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屡败屡战是人生荣耀”

丘成桐“屡败屡战是人生荣耀”

数学是纯粹的真理，而具有肉身的活人则需周旋于世俗社会，存在于人际间。对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来说，对数学的不懈追求如在一条渡河中漫溯，它流淌着穿过理念、自然世界的真与美，也穿过世间生命的纷扰。他的自传《我的几何人生》很见性情，体现出他率直和不惧争议的性格。

最近，丘成桐父亲、著名教育家丘镇英先生的遗稿《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出版。丘成桐从香港负笈美国追求数学事业的过程中，父亲的遗稿一路随他辗转，直至二十年前请两位哈佛学者将其整理出来。在丘成桐看来，父亲的哲学讲稿回到古代思想起源的源头，清楚地勾勒出东西方哲学的走向，具有通盘、宏观的视角。这种对整体性学问的追求影响了他，与他的数学品位一脉相承。近日，《北京晚报》“书乡对话”栏目特约记者对丘成桐先生进行了专访。

丘成桐

“屡败屡战是人生荣耀”

Q

在《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序言中，您写到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颠沛的生活，不乏温情和世态炎凉。这样的少年时代如何影响了您的一生？

丘成桐：我一辈子做研究，无论在学问上还是人事关系上都常常有困难的时候。我能够不停地支撑下来，源于童年沉浮的丰富经验。童年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书都无法念下去，但我还是撑了过来，这让我后来的人生可以挺得过所有艰难的事情。成为一个好学者，不能临阵退缩，也不能不敢做以为不可能的事。重要的发现通常一百次里七八十次是失败的，需要屡败屡战，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但很多时候，最困难的地方跨过去了也就跨过去了。我一辈子没怕过什么事。

做学问的人看重自己的声誉。如果以为自己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结果发现有错，那是最难堪的时候。有的人发现做错了丘成桐“屡败屡战是人生荣耀”，还硬着头皮讲是对的。年轻的时候，一方面，我能够顶得住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受父亲影响，坚持要光明磊落。做学问的危险之处在于，需要很努力才能维持操守。当宣称证明了一个出名的大问题时，谁能肯定没有错呢？错了就错了，真理不会因为你是谁而改变，唯有面对现实，承认错误。只有一个方向是你要追随的：真理的走向。

我人生最困苦的时候与此有关。对我而言，维护学术声誉很重要，所以非要解决不可。当年做卡拉比猜想，发觉有错，我连续两个多礼拜日以继夜地想，非要解决它。不停地思考和努力，我终于发现原来的路是错的。正是因为我一下子在短期内花很多功夫发现了错误，这个问题才没有再拖上几年时间才解决。当时我已是斯坦福大学的长聘教授，解不解决这个问题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大困扰，但事关学术声誉，没有退路。

Q

父亲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他人格的哪些面向？哪些往事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丘成桐：我父亲把道德看得很要紧，把追求真理看得很重，也认为名誉很重要。

求真，的确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代价是不是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在香港的生活很困苦，但也撑过来了。在《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中写到，父亲与一位同行创办香江学院，做文史哲的系主任，聘请了很多有学问的教授。但当时香江书院内鱼龙混杂，父亲对有些事极为反感。开学仅仅两个多月后，就愤而辞职。那段时间，他不得不到联合书院兼职，家庭负担加重，极为辛苦。

《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

丘镇英 著 丘成桐 编

中信出版集团

父亲去世过程中，我经历了人情冷暖。当年要过我父亲一点好处的学生朋友大都不见，剩下的还有一些好心人愿意帮忙。经历了这些，我对世态看得很开，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自己能自立地活下去就行。

Q

游走于中美两国文化之间，您对中西文化差异有什么样的体验？

丘成桐：我儿子在美国长大，进了大学，他就知道自己做自己的事，大学一毕业，就不高兴我再给他钱，要自立。我要他做什么事，他认为自己有理的，不会听我的话。我的二儿子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考到一个奖学金，跟研究艾滋病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到云南做研究，一去两三年。对中国人来讲，儿子不听话是不能接受的，但在美国长大的小孩看法不同。他首先认为自己不要你的钱，但是也不想接受你的管教，自立了，就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国的孩子往往希望老师、家长帮自己一辈子，认为应该照顾到底。

今天，美国文化的面容逐渐表现出另外的一面，更加赤裸裸，这是在它经济鼎盛时期没有也不必要表现出来的。在我父亲的书里，他表现出两种文化的区别，讨论了中国文化的益处在哪里。

研究作为整体的数学

Q

丘镇英先生的哲学思想，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

丘成桐：我不是学哲学的，但小时候常听他讲学问。我十四岁时他就去世了儒家哲学的要义包括哪几条，我跟着他学得不多。他去世以后，才慢慢消化了一些。所幸，他遗留下关于中国哲学的断纸残章，能够整理成书。

父亲这本书，回到古代思想起源的源头，从古希腊讲到康德以及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彼此之间的影响与争斗，包括中世纪后基督教、佛教影响，从老子、孔子一路讲下来，中国哲学对大自然的看法、“以人为本”的来源等等，清楚表现出不同流派的发展、融合，勾勒出东西方哲学的走向，是很通盘、宏观的视角。

Q

哲学和数学本属同源，在对父亲讲稿的整理过程中，您有发现哲学思想与数学研究的相通之处吗？

丘成桐：我做学问几十年来，与别人不同之处，也在于我能够通盘地了解学问，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对学问要有通盘的了解，才能知道每个问题今天的样貌从何而来。数学有很多分支，这些分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是很重要的，现代数学的发展，往往是两个不同分支混在一起产生的火花，父亲的哲学也很看重哲学思想的交流和不同学派之间的冲突融合儒家哲学的要义包括哪几条，比如会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中国后，与儒家、道家的交流和缓慢融合。学问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不同支流融合成大流，汇入大江大河。这也是我父亲的看法。他希望通过东方与西方的比较、交流、融合，形成一种新的看法和哲学。

这个时代仍然有伟大的数学家，他们仍然能看到作为整体的数学的图景。但是，不少学者在小的方向上过于关注，视野狭小，很少去听其他领域的课，更不用说大师课。只求能听懂、能马上拿来用，这样的确能很快出成果，却会失去对宏观整体图景的把握，是一件不幸的事。当年我读数学的时候，什么课都去听。父亲对我的影响深刻之处也在此。我的文化启蒙是从他开始，他让我读的书，影响到我对世界的看法。

选择做什么题目，对一位数学家来说丘成桐“屡败屡战是人生荣耀”，往往意味着一种激动之情被激发出来。我读詹姆士·沃生的传记《双螺旋》，他开宗明义就讲，小时候第一次了解到双螺旋问题，兴奋得不得了：假如能够了解人类生命的结构，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这种激情正是做学问的基本动力，可以让我们长久地走下去。当年我做卡拉比猜想的时候也是受这种激情的驱使，感到自己非解决它不可。有了充沛的感情，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会退缩，需要一种文化修养。

今天常提到“卡脖子”问题。“卡脖子”问题的解决需要基础科学发展水到渠成，需要累积深厚的科学文化底蕴；我现在希望从小孩子开始，培养他们深厚的科学文化积累。做学问，遇到小困难，就轻易放弃，恐怕也是积累了太多实用主义观念的缘故。家长总是希望孩子们做生意、开公司、从事金融。通过我们的努力，希望中国的孩子们也可以看得远，追求极致。

培养中国本土数学家

Q

您在《哈佛数学150年》中写到哈佛数学系的历史和运作方式，现在您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据你的观察，二者有什么不同之处？

丘成桐：我在汕头出生，在香港生活二十年，在美国工作五十年，但内心从未离开过中国，一直希望中国的学者可以慢慢成长。1979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之后四十多年，每年我都会回来，帮忙培养中国的数学家。四十多年来，随着一批批留学生回国，国内大学数学讨论的氛围已经有了，文化在慢慢改变、积淀，可以带着学科向前走；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也被吸收到清华这样的地方。

哈佛大学数学学科沉淀了大概150年到200年的历史。1885年左右，哈佛开始大量派出学者前往欧洲留学。1905年，哈佛第一位重要的数学家乔治·戴维德·比尔克霍夫完成了自己第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让哈佛和美国数学界开始改变。比尔克霍夫没有去过欧洲留学，是第一位在美国本土成长并完成了世界一流工作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震动了美国数学界，也标志着哈佛数学系的质变。他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徒孙徒子加起来大约有八九千人，差不多美国数学界一半的人都受到他的影响。

现在中国还没有产生这样的学者。我们期待能培养出比尔克霍夫这样的人物来：在中国本土产生的第一个重要学者和他的重要工作，将是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我们正在等待这个时刻。

Q

在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维度，我们现阶段该如何做出选择？

丘成桐：人们常问“走哪个方向比较重要”这样的问题，在我看儒家哲学的要义包括哪几条，学术上讲究的是百花齐放。麻省理工是全世界工程学科最好的大学，我曾与他们的教授交流，他们的共识是，只要把一批聪明人放到一起，根本不必考虑他们会做什么，他们的天赋会自觉自动地找出一条最好的路来，这也是他们发挥天赋唯一的路：一是找出大自然的奥秘，二是应用这种奥秘。

150年前，美国几位学者要研究“以太”存不存在的问题，做了迈克耳孙莫雷实验。这个实验看起来完全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正是这个实验，证明光速在不同惯性系和不同方向上都是相同的，因此产生了狭义相对论，影响了整个世纪物理的发展，到现在也有实际的应用。表面上没有用的好奇心，实际上大有用场。只要不阻止好奇心，让它自然发展就好了。

中国学者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太久，我们要从小孩子开始，让他们从小接受科学的文化、真理的架构，慢慢地也会影响到年纪大的学者。最终我们还是要靠年轻一代，带动中国科学往前走。我目前就是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遴选未来的数学家，让他们跟随大数学家学习，在孩子们心中播种下最有意义、最真的科学思想，让他们去思考、成长。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