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马克思主义和治史的精辟性

蔡美彪马克思主义和治史的精辟性

蔡美彪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立传的历史学家。近年来，他先后获得“中国蒙古学奖”以及“全国离退休先进工作者”称号。蔡先生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毕业后，进入罗常培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国科学院成立后，1952年随罗先生转到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及学术研究工作。此后，一直未离开过近代史所。如今已是87岁高龄的蔡先生，每天仍笔耕不辍。

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

蔡先生是深受范文澜影响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作用。他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教条。他多次说过中国历史研究网，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

笔者不只一次听到蔡先生引用马克思的名言：“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常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他还说，“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应该都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蔡美彪先生从事科研工作近70年，先后撰写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蔡先生的学术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中国通史》、《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编》等论著形式，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民间。一部《中国通史》发行几十年，多次再版，荣获国家图书奖，并与《史记》、《汉书》等书被指定为国家常备图书。他近年所著的《中华史纲》，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几经再版，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创新工程奖。蔡先生对历史学的发展和普及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对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发展规律意义重大。他的《辽金元史考索》、《辽金元史十五讲》等著作中国历史研究网，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过程，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论著，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峰。尤其采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

另外，蔡美彪先生还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职务，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

注重通与专相结合，追求史实与文学完美统一

“博学家多浅，专门家多悖”，说明博与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史学研究者需要两者兼顾，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注重精专中国历史研究网蔡美彪马克思主义和治史的精辟性，在广博的视野下，力求具体深入。蔡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要能够融会贯通，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在学术研究中，蔡先生一直注重通与专相结合。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诸方面。如此渊博的学识，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

他的论著，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他不仅具有通才，能够独立完成《中华史纲》的编写蔡美彪马克思主义和治史的精辟性，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权威，其著作《辽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成就。他对于女真文研究、八思巴字研究、元曲的研究独领风骚。

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的完美统一。然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文学素养，不重视文字的表述。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多有新创，但由于晦涩难读，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蔡先生早年先后与范文澜和罗常培二位先生共事，范、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范老早年对《文心雕龙》研究造诣颇深，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以语句精练、深入浅出为学界称道。罗先生语文能力超群，在语言学界有“四大天王之一”的赞誉。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的深厚造诣，又能诗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因此，阅读蔡先生的著作，你会感到轻松愉快，没有故作高深、拖泥带水之感。这也正是《中国通史》、《中华史纲》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践行“实与冷”的治学精神，以融会贯通的方法研究蒙古学

“实与冷”，是蔡先生对范老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而且，蔡先生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实，即实际，也包括平实、老老实实。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历史现象错综复杂，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冷，即冷板凳的简称。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

蔡先生是践行“实与冷”精神的楷模。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平房里办公。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蔡先生埋头苦干，中午也只是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现在，已近九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到所里工作。近一两年间，他先后出版了多部个人学术著作。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老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极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蔡美彪先生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论文。50年代初，同罗常培先生编撰《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遂开始了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内蒙呼伦贝尔地带各兄弟民族语文概况》、《元代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论著，对蒙古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因此，可以说，他是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

蔡先生研究蒙古学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即采用蒙古语言学、蒙古历史学、蒙古文学、蒙古社会学、蒙古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对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他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讲述的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汇等方面记载，对马可·波罗在中国17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份以及《寰宇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他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论文《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将蔡先生有关马可·波罗研究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

再如，对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研究，他的论文《关汉卿生平考略》也是利用综合性研究方法，使许多扑朔迷离的问题迎刃而解。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他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

总之，蔡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特点是多方面的，远不是一篇小文所能涵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