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儒家和两个思想流派有何不同？

春秋时，儒家和两个思想流派有何不同？

春秋时，儒家和法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思想流派。那他们具体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

首先，儒家追求“仁爱”、“宽容”、“稳定”。这种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就显得刻板、迟钝了。

法家思想则追求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明。

法家改革者敢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让人感到振奋。

吕思勉也曾说：“法家之学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相同点，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有这一家见用于时；而见用之后，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

然而法家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认为除了自己，父母、妻儿都不值得信任。它精于算计，却又不择手段。高效，但又残忍。

法家的著名代表吴起，就是通过“杀妻求将”来换取的功名——吴起本是鲁国人，娶了一名齐国女人为妻。后来齐国和鲁国交战八字百科，吴起因为精通兵法而被推荐给国君。但朝中有人因为吴起妻子的国籍而怀疑他的忠心，所以吴起便毅然决然地杀掉了自己的妻子，用妻子的头颅换来自己的功名。

另外，儒家认为君主应该“以人为本”。君主执政应该争取民心，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民众的感受就是上天的感受，老百姓满意君主才能继续做下去。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法家的思想则完全围绕君主运行，虽然也提出了自君主以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但却认为君主就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存在只是为君主服务的。百姓对君主的作用是什么呢？作战的时候，可以贡献生命；和平的时候，可以贡献劳力——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义。

韩非子在《显学》中说：“民众的心智就像婴儿一样，官府要他们吃点小苦以谋求长久的利益，牺牲一代人的幸福来换取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竟然不能理解。如果治国的时候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那国家必然要陷入混乱。”

管子也说：“百姓只能拥有一种获利渠道，百姓的贫困与富有全部掌握在君王手中，百姓才会视君王为日月、父母”。

其次，儒家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百姓有了财产，心态才会平稳。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相同点，那么他就会产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邪念，走上歪门邪道，即所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法家却认为，国家要强大，就要让民众保持愚昧与贫穷。

商鞅就曾说过：“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如果百姓都有所依靠，他们就不会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让他们穷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

第三春秋时，儒家和两个思想流派有何不同？，儒家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法家却认为知礼义是没有必要的。法家认为中产阶级对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畏惧权力。

所以治国要让百姓穷下来，失去生存的基础，让他们乖乖地听从权力的指挥，遵循国家政策导向。

治国的人如果能随便让穷人富起来，富人穷下来，那么证明这个国家才有力量，有力量的国家才能称王。（“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

第四，儒家认为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相同点，要任用知识分子，选拔贤人去治理国家。法家却认为，要“以奸民治”。

用黑恶势力来统治民众，让民众屈从于流氓统治。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春秋时，儒家和两个思想流派有何不同？，至强。”

——《商君书·去强》

强迫百姓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现状，这样百姓才能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屈从强权。

这就是春秋时儒家和法家思想大概的几点差异，后期董仲舒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的“新儒学”不在此讨论之列。

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一本书也写不完。

当然，古人提出的思想肯定有其时代局限性。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两千年前的古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总结中不断前进。

这是《张宏杰：历史的正面与侧面》书中的观点，你觉得他说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