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胜大咖）太极驾到，遇见现代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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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它是对于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回应。到抗日战争时期，现代新儒家已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危亡的严重局面，为现代新儒家提供了有利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由于经过较长时间的理论准备，包括对西学的了解、学习、吸收和消化，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已有可能创造出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1941年，贺麟在《思想与时代》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公开提出“新儒家”概念，并对五四运动以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进行了宣言式概括。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在西洋文化大规模的输入后，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可以说，现代新儒家是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后，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寻求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

抗战时期，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马一浮等，表现活跃。梁漱溟（1893—1988）被公认为是现代新儒家开创山林的人物，他创立了一套“新孔学”思想体系。他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的精神方向。抗战期间，他发表了《中国文化问题略谈》等一批探讨中国文化问题的重要论文。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在抗战后期也初具规模。熊十力（1885—1968）是现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最主要的学术著作有《新唯识论》、《读经示要》、《十力语要》等。特别是《新唯识论》一书，构建起了一套精致的哲学体系，被视作现代新儒学理论成熟的标志。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作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书，统称之为“贞元之际所著书”。他标出自己的“道统”（知胜大咖）太极驾到，遇见现代新儒家，自命继承了中国哲学的正统精神，建立了“新理学”体系。贺麟站在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场来承接、发挥陆王心学的理论，提出了“新心学”体系，著有《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近代唯心论简释》等。也有人把史学家钱穆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钱穆以宋明理学为指导思想编纂历史，以叙述历史的方式阐发宋明理学的基本思想，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一书。

现代新儒家不仅创立了各自的学术体系，而且还通过创建书院、兴办杂志等社会活动，以扩大宣传，增强影响力。1939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创建复性书院。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创建勉仁书院。同年儒家思想优点，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建民族文化书院。他们还主办了《再生》、《自由钟》、《思想与文化》、《哲学评论》等一批杂志，作为宣传民族文化的舆论阵地。

抗战时期，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言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把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潮。

其一，现代新儒家将儒学文化复兴思潮与民族救亡紧紧联在一起。贺麟说：“就相信民族之必能复兴，文化之必不致毁灭，国土之必可光复，国耻之终可昭雪，国仇之终必报复而言，斯乃吾国数千年来圣贤豪杰忠臣烈士的传统信仰，抑亦我全民族父诏子，子诏孙的传统信仰，至于中国对日抗战之有深厚的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基础，更不待言。”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熊十力即指出，“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1938年入川后，他不废讲学著述，坚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儒家思想优点，亡我文化”，提倡“自本自根、自信自足、自发自辟”。熊十力从忧患意识出发，强调指出，“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其二，他们对中国文化抱以一贯的信心，认为抗战时期即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时期。冯友兰在解释“贞元六书”书名的来历时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儒家思想优点，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他回忆这六部书的创作，“我对于哲学创作的兴趣是一种动力，但主要的动力还是抗战”。

其三，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心，现代新儒家对西化论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认为传统文化的破坏严重影响了民族的生存地位。梁漱溟认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破坏中国民族独立的一种外力，无伤其根，而近代以至五四以来，“对固有文化之厌弃反抗”则是内部“自觉地破坏”。而这种“自力破坏”“是破坏力中之最强者”, “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挽救中华民族必须从乡村做起，彻底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精神。概而言之，就是要“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 “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熊十力对“全盘西化”论也颇不以为然，他指责北京大学的青年教授们“徒以一切扫荡是务”，结果“将陷于西哲之网罗，无可反求诸己，终不识固有家珍”，并使“吾国学子甘为洋奴”、“中国人将万世为奴”。

其四，他们均认为中国文化具有许多不可比拟的优点。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与孔子的教义，已把握了人生的基本大原，实为人类极为宝贵的教义。“此后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实有盛唱孔子心教之必要。”冯友兰揭示，“贞元六书”以“论旧学以标新统，阐旧邦以辅新命”为目标，意即重建民族精神。他在《新事论》中说：忠于家邦的传统道德，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中国的社会组织得以坚固，中国民族的存在得以长久”。当然，他们也认为传统文化有其缺点，主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日本侵略所带来的民族生存危机，唤起了中华民族对历史传统的强烈认同。现代新儒家真诚地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积极因素的挖掘，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抗击强敌的力量。同时，他们也不是中国文化的抱残守缺者，他们主张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中西文化，希冀引进更多的西方文化的优长，使中国文化得以滋养和补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尊中贬西”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美化和拔高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