至沓来的政治样本和社会思潮冲击着人们，各种各样的学术主张和政治实验也应运而生。

电视剧《觉醒年代》在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上为我们展示了这个道路选择的过程，并解释了选择正确道路的必然性。

剧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学术思想层面的讨论与碰撞。开篇时陈独秀出场，留日学生就在辩论中国向何处去；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分歧；到最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聚餐话别，仍然在阐述各自的学术理念和政治主张。关于道路和主义的论辩内容甚至构成了全局矛盾冲突的主线，构成了支撑这部历史大剧的价值内核。

学术性的理论观点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事件里才能获得让人信服的解释；因此，该剧时常会让叙事的视角游离出北大这个场所，延伸到北洋政府机构的高官或者社会其他阶层。例如“张勋复辟”会促使新文化运动领袖思考文化启蒙的迫切；巴黎和会的谈判失利使得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都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五四运动让陈独秀放弃了不谈政治的主张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俄国革命的胜利则让李大钊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思潮、学人观点与政治事件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以讲故事的方式阐释清楚了历史发生的内在逻辑。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戊戌变法（以日为师）、辛亥革命（以英美为师）等多次社会实验，但是相继失败，一直到五四运动结束后，逐步踏上社会主义（以俄为师）的道路。《觉醒年代》其实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向观众阐释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成因，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结论：中国人最终选择走上以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正确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激活“士人精神”的内在力量

《觉醒年代》之所以动人心魄，还基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邃理解。五四新文化一代人承前启后破旧立新，他们既经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又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难分难舍的复杂对话关系；所以，虽然各持主张，却都仍然保有着一种弘毅求真的士人风骨。

《觉醒年代》借助于故事和人物将这种士人精神浓墨重彩地呈现了出来，那就是“诚敬之心”“君子雅量”“家国情怀”，换一种更简单的说法就是“真诚”“宽容”和“爱国”。

宣扬新文化的陈独秀鼓励他的两个儿子深入社会“野蛮生长”；“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的胡适一生秉持其独立思考、科学检验的立场；辜鸿铭、林纾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仅仅只是热爱传统文化，而且是以士人品行要求自己，拒绝阴谋苟且，主张光明磊落。亲近底层民众的李大钊对学生仗义疏财，还花自己工资给长辛店工人过年包饺子，这些貌似欢快的场景却有令人泪目的感动。

剧中所表现的北大诸先生那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更是令人神往。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不仅开启一代新风，更酝酿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碰撞和文化剧变。新旧两派同堂授业、互相批评，学生也可以和老师自由探讨问题，但是彼此对话之前先需鞠躬行礼，这是尊师重道的文明风气。教授们可以为求真理不惜争到面红耳赤，坚持主张者能够一生不改其志，却不伤同事之情和兄弟之谊。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民主，又是一种君子气度；是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又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智慧。

陈独秀和胡适的学术理念不一样，最终分道扬镳哲学与文化，却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辜鸿铭对新文化的一切主张都深恶痛绝，却可以和新文化领袖一起与英国人谈判，面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北大争取权益；在五四运动期间，文化保守主义的大师们拒绝被安福系的官员收买，坚定捍卫蔡元培校长和北大。抽象的“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成为了一种可以被感受到的“君子节操”，是他们共同拥有并一贯坚持的价值共识。

从某种意义来说，《觉醒年代》既是洪钟大吕的历史正剧，又是一部青春偶像剧。英气勃发的青年导师、热血澎湃的青年学子，甚至包括有人格操守的北洋政府官员，这些有血有肉的知识分子形象，让整个剧洋溢着一股清新刚健的气息。

1912年到1921年间的中国，可以说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看似绝望窒息的中国社会却呈现出万物觉醒的青春气象，并孕育着后面的巨大变局。电视剧《觉醒年代》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历史和解读历史，是真正拉近了当代人和历史的距离，是真正萃取出了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激活了蕴藏于历史深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