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尖锐指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子尖锐指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法家是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申不害，而由韩非集其大成的学派。儒学与法家在战国时期皆为显学，儒法二家在学术思想上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

春秋时期儒法之争 春秋时期早期儒法之争，反映于成文法的公布，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记载，晋国铸刑鼎，将晋国大夫范宣子所著刑书铸于鼎上公布。当时即遭到孔子反对。孔子尖锐指责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他认为公布成文法不如法在贵族手中而不公布更为有利，惧怕平民百姓根据成文法与贵族做斗争，不利于稳定上下秩序。孔子又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对此，晋杜预注说：“弃礼征书，故不尊贵。”(《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六《昭公二十九年注》)即认为人民据成文法做斗争，将不遵守礼的约束，而威胁到贵族特权。唐孔颖达疏：“民知罪之轻重在于鼎矣，贵者断狱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验于书，更复何以尊贵?威权在鼎，民不忌上，贵复何业之守?”(《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三《昭公》)这亦说明，公布成文法，民众可以据法与贵族斗争，使贵族不能随意所为。这表明，成文法的公布乃法制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应是进步措施。自春秋开始到战国时期，坚持成文法，成为法家学说的重要内容。

儒家与法家的对立，主要在于儒家尚德而不尚刑。儒家并非完全排斥刑，而是主张以德治教化为主，而以刑罚为辅，即省刑罚。孔子曾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是强调以礼乐教化为前提，而刑罚亦不能废止，但刑罚要依教化，离开教化则刑罚便会偏颇。孔子还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狱”指争讼，即狱讼，朱熹注“折狱”为“断狱”。上述引文说明孔子的弟子子路懂得司法。

战国时期儒法之争 战国时期法家大行，儒法皆为显学，一些重要法家人物与儒家有师承关系。如战国初期以改革著称的魏文侯即曾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文侯任用为相的前期法家李悝(李克)，亦受业于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克》7篇，列为儒家。《晋书·刑法志》说李悝著有《法经》。战国末期重要法家韩非、李斯均为儒家荀子弟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

法家虽与儒家有师承渊源，然因学术宗旨不同，互相抨击亦甚剧烈。如秦国经历商鞅变法而富强，法家耕战主张为群雄所接受，但遭到孟子尖锐抨击。孟子说：“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孟子所攻击的“良臣”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乃法家耕战之士孔子尖锐指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他斥他们为“民贼”，是因为法家重功利而不重仁义。孟子目睹当时诸侯提倡耕战而使兼并战争规模愈来愈大，为人民带来了战乱之灾。因此，他强烈反对法家耕战主张，而主张实行王道反对霸道，以仁义争取天下归顺。战国末年，荀子亦批评法家慎到、田骈、邓析等人思想“不可以经国定分”和“不可以为治纲要”(《荀子·非十二子》)。苟子也是强调实行仁义，即“经国定分”，要用礼义，而非用法治。所谓“为治纲要”即尚德治教化，而非尚刑罚。荀子曾和弟子李斯辩论仁义和权谋问题，李斯认为秦国富强“非以仁义为之，以便从事而已”(《荀子·仪兵》)。荀子反驳说他是“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本即指仁义，而末指权谋。

儒家仁义主张也遭到法家尖锐抨击，如韩非作《五蠧》批评“儒以文乱法”，还说儒者“称先王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韩非认为战国争雄要靠实力，只有实行耕战才能富国强兵，他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攻战，则国何利焉。”(《韩非子·八说》)因此，韩非认为儒法不两立，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秦始皇实行法家主张，摈斥儒家仁义，虽取得天下统一，但因为政惨刻，不久便激起人民揭竿反抗，秦统一仅15年便灭亡了。

汉代之阳儒阴法 汉代封建中央集权大一统形势的出现，儒法之争的格局又发生新的变化。汉代朝廷吸取秦亡教训，改变秦朝严酷少恩的重法主张，实行“霸王道杂之”主张。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这时的儒家实际上吸收了法家思想。近人章炳麟说：“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比》，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訄书·儒法》)章炳麟认为儒法二家思想是互补的，因此，儒家并非摈斥法家，法家思想来源之一为儒家《周官》(指《周礼》)。而儒家董仲舒作《公羊决狱》(《汉书·艺文志》有著录，已佚。后人马国翰等有辑本)，亦吸收法家主张，即引儒附法。由此可以看到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术之中则吸收有法术。史称汉代阳儒阴法，即指汉代儒学以仁义德治为外衣而装有刑名法术的内容。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宣帝纪》)此所说。汉家自有制度”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当包括汉武帝独尊儒术在内，说明武帝定儒家为一尊，实质是“霸王道杂之”。《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曾指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亦说明汉武帝并非纯任儒术。汉唐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沿袭“霸王道杂之”主张，此亦为后儒颂扬三代而讥讽汉唐的原因之一。

宋儒之儒法观念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成熟，封建纲常更为强化，儒家独尊地位亦更为加强。理学家发扬儒家崇王黜霸、重礼轻法主张，更加强调王霸义利之辨。理学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更加摈斥法家功利主张，甚至视法家为异端。宋儒程颐说：“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道篇》)这是将申(不害)、韩(非)，杨(朱)、墨(翟)，佛教统统视为异端，尽管其为害程度有别，然而均属有害无益学说。程颐还以申、韩与老子有思想渊源攻击老子说：“老子语道法而杂权诈，本末舛矣。申、韩、张、苏皆其流之弊也。申、韩原道德之意而为刑名，后世犹或师之。苏、张得权诈之说而为纵横，其失亦远矣，今以无传焉。”(同上)这里从思想渊源上批评了老子和申、韩、苏(秦)、张(仪)，而认为申、韩之刑名较之苏、张之纵横，尚有可取之处。程颐在理论上批评法家，而在实践上则并不排斥刑罚。他说：“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日尚德而不尚刑，顾岂偏废哉?”(《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德和刑二者不可偏废，虽以德治教化为主，但离开刑罚则亦难求治，刑罚起辅助教化的作用。

宋儒朱熹亦主张“为政以德”，然亦认为刑罚为德政所不可缺少，他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论语集注》卷一《为政篇注》)这里将德礼和政刑二者之本末关系说得极为明白．德礼为本，政刑为末，不可弃本逐末。然而末亦不能废，朱熹又说：“圣人为天下，何曾废政刑来!”(《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为政篇上》)这亦是强调德治并非排斥刑罚，只是德和刑本末不能颠倒。朱熹生当南宋偏安时期，他曾从政为官，这也使他在仁义和法治关系上产生务实精神。他虽然在理论上崇仁义而抑法治，而在实践上则亦体会到法治之不可缺少。他说：“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八《朱子五·论治道》)朱熹这里一反儒家以宽为本的政治原则，主张反之以严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是有所为而发，并非否认儒家崇德抑刑的根本主张，而是针对当时社会实际状况以重法抑奸豪。申平民，其实质仍与儒家为政以德的宗旨相符合。

近世之评价 近代儒家王先谦作《韩非子集解序》云：“(韩)非论说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严刑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孔子尖锐指责：“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幼孤得长。此则重典之用，而张弛之宜，与孟子所称及闲暇明政刑，用意岂异也?”这里予韩非的法治思想以极为肯定的评价，而且和孟子思想相提并论，与宋儒崇孟黜韩宗旨大相径庭。这反映近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对儒家仁义的框框有所突破，而对韩非等法家亦有了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