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显著价值

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显著价值

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可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温馨、最可亲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所谓“于道最为高”“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与显著价值，古往今来人们已有非常充分的概括总结。我这里仅仅想就儒家的思想方法论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

儒家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善于“杂于利害”，见利思害，见害思利，讲求“适度”，不走极端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显著价值，体现出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

有句名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是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儒家也善于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治国安邦问题。在他们看来，其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德刑”、“礼法”、“治乱”、“宽严”、“义利”、“王霸”等等，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

这正如老子哲学中的“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静躁、轻重”一样，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不仅是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之间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包含有“利”与“害”的两种倾向。

天下万事万物，没有无害之利，也没有无利之害，两者如影随形、相生相成，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致胜的因素。因此要求人们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对待事物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

为此，儒家才坚定地提倡“适度”原则。儒家普遍认为，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具体做法便是“执其两端而叩之”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这种思维方法早在其开创者孔子的重要思想命题上皆有反映：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天然合理性，又主张“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又注重形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总之，一切要“允执其中”。

“允执其中”，就是要避免“过犹不及”极端情况的发生。譬如，“礼”“乐”皆为治国安邦的基石与鹄的，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一旦过“度”，则必然走向反面，背离其初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

所以，反映在治国问题上，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而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既然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反面。

这就给统治者以重要的启示，在治国上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必要时需安于现状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国易堂，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显著价值，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一句话，目前是什么状况，就安于什么状况，不羡慕分外的东西，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长，使品德各异、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治国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不同作用。

不断强调的“忧患”意识

儒家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论逻辑展开，使得它的文化精神中，合乎自然地蕴涵了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传统，即朝乾夕惕，忧患系心。孟子尝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阳修也强调指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视、积极弘扬的宝贵遗产。《礼记·曲礼上》有言，“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它提醒人们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志满意得，放松警惕，沾沾自喜，无所用心，让胜利冲昏头脑，让太平消磨斗志。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通常不是在身处逆境之时，而往往是在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顺境之中。

北宋大儒周敦颐《爱莲说》中有两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实际上是儒家忧患意识的简洁表述，说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如何做人、怎样处世的深刻含义。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达的是，一个人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自尊自强，从逆境中奋起，从挫折中进取。而“濯清涟而不妖”，则是喻指人在顺境中始终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不忘乎所以，脚踏实地继续前进。

由此可见，一个人在逆境中奋斗、自强固属不易，而在顺境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自重进取其实更难。而只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才能够始终秉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跨越这个巨大的陷阱，实现人生的升华。儒家思想方法论的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正是集中体现在它所强调的“忧患”意识之中！

积极坚持的“更化”立场

儒家的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也反映在其把握“经”“权”关系上。所谓“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便是体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执中”、“执一”、“守经”；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大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创造必要的契机，提供适当的手段。

儒家的“经”“权”观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贯彻落实，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第一，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在治国方面确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如等级尊卑的有序管理模式、德治教化的价值取向原则、正己及人的管理示范形态、仁义礼乐的人本管理精神、用中适时的管理操作方法，等等，这些都属于“经”的范畴，都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大经大法。与此同时，儒家也不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以动用刑罚来补充单纯讲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认合理利益来完善单纯提倡仁义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诸生平等来克服单纯讲究等级名分的矛盾等等。

第二，受“经”“权”理论的指导与规范，儒家遂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迁、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既然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所改进，那么，上至治国，下及修身，也同样可以依照这个一般规律，不断丰富其原理，充实其手段，而不应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因此，董仲舒可以在面对雄才大略又刚愎自用的汉武帝策问时，有勇气直斥当时汉朝政治之失，危言耸听地形容汉朝的统治秩序为“粪土朽墙”，随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不遗余力地鼓吹“更化”，主张改弦更张，另起炉灶。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念作坚实的支撑，儒家思想在其总体精神不作重大改变条件下，其具体细节、具体方法总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调整与充实之中，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即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儒家“经”“权”理论，的确是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更化嬗变的不竭生机与强大动力。儒家以朴素辩证法为内核与精髓的思想方法论，则是值得我们在这个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转型过程中，加以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掘的一份遗产，它弥足珍贵，足资启迪，无可置疑地富有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