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历史学家傅斯年：儒学的近代转型》的大时代

朱熹历史学家傅斯年：儒学的近代转型》的大时代

《儒学的近代转型》干春松著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朱熹

历史学家傅斯年在研究儒学的起源时认为春秋战国的大时代造就了诸子百家，也造就了儒家。经历了秦始皇的暴力统治，汉武帝之后的帝王逐步探索以儒家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以确保大一统国家得到稳定而丰富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此后的王朝数次更迭，儒家思想对世界和秩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担负起了中国精神价值的主体性功能。

从时间轴上来看，1840年之后，中国面对英、法等国的军事打击和经济掠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群体从军事失败中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体系已经无力应付“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学”更多是一种防御性概念，它所呈现的是人们在现代性冲击之下，对民族性因素消退的忧虑和不安。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大学国学院，走上了一条“汉学化的国学”道路，呈现出与国际学界的中国研究接轨、合流的新的“世界化”的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学概念重回人们的视线。21世纪初，国学研究似乎又有重返晚清时期的问题意识的意味；强调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

在这种语境下，《儒学的近代转型》用了五个部分梳理了近代以来儒学面临的挑战和思考，干春松先生在序言中就说得很明白，对于第一为何是国学而不是儒学？第二栖身于哲学学科中的“儒学”还是儒学吗？第三制度儒学与儒学的整体性继承和发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本书中都得到了讨论。干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朱熹历史学家傅斯年：儒学的近代转型》的大时代，研究的领域就是儒家思想与典籍、近现代思想与人物、中国政治哲学，提倡“制度儒学”的研究近路。除了这本书以外，还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著作。

《儒学的近代转型》中所研究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或者可以粗略的分为三个部分看。第一部分梳理了近代以来，在经过了将近百年的探索后，学界对于传统的态度，以及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国际秩序进行反思和重构的探索。

第二部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儒学的自我和未来。比如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意识讨论中，对于儒家思想在民主和法治建设中具有的意义虽无定论，但肯定了儒家有助于人格修养与社会道德素质的提升。其中的逻辑首选是因为儒家伦理特别强调一种情境性的自我体认，而不是对道德规则的毫无情感的“遵从”，这样，使得人的道德活动处于自愿，并在道德实践中实现自我。其次也认为儒家伦理可以“对冲”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当个人与他人、社群、国家乃至天下万物发生关系时，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会强调个人对“他者”的责任。

第三部分则是讨论了儒学的学科化和摆脱困境的可能性，同时也通过对讲演和访谈的记录讨论了国学热以及儒家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比如大陆新儒学是近些年兴起的且越来越蓬勃的思想运动，其中既有对于儒学理论研究的推进也有实践层面的探索。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大学儒行社以及各种深入到地方的儒学讲学活动。

其实传统思想在企业管理中也早有应用，像《韩非子·喻老》中说”千丈之堤儒家是哲学吗朱熹历史学家傅斯年：儒学的近代转型》的大时代，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时刻保持对危机的洞察力，遇到危机又能果断处置是企业发展的保障。春秋时期的军事家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人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基本的需求，才会向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孟子曰”源泉滚滚，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一家企业战略预判和战略制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战略预判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了企业经营的成败。

书中汉学家安乐哲说：“儒”是一个一以贯之、世代相继、互系通变、生机勃勃的系统，是“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的哲学叙述。由于“儒学”，才有一个叫做“中国”的独特世界儒家是哲学吗，才形成它别具一个且与时俱进的文化本体。那么儒家是哲学吗，期待这些讨论、宣讲和各领域实践都能成为儒学在新时代转型的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