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红叶书院贾锡信先生讲学：儒道佛与古典文学的交融

天津红叶书院贾锡信先生讲学：儒道佛与古典文学的交融

天津红叶书院

贾锡信先生在讲学

儒道佛与古典文学

贾锡信

文学作品对人们的作用有德、情、美三个方面，即道德教育、情感渗透和审美陶冶。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染，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并非作者耳提面命的灌输。好的文学作品，作者总是隐藏得很深，他藏在极深处讲人生，说哲理，而不是口号宣传，更不是让你马上应用。

我们不妨举两个具体而浅显的例子。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唐元和13年（公元816年），白居易贬到浔阳，登庐山花径游览，看到山下桃花已凋谢殆尽，而大林寺里桃花盛开，眼前明亮，心中大悦，写下这首名诗。道佛兼用立意，被贬离开了世俗人间，才有了这样美妙的境界。尘世间春天已去，却转到了佛门净地。放眼大千世界，超脱自己，净化内心，除去烦恼，享受生活，才能有精神的满足。

再看苏轼写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诗表面上看，只是写一次阵雨的过程，景物特点准确突出，鲜明生动，一幅无声的画。实质上，是作者借眼前自然之景，用风雨变幻，来彻悟“人生不信长坎坷”的哲理。参照苏轼写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可以看出，诗中所写纯是当时所历所思。这类作者隐藏很深的好作品，读书时一定要格外注意。

一、儒道佛的融合，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支柱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墨、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又注录各家著作及诸子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后人称为“诸子百家”。诸子指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百家指各个学派。

汉代以后，道家和儒家脱颖而出，分别吸收了阴阳家的学说，形成主流。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与道、儒并存，在排斥与互补中融合，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三大支柱。

儒、道、佛的共同点，都具有辅助王化、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统治阶级信奉与否，都与王化、教化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是一种重视人的文化。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津红叶书院贾锡信先生讲学：儒道佛与古典文学的交融，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思想文化自古就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教化以及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代很多思想流派虽然具体观点不同，但都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中国传统宗教也以追求社会的安定和谐与人生幸福为目标。天帝神灵高在天上，但都是保障世人“远灾祸，求幸福”，一生平安的重要力量。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中谈到《易》和《数术》时说，“术数”是“易”的支流末节，旁门左道而已。那人们为什么还相信呢？连圣人都不能禁止，因为人人都有“免祸求福”的思想。中国的各个教派都与此相呼应。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以“人人皆有佛性”得以广泛流传，形成了突出主体、张扬个性的禅宗，成为中国佛教。

儒、道、佛三者的基本特点是：儒家重纲常名教，道教讲长生不老，佛教讲超世解脱。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道教的儒学化，儒家理论成为三家共同尊奉的内容。

所以到隋朝的王通，就提出了“三教归一“的口号。白居易自撰《墓志铭》中说：“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道治其心，旁以风花雪月琴酒歌诗乐其志”。

到了宋代，提出了“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思想。问题在于，儒家强调入世治世，讲现实，重实际。所以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且杂以浓重的功利成份。用内心去悟外部世界，用形象思维解释逻辑思维。宗教为我所用，有利则信，无利则分。我们在研究文学艺术时，千万不能被这种思想所左右。

儒家是以“礼乐”治国的，所以对文学艺术的看法都以此为基点。于是有“居丧不赋诗”的诗史上的千年习俗。按人之常情说，居丧赋诗，寄托哀思，是很正常的事儿。但儒家却认为“丧尽其哀”，赋诗则不能尽哀。实际上把诗划到乐的范畴里。《礼记・曲礼》说：“丧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诗歌本来是配乐唱诗，不言乐就是不言诗。《孝经》说：“子曰，孝子之丧亲也，言不文。”这是儒家丧葬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故《文心雕龙・情采》说：“一言以蔽之，《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情采》篇又是全书中关乎情性与文采关系的专论。此篇将丧言划为文采的禁区，将“丧言不文”定为垂范千古的典例，对后世影响极大。但刘勰又说：“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这是说，以诗吊唁辞世的人，则属君子常言，表明“居丧不赋诗”凸显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家族血缘关系的极端重视。然而对于友人则不必按照此例办，否则，诗人毕生的创作生命就所剩无几了。刘勰此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种合理的调适。僧人刘勰以佛理著书，又继承了韩非一派的道家思想，最终确立以儒家思想作为文艺理论的主要观点，值得大家悉心研究。

再如《红楼梦》四十八回，黛玉让香菱多读古人诗作，列出的顺序是王维、杜甫、李白。王维笃信佛学，杜甫尊奉儒家，李白则是道家人物。看似信笔，却融合了儒道佛三家。

二、《红楼梦》中的道佛思想

一部《红楼梦》，有词语典故和文史知识计一千多条，其中不少有关道佛两家。涉及宗教哲学的近五百条，其中涉及道家道教的二百一十条，佛教的二百条左右，道佛共用的约四十条。可见，道佛两家对《红楼梦》作者思想影响之深。

中国古典小说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我们不少人性格的形成，就是在小说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

儒道佛在小说中是如何渗透的，怎样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人性？是大家读《红楼梦》时要特别注意的。《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宝玉过生日，妙玉送来祝福拜帖，署名“槛外人”。宝玉不知如何复帖，请教与妙玉半师半友、相处多年的邢岫烟。她告诉宝玉，妙玉最喜欢范成大的两句诗：“纵有千年铁门槛广播小说佛家禅宗智慧，终须一个土馒头”。并说妙玉常常赞赏“文是庄子的好”，妙玉有时还自称为“畸人”，“乃畸零之人”。《庄子・大宗师》曰：“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眸于天’。”庄子说的畸人，就是不同流俗而合乎自然之人，是《庄子》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类人物。《德充符》中的王骀、申屠嘉、叔山无趾等均为“兀者”（断足人），但他们都是能与圣人比肩的畸人形象。王骀与孔子相若，行不言之教，具有潜移默化之功；申屠嘉与子产同师，形残但心智臻于完美；叔山无趾教育孔子视生死如一，知是非平齐之理。

在传统观念中，孔子和子产是世人敬仰的圣贤，他们在《庄子》中则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和精神品质上的残缺者。《庄子》里还写了几位“恶人”，则更有人格魅力。这些畸人虽然状貌有别，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畸形的相貌下，都隐含着高尚的道德和才智。这种高超的“德貌背离”的艺术手法影响很大。了解了这种手法，读《红楼梦》时很容易联想到书中的一僧一道，二人外表畸形而精神俊朗，飘忽不定却在关键时刻有大作为。

再联想到妙玉，入佛门而信道家，又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美貌而内心反差极大，这大概才是这一人物形象被读者所喜爱的原因。人们同情、赞美她，却又有几缕不满和遗憾。

《红楼梦》第九十七回天津红叶书院贾锡信先生讲学：儒道佛与古典文学的交融，林黛玉病危，眼前竟无一个亲人。作者通过紫鹃之口说：“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幸亏有一位多情的李纨听到消息，“一头走着，一头落泪”，想着：“姐妹在一起一场。更兼她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唯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竟这样小小年纪，就做了北邙乡女！”（“北邙乡女”指女子死亡。北邙乡：即以北邙为家，也就是死去。）看到李纨的话，联想到《红楼梦》第一回，一僧一道见到甄士隐时，和尚说，英莲是“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正在甄士隐心下犹豫时，只听道人说：“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合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

北邙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北邙山，本称邙山，因在洛阳之北，故称北邙山。它的主峰就是著名的伯夷叔齐饿死之处——首阳山。邙山实际上是一道稍有起伏的土岭，但中国有句老话：“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原因何在？司马迁在《史记》中赞赏洛阳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学中有河图洛书之说，可见洛阳被人们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被称为“神都”。而北邙被称为是“龙脉北邙”。先秦时期葬于此山的除伯夷叔齐之外，还有吕不韦、苏秦等；东汉光武帝刘秀、魏时的曹丕、司马懿；西晋杜预、唐朝的杜甫和他祖父杜审言、刘禹锡、孟郊、王之涣等。长期在苏杭做官的白居易，退休后坚持回到洛阳，虽然死后没有葬于邙山，但也在龙门伊川之间的琵琶山建了坟墓。宋朝的宋太祖、赵谱、寇准、包拯、杨延昭都葬于北邙山。生于无锡的范仲淹也葬于洛阳万安山。陆游在《赠道友》中说：“零落残碑草秣中，北邙萧瑟又秋风。”也有眷恋之情。

可见，中国人一直把北邙山当成自己灵魂的归宿地。到了明清小说家笔下，北邙和邙山已然从一个事实上的古墓群所在地，渐渐转变成人生归宿的代名词。从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引申为人文概念。至此，联想到妙玉喜欢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两句诗，并和北邙联系起来，正表达了中国道家和道教的基本思想。

中国人大都认为，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并且会在一定时期复活。而复活的前提是自己的躯壳没有腐烂，依然完好而不被损坏。因此，人们一代代锲而不舍地寻找着理想的身后长眠之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李纨这番话，给予黛玉极高的评价，让孤苦伶仃的黛玉在死后得以有一个具体、温馨、可靠的冥土安魂的龙脉圣地，配得上她的人品，安慰了黛玉一生的不幸。从现实的人间看，也算是完美圆满的结局。从中也可以看出，李纨这位长嫂的品格和她藏于内心爱憎分明、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深化了《红楼梦》的主题。

第五十四回，宝玉刚合上眼，才入梦，有人作歌：“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语众儿女，何必觅闲愁？”这歌是警幻仙姑向天下少男少女的赠言，告诫他们，人生恰如春梦般短暂，像落花随流水一去不返，何必为情爱而寻愁觅恨？表现了佛家的色空观念。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佛家认为，空是世界的本质，所谓万物不过是姻缘遇合，倏生倏灭，并非真实存在。“色”是人们看到的表象，并非真实的存在；“情”是人对世界产生的感受，更属主观意识，而非真实的物质，这就是“四大皆空”的“色空”观念，也是佛家禁欲主义的原因。

佛家以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为“四大”。地大以坚为性，能载万物；水大以润湿为性，能包容万物；火大以暖为性，能成熟物；风大以动为性，能生长物，人身以这四种物质构成。“四大”都空，正是“色空”。

最能体现《红楼梦》宗教思想的应当是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禅机，是佛教禅宗惯用的术语。佛教禅宗说法时，往往不明说，多用隐语、比喻、暗示等手段，以使人触机顿悟，含蓄但不晦涩。

宝玉是如何悟禅机呢？薛宝钗过生日，贾母让他点戏，宝钗点了一出“山门”。端庄守矩的宝钗竟然喜欢鲁智深这个人物，并给宝玉念了鲁智深唱的一支《寄生草》：“浸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这支曲前两句是鲁智深感叹自己因打死郑屠户而不得不逃灾避祸，后五句大意是，我只好在五台山出家为僧，可很快就分离，顶风冒雨到处流浪。鲁智深感谢五台山长老收他为徒，却因自己酒醉大闹五台山，连和尚也做不成，只好四海为家。鲁智深这个人物看似鲁莽，实则精细，只有纯真，毫无私心。被人称为“活佛”，是心存佛性的人物。

蒲松龄在《聊斋》中说过：“断荤戒酒，佛之似也。天真烂漫，佛之真也。”心地纯洁，性情直率，没有做作和虚伪才是佛性。所以宝玉听了后，“喜得拍膝摇头，称赞不已”。所以黛玉说他“装疯”。结果因为大家议论小旦时，乐极生悲，得罪了黛玉和湘云。想在她二人中间调停，反遭两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汎若不系之舟”，有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巧者劳而智者忧”四句出自《庄子・列御寇》。大意是心灵手巧的人忙忙碌碌；聪明智慧的人忧心忡忡；只有无罣碍的真人（无能者）一无所求，只要有粗茶淡饭，就会心满意足地到处漫游，就像那没有缆绳拴系的小船。

“山木自寇”出自《庄子・人世间》。说无用的木材可以与天齐寿，而那些有用之木却都被砍伐了，这是道家“无为”思想的重要论据之一。“源泉自盗”，化用了《庄子・山木》中的“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意思是，泉水因为干净甜美而被众人饮用，以至枯竭，同样是道家“无为”思想的论据之一。

原本在太虚幻境的通灵宝玉到了世俗的人间，难以超脱，思想又回到佛门中来。竟然想到“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大哭起来，写了偈语：“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佛教用语中，证是参悟、领悟、彻悟的意思。这六句偈语的大意是，谁都以为只要心领神会就算是达到了彻悟，其实不然，只有当心中连彻悟都不存在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彻悟，才算达到了安身立命的境地。这一偈语表面上是说禅理，实际上是曲折地反映了贾宝玉对于他与林黛玉、薛宝钗感情的苦恼，难以自拔。所以黛玉看后觉得又可笑又可叹。凡夫俗子，怎能理解佛家的真谛？宝玉随之写了一首《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和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这支曲开头套用了《庄子・齐物论》的一段话，表达他与林、薛的关系。是对前面偈语的注解。大意是，如果没有我，当然也就不存在我与你们（指黛玉和宝钗）的感情纠葛，何必管你们对我理解还是不理解。人生既然纷乱而渺茫，我就应该逍遥自在，无罣无碍，何必计较你们对我或冷或热而心烦意乱，备受煎熬。从前我为此而操心劳神，想起来真是觉得又傻又可笑。引来黛玉、宝钗说他：“这样愚钝，还参禅呢！”嘲笑宝玉已被世俗之气蒙蔽眼睛，难以静心思考，以达到彻悟的境界。引出来宝钗大谈南宗六祖惠能和五弘忍。引了两首诗。其一是神秀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拭，莫使有尘埃。”另一首是慧能说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菩提是梵文的音译，意译是“觉”“智”“道”的意思。菩提树即印度荜钵罗树，因释迦牟尼在此树下大彻大悟（即“菩提”），故称菩提树。明镜台：晋・葛洪《西京杂记》说，秦代的咸阳宫里有一面宽四尺，高五尺九寸的大镜子，能将人的五脏六腑照得一清二楚。这里借喻僧人心地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拂拭：比喻参禅修炼可以消除人的尘世杂念。

第一首诗即禅宗北宗的“渐悟”说。说凡众生都有“佛性”广播小说佛家禅宗智慧，但因障碍很多，必须逐渐地甚至累世地修行，才能领悟达到“成佛”的境界。

第二首偈语即禅宗南宗的“顿悟”论，说人人自心本有佛性，悟即一切悟，当下明心见性，便可“见性成佛”。所谓“顿悟”，是指对真理的顿然觉悟。可见，道家、佛家的真谛，宝玉都没有参透。当然，他也不可能参透。这在第一回中已说得非常明白：本来在仙境里已通灵的宝玉，却贪慕尘世的荣华富贵，被带到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一旦世俗掩盖了灵气，想摆脱已不可能，最后走向忏悔的下场，“色空”的下场，一切都归于幻灭，这似乎才是作者在《红楼梦》中要表达的思想。为情所累，也难以解脱。

三、儒道佛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一）儒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即文学的教化功能

中国文学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这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来：1.“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

2.“仁、义、礼、智、信”的纲常道德观念。

3.“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

4.“允执其中”（中庸之道）的哲学规范。

在正统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以诗文为教化的社会功能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文学概念。从而使得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偏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如果说西方的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反映客观真实的话，那么，中国的现实主义强调的则是为政治服务。宣扬文学是“经国之大业”，文学可以“精大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于是，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沉浮，家庭婚姻，人生聚散及纲常伦理，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

儒家的入世哲学和重教化的思想，其结果是提高了文学的地位，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让人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但同时也带来了思想僵化，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后来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更使文学蒙上了一层理性主义的烟雾，甚至产生一些虚伪的作品。

至于“中庸之道”的美学追求，则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和之美”。讲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一般不把感情过分激烈，显得情感很有节制，少坦率而多含蓄，饱含着理性色彩。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跳不出怀乡恋国，感悟人生和爱情亲情这三大类。人们对孤独的恐惧与回避，决定了强烈的家国之念。使人们反复吟诵的是“鸟飞反故林兮，狐死必首丘”，叶落归根的根本是思乡，思乡实际是思人。中华民族的传统，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把社会政治化，把人道德化广播小说佛家禅宗智慧，往往用个人的内心去悟大千世界。而对人生短暂与岁月悠悠的矛盾心态感慨极深，几至对生死即“生存”问题产生怀疑。感悟秋霜，心添古韵，品评世事，亦呈天意。而谈爱情亲情时，又怀抱琵琶半遮面。

因此，中国文学多抒情而少叙事，写亲情爱情的作品尤为明显。爱情、悼亡、怀旧，比比皆是。正因如此，中国的叙事文学晚出，相对也不发达。所以，小说、戏曲这些能虚构而叙事强的文学作品，到元、明、清才涌现，绝非偶然。

（二）道教的浪漫主义

中国文学的神韵说，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不重写实重写意。《老子》第四十章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意思是，最高级的音乐是没有声音的，最高级的影像是没有形状的。从而揭示了艺术中的“虚”与“实”，“无”与“有”的辩证关系。这正如英国诗人济慈说的：“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这种“有生于无”的理论，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含蓄精准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或以动写静的表现方法，实际上是阴阳变化、动静结合的手法，创造出“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讲究“写到神情飘落处，不写真相写真魂。”

比如宋玉写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没有一字写美女的身高与肤色，美眼与服饰，却让人引起丰富的联想，感到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这里没有细致入微、纤毫毕现的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悟、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去品味。《红楼梦》中描写人物，正是这种艺术手法。

再如《老子》第二十八章说：“大致不割”。第二十五章说：“道法自然”。强调了自然纯朴，重视“自然之美”。这是把握了文学艺术“有无”的辩证关系之后，从另一角度论述在创作方法上要形成“略其形取其神”，不重写实而在写意的特色。大家可以看看九方皋相马的故事，体会就更深。

中国的文学艺术家总是把刻苦的技巧训练和不露刀斧之痕的“无技巧”境界完美地结合起来。喜欢委婉含蓄，曲折深沉，空灵美妙，机智微妙的手法和境界。

南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论盛唐诗歌时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用同代诗人梅尧臣的话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富于暗示，讲求神韵，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特色。试看松、竹、梅这“岁寒三友”历来都成为人们赞颂的对象。松，岁寒而后凋；竹，外直而虚心；梅，伴冰雪而迎春。略其形而取其神，舍去形态和颜色，取其气韵而成“君子”。

清人方东澍说：“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可见，神韵就是事物特有的精神风貌生动、鲜明的写照。《红楼梦》写王熙凤，《水浒传》写鲁智深，《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多有精彩之笔，可以参看。

秉承道家思想的道教，想象丰富，天马行空，言情则比喻巧妙，夸张奇特，感情奔放，用笔则浓墨重彩，色彩鲜艳，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对后世影响极深。

（三）佛教与“意境”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其重义理、重哲学思辨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人的人格修养和审美心理。尤其是禅境对诗境的影响。

元好问说：“诗为禅悟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意境”之说，大抵出自诗僧或禅学，也就是出于中国化的佛学。

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推“物境、情境、意境”这“三境”说。物境，即大自然的万物，“形似”而成诗；情境，即作者自身情绪，有感而成诗；意境，与情境有联系又有区别，似是指主体思想与景物的融合。

简言之，意境即主观情调和客观境界融合而成的一种艺术境界。这大概来源于中国禅宗的主张。“见性成佛”，“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创造“意境”的过程似乎就是“明心见性”的过程。这种境界能引起欣赏者的美感，在审美过程中加深对人生的思索。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的交融互渗，因而挖掘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日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

通俗地讲，“意境”首要的是写出真情，二是读者能被你的真情打动，三是和你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产生强烈地共鸣，四是知道你所用物象的奥妙独具的审美特征。

意境之美，首要在于移情入景，情景交融，化情思为景物。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所处的环境是清寂的冰冷世界，但他的内心是容易破碎又透明冰洁的纯真净地。情与景合，人与境合，描绘出极其空灵、清寂之美的“人间仙境”。它让人们品味出即使在寒冬，天地寂寥，万物索然，但世界上仍然有与之相融合的纯真的美，纯真的情。清寂之美，只有清寂的心灵才能感受到。而这种意与境融合之美，只有在孤独时才能体悟到。因为在群体中，你只能认识别人，只有在孤独时，你才能认识自己。

意境之美，还在于寓虚于实，以实显虚。有非真有，无非真无之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中说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韵外之致”，“味外之首”，说的都是这种意境之美。

宋代画家郑思肖在宋亡之后曾画兰花不入泥土，寓“土被夺走”之意。无限的故国之思和对侵略者的愤恨与幽雅的兰花化为一体，欣赏者可以领悟其深意，发出无限感慨。

意境之美，还在于它能使人们超越具体的、有限的人、事、物而进入无限的时空之间。遨游于天地，穿越于时代。从中得到对人生、历史、宇宙的哲理性启迪。人们所说的胸罗宇宙，思接千古，“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就是这种妙境。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杜甫的《登高》，都能体现情与景融合的妙境。

年轻的林蔷老师与同学们在诵读《红叶》上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