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换一个角度讲，可能和一般学者讲的不太一样

我在换一个角度讲，可能和一般学者讲的不太一样

我今天换一个角度讲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可能和一般学者讲的不太一样，我要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谈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存在状态。

我在讲文化的时候，从两个方面两个方位，就是时间和空间，时空两度。中国文化在时间上有哪几个关节点，有几个大的年代，需要记住它。第一需要记住的年代是公元前21世纪，以公元前21世纪做为中轴线，从公元开始倒推2100年，即公元前2100年，中国文化进入真正的文明期。我的家乡余姚有河姆渡文化，会发现更老更老的文物，前六七千年的文明故地，前文明时期，我们找到先民捕鱼的工具。河姆渡之前又发现了前罗山，时间会不断往前推。中华文明五千年，真正进入文明时期，这个时间是固定的，是公元前2100年，和我们现在2005年加在一起，是4000多年。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是两项，我们的祖先有了祭祀活动，祭祀主要是祭祀天地，有原始宗教的影子。人类被自然力所吓倒或者要战胜自然力，就有了对自然力的祭祀。印度教也叫婆罗门教，我们现在到印度去，也可以经常看到，他们对神有多么的崇拜，这是从原始宗教延伸过来的，公元前2100年的时候，中国有了祭祀活动，而且有了礼器，人直接摆脱了生理的需要，文明的层面出来了，这时候可以说进入了文明。时间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要记的不是很多。

第二个需要大家记住的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历史教育缺少对这个时间的记录。公元前5世纪及其前后，这个时期被人类学家称为人类的轴心时代。我们不是以公元来划分。现在还不知道上天为什么把公元前5世纪的砝码加得那么大，地球上诞生了释迦牟尼和孔子，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几乎是同龄人，完成了人类思维的基本构造，完成了人类的共同的思想的筑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后来的思想家，再杰出也是他们的追随者。公元前5世纪一般称为元典创意时代，创造了最根本的人类经典。算年龄的话，孔子和释迦牟尼相差10岁，亚里士多德和庄子相差15岁，他们同时有哲学的思考，当印度的哲人在恒河边思考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在爱琴海边思考，中国的思想家在黄河岸边思考。思考的重点有点不一样，希腊的哲学家是在思考人和天的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印度的哲学家在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的哲学家在思考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的力量，让三种思想者出现在同时，思考的结果汇在一起，完成了人类的自觉。与中国儒家思考的同时，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同期的思想家，一起完成了思考。每个思考都有一定的长处，当它们互补之后，人类思维的构架才比较宏观。

第三个时间要记住的是公元前后，几个大文明同时进入帝国时期。我前面讲的是思想家的元典创意时期，当时还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孔子从这个国到那个国，相当于现在从这个县到那个县，他坐着牛车来来去去。我们说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这个国和我们现有的国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这是小范围的。什么时候开始有爱国这个概念的？现在不是很清楚，但它是一种思维。从秦的统一起，中国的思维开始宏大，变得完整，成为一块土地上的主流思维。它是力量，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世界上同时出现三大王朝：印度孔雀王朝，欧洲的罗马帝国，公元前后进入了帝国时期，中华文明也没有缺席，一起进入原点创建和帝国时期，中国文化把前面所说优秀的思想撑得很大、很有力。大概在公元2世纪前后，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中国开始变成亚洲的中国。梁启超先生把中国文化分成三个时间。中国之中国时期，亚洲之中国时期，世界之中国时期。中国之中国时期，国家意识还没有，到了秦汉统一，才有国家意识。进入亚洲之中国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坏的，我们西北部的边疆受到胡人的侵扰，亚洲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国不得不和中国之外的民族进行武器对话，中国就成了亚洲的中国；另外一个是好的，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后一点比前一点更重要。

这是有过孔子、孟子、庄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后来又有秦汉王朝这样强大的思维，拥有一种非常丰厚的思想资源，现在讲起来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从国外走来了另外一种思维，其影响居然还超过了儒家思想。这就是佛教。一个在哲学思想上自以为是的民族突然敞开了胸怀，认为我不再是国境线之内的我，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农耕文明非常强调以我为中心，这个思维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时期，我的边界就是地球的边界，地球之外的就要朝拜我。但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文化思维是灿烂的奔放的。这样一个有思维主权的民族，如此开放如此虚心地接受了佛教思维，这个佛教思维根源不是中国人的，却全部接受了，这个时候中国大气了。不再是秦汉之前的中国人。这个思维非常重要。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要守护思维的边境，我们才能强大。如今到处播放韩剧，中国电视剧怎么办？他们没有想到强大来自开放，当年佛教的传入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时期很重要，也要记住。当时思想非常强大，有很多知识分子在思考佛教思维和儒家思维的异同，还有一些人把两种思维相符的地方揉合在一起。中国文化思想界是优秀的，是了不得的。人们可以举出一些翻译家的名字，举出一些佛教旅行家的名字，为了让中华文明突破自己的局限，他们日日夜夜地翻译，年年月月地行走，是后代文化学者远远不能比的。

九年前我在佛光山的世界佛教会上做过专题演讲，中国的佛教旅行家，实在是让人佩服。我在演讲时还没有开始走这些艰难的路，但是看看我演讲稿就会知道迟早会走那么远，那么艰难的路，每时每刻都面临死亡的危险。后来我有幸走完了这样的路，我非常庆幸能在走得通的时候把它走通了。从中东到伊朗的塔利班地区，不坐飞机，天天有被绑架的危险。其中也包括朝拜释迦牟尼，每个星期我都去朝拜，主要是学习。魏晋那时候中国应称为亚洲之中国。

接下来要记住的是公元9世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引入造成一些思考者，由于思想的多元造成了一批名士接受佛教影响。对于孔孟之道里面的一些经典，他们觉得有些不舒服，他们就突破礼教。我写过一篇叫做《遥远的绝响》。以后呢，中国真正有文化人格的知识分子真正成了遥远的绝响。后世很难找到这样无名、无欲、超然的、超凡脱俗的知识分子，我很景仰他们。公元9世纪就是唐代中叶，中华民族已经拥有过李白、杜甫、白居易……中华文化已经灿烂过了，9世纪是个分界线，不仅是唐代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分界线。因为在9世纪之前是“门阀政治”，9世纪之后是“自耕农经济”。在9世纪之后，中国其实不强大了。但是自由度高了，有点奢侈了，甚至有点糜烂了。唐前期和汉代一样那时候国家的风气和文化的风气是强悍、干净、大气、有点荒凉、有点雄壮，9世纪以后不是那样的了。我常讲到晚唐的诗歌和魏晋的诗歌，有点风汉、有点奢侈，宋代延续了这个风气。

然后我讲第六个需要记住的年代。从14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国。我们所说的佛教是亚洲的，亚洲之外有一批欧洲的传教士向中国进发，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开始碰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定是很激烈的争斗，就像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结合也不是激烈的争斗，是非常和蔼的，非常愉快的，非常美满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会那愉快地接受西方文明呢？我们在魏晋时代已经大规模地接受佛教，中华文明已经有了这个习惯，我们心胸已经被撑大了。所以到14世纪之后，我们面对欧洲宗教，我们的心胸也很大。两个月前，我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世界文化论坛上发言，大会刊登了我的讲话稿《利玛窦其人》，大家都知道利玛窦从欧洲到中国来，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明，他花了30年的时间，最后快死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杂记》，表现出一种异态文化对中国文化很好的理解。我在世界文化大会上讲中国曾经如此开放地接受了佛教，又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了欧洲文明，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当年我们引进佛教的时候已经突破了儒学的狭隘性，14世纪以后，又接受欧洲文明，儒家思维再一次被突破。今日改革开放的中国，既不讲我们是亚洲的中国，也不讲我们是世界的中国；既不讲中华文明曾经那么宽阔地接受过佛教，也不讲中华文明曾经那么宽阔地接受过基督教文明，不是很可笑吗？我们做事情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把事情做着做着就做小了，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国家很大，但是思维方式变小了。

儒家那个时代叫“百家争鸣”，很大气，儒家并不是一家，它也是在其他很多家的构成中才有魅力。14世纪以后，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明这个习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大量接受佛教文明成功的一个优秀习惯，我们变成了一个文化思维很恢弘的一个民族。大家也许都看到过我的《上海人》这篇文章，徐光启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培养的人，官做得很大。他又接受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办了教堂。到鸦片战争前后，欧洲的宗教随着他们的枪炮进入亚洲的时候，发生了抵抗。鸦片战争发生在广州，宗教慢慢往北落脚，落脚的时候发现有个家族，有好多的教堂，这个家族就是徐光启的后代我在换一个角度讲，可能和一般学者讲的不太一样，这就是上海现在的徐家汇。一个利玛窦，一个徐光启，是中华文明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的一个交汇。18世纪的最后一年，乾隆皇帝死亡，这个年代如果也要记一下，1799年。中国最后一个带来一点光明和气魄的皇帝，正好死于18世纪最后一年。19世纪开始中国就没有好日子过了。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给英国人打败也就罢了，给日本人也打败了，那就是甲午战争。国耻一直延续到我有生之年才得到洗雪。

最后我重复一遍，公元前21世纪，我们进入文明；公元前5世纪前后我们和其他文明一起进入了原典创造，我们没有缺席；公元前后我们和其他文明一起进入了帝国时代，也没有缺席。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大幅度的引入了佛教，使中国由边界之内的文明变成了亚洲的文明，这一点非常了不得。中国文化进入了灿烂，灿烂的收获期是公元9世纪前，我们拥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和文化人。我们享受开放以后的灿烂很久。到公元14世纪，欧洲文明进入了，强迫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 。这个强迫开始的时候很愉快，如果用文化人正常的心态来面对，那么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组合也可能像当年的中华文明和佛教文明组合一样，充满和悦的情感。没想到由于封建力量统治的狭隘，到18世纪进入到最保守时期的标志就是乾隆王朝，所以18世纪最后一年我们要记住。19世纪以来对于我们是一个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一个过渡，幸好到20世纪末，中国才迎来了他的好日子。当年梁启超先生用三句话概括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越简单越能够体现它的精神。

下面讲空间的中国。在空间意义上，中华文明是比较保守的农耕文明，这个农耕文明是地理条件造成的生态方式。农耕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整个家族都要聚在一起。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离开土地，离开就不能收获了，所以家庭都要聚在一起。年复一年，拒绝变革，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基本思维。在农耕文明之外，还有两种文明，一个是海洋文明，一个就是游牧文明。欧洲文明是海洋文明，航海的民族是扬帆远行的船，在航海技术非常落后的古代很难保证能否到达彼岸，充满了巨大的悲剧意识。所以从希腊悲剧开头，彼岸在哪里不知道。另一个是成吉思汗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家在何处？我骑在马背上，这就是我的家，何处有牧草何处就是我的家。我们听蒙古人的歌，他们对家的思念和农耕时代对家的思念完全不一样。他们永远在行走，永远在远行。远行是游牧民族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农耕文明是保守的，这和地理环境有关系。我们西北边到西南边是很高很高的山，天山，昆仑山，喜玛拉雅山，世界上在8千米以上的仅有的几座山，一大半都在这一带。世界屋脊就在这一带，挡住了我们和中亚文明、南亚文明的交通，很少有人能走通这条路。当时走路较远的有四种人，一种是商人，大家不要把丝绸之路的商人的人数估计过多，他们也不是走得很远，我到了伊朗的依斯法汉才知道，古代中国商人一般到依斯法汉就停了。

我还去找过他们当时住的旅馆，老的骆驼站和驿站，基本湮没了。其次是军人也走得比较远，但军人一直没有爬过喜马拉雅山。中国人很少爬过山去打仗，这也是那边打得热火朝天，这边一直没有参与世界战争的原因。我们可以非常言正词严地告诉世界，中国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打远方别的国家。唐朝很强大，当时波斯的皇帝快要被推翻了，请求中国帮助。按照中国人一般的思维，按照唐朝皇帝的思维，肯定不会派兵爬过喜马拉雅山帮他们去打仗。因此唐朝皇帝说：我们不喜欢打仗。更不喜欢到远方去打仗。我们在长安城立一个待遇决不低于你当国王的一个官衙门，叫做“都督府”，你的待遇，你的地位，比你做皇帝还高。波斯那个皇帝真的过来了，而且死在长安，他的儿子还继承做波斯都督府的都督。第三就是非常伟大的僧人，佛教旅行家，我们可以讲到法显，可以讲到玄奘，玄奘翻过喜马拉雅山突然出现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峡谷，我专门到这个峡谷去寻访过，玄奘那时候只有30岁，法显过去的时候已经非常老了，他们真是了不得，居然能够爬过那座山。是宗教的力量鼓励着他们，走通了那座山。丝绸之路是在北边，那条路好走一点，南边这条路始终没法走通，军人也没有走通，外交家也没有走通，唯一走通的就是佛教旅行者，僧人。

我们可能有误会，以为还有一批人走通了，诗人，写边塞诗的诗人。诗人并没有走通，因为诗人多愁善感，身体又不太好，所以他们不太可能翻过那么多的山，他们到了玉门关已经写了很多诗了，不会再往前面走了。所以真正值得佩服的是佛教旅行家，突破我们文明的狭隘性的就只有他们。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我们走不通高山那条路，为什么不航海呢，我们的海岸线很长啊！中国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海洋民族，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一下我们的航海技术，但是民族的本质还不是航海民族。我们的海岸线很长，但是缺少内涵。欧洲海洋民族发源地是地中海。地中海是内海，从现在的希腊到埃及，古代航行一个月能够到。我们缺少内海，我们的内海就是渤海湾用一个字来概括佛家思想，太小了。海洋民族要的是航行，而不仅仅是抓鱼，抓虾。我们当年对海洋的要求就是对鱼虾和盐的要求，而不是航行的要求。如果仅仅是对鱼虾和盐的要求，没有航行的要求，那它不是原则意义上的航海民族。我们基本上是农耕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大体上是靠农业的收获来维持这个国家。虽然内战很多，但整体上和外部世界基本没有交流，也没有太大的战争。有人说成吉思汗打了那么远，他打那么远的时候还没有入主中原，入主中原的是他的孙子，入主之后也再也没有去远征了。

所以在空间意义上中华文明大体上是一个步行者的国度，不远行的国度。唯一的例外就是佛教旅行家，正是这些少数的超国界的旅行家，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风气。所以说旅行者非常重要。我前面讲出屈原、讲到司马迁，还有很多我很佩服的人，明清时期的很多旅行者，顾炎武有句很美的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因为他整天旅行，坐在牛车上，牛角就成了他的图书馆，常把汉书挂牛角，在我看起来是非常棒的旅行家。而这些旅行者当中的至高无上的人是我前面讲过的法显和玄奘。如果佛教没有传入中国，如果没有法显和玄奘，中国文化不知道将会怎样。我们找一个外来宗教干什么？它为中国开了条路，中国的文明没有一条向外开通的路，很可能闷死。埃及文明就是这样，它闷到什么程度？闷到今天也不知道金字塔是干嘛的。还有一个被闷死的就是巴比伦文明，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地，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土地，但是要记住也是世界上最早露出文明曙光的地方，比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要早。我到那里去过，偶尔发现他们在迎宾大道上铺的柏油的遗迹，二、三千年前他们已经在地上涂柏油了，这是多么辉煌的文明啊！但现在天天战乱，文明成为废墟。所以从空间意义上说，我认为佛教文明激活了中华文明，打破中华文明的保守格局，给中华文明终极性的思考，这是佛教文明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过去中国人的观点太狭隘了，以为我们孔子、孟子的书是终极经典。我也很崇敬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更多的是处理人际关系，传播一些善的理念是有的，但是对善良的本性的研究，对人的活在世界上的虚假性和真实性的研究，儒家比不过佛学。儒家主要研究人和人的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越搞越复杂。中华文明悠久是悠久，没有中断是没有中断，人际关系的资源也没有中断，人际关系成为中华文明最复杂的一个关系，比任何文明都要复杂得多。前不久我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也讲到，中国人为什么突然对韩剧太感兴趣，就是他们把人际关系又回到真善美的关系上去了，用一种单纯的关系让人喘了一口气，人还是回到比较正常的日子轨道上来，追求人生的慈悲，追求人生的完善，这比较好，而不是你弄我一下我弄你一下，搞得非常复杂，一个眼神里就有无限的文章。所以在空间意义上，中国内耗太大，必须要走出去。中国的文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提出一个人生目标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做到的人很少很少。为了远大的人生理想而认真旅行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除了我前面讲到佛教旅行家，还有一些纯粹的诗人。他们没有其他目的，就是靠旅行走万里路的，李白是一个，李白走得比较纯粹，虽然写下了中华第一思乡诗，但是走了决不回乡。那就是真正放逐自己，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一直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这一点其实 是受到佛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强烈影响，李白不在乎一般意义上的家乡、父母、伦理，他追求一个生命的壮观。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在宏观的意义上，可以分成时间和空间两度。在时间意义上佛教起了极大的作用，没有那种异域文明的撞击，中华文明就不可能有那种胸怀。在空间意义上，中国由于地理环境和自己的文明本质所决定的狭隘性用一个字来概括佛家思想，也是通过旅行家们打通才使这个文明有点气可以透一透。打通这个文明的先导部队或者说最出色的是佛教旅行家。

佛教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第一就是中国文化缺少对于善的完整思维。儒家也讲到过善，为什么要善，善的本质是什么，怎么才能做到善，儒家文化的诠释是不完整的。佛家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完整的思考。在我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文化到现在为止还是缺少善。比如看古典名著，那么轻描淡写的，《三国》一次战役就是杀了20万；水浒英雄武松，因为他的主人加害他，夜里他就杀尽主人全家。按照善的原则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却崇拜这样的英雄，为报仇杀尽全家，为胜利杀敌20万，我们内心很平静，觉得很痛快。按照佛教善的原则来说，人是生命，怎么可以这样滥杀？我们缺少一种善的心理结构，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缺失。我们的文化最讲究“术”，怎么战胜别人，缺少善的原则。

第二个儒家无法解决，道家也无法解决的是儒家文化给人以太沉重的担子。特别是文化人，一有文化就背上了沉重的担子，永远解脱不了。文化的沉重如果是历史的责任、人类的责任，这倒也罢了，却不是。儒家讲究个人定位，把一切定位都看成是真实的东西。在佛家看来，人的好多定位都是不真实的。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是，经常上电视。现在没人讲了，10年前我刚上电视的时候，全国一片哗然，教授能不能上电视？他们觉得教授就是道貌岸然，要非常收敛。你只能在课堂里面讲点课，你不能上娱乐性电视。把电视首先定位了，把教授也定位了，但是不了解这些定位都是空的。儒家学说给人以身份定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限定在自己的定位里边。本来人是自由的，儒家学说却把人彻底的定位，你成为这个定位的一个论据。结果你的不自由带来了别人的不自由，众人的不自由带来了整个社会的不自由。在这一点上佛教学说有极大的启悟力量。道家也有过启悟力量，但是道家表现出一种不太负责任的态度。佛教是负责任的，由此弥补了中国文化中所不具备的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第三也是中国的文化所缺乏的、佛家文化所具备的，就是中国文化在行为本质上与大众脱离，包括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本质上也有大众，但是行为的本质却只停留在知识界，科举界，很少关照普通老非姓。今年春节我在高雄和星云大师的对话中，讲到我小时候在浙江余姚，我的家乡曾经出过黄羲宗，村庄里却没有一个人识字。那时候兵荒马乱，眼看着要沉沦的村庄，是什么维持住了他文明的底线呢？佛教。因为没有学校，村庄是唯一认识字的就是从上海回去的我的母亲，唯一能够维持这几个村庄文明底线的就是我祖母这一代，小脚老太太每天念佛，知道要做好事，要积德，每天要去庙里念佛，每天要做好事，谁有困难大家就帮着解决。这些太太每天念佛，她们在家里是母亲，是妻子，她们的思维影响她们的丈夫、孩子。当时完全没有文明可言的我的家乡的最后一丝文明，就是佛教来维系的。中国的传统思维尽管也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方式，没有一个像庙宇一样落脚处的这么一个构架，使这种对天下的关怀落到实处。而僧侣团队，虽然不太严密，但是有个组织规范，这种组织规范是无私的，他们放弃自己的物质要求，放弃自己的家庭，甚至于放弃自己的性别，放弃自己的一切，做一种弘扬善念为人类求法的事业。

以上这三点是佛教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补充。说中华文明有没有帮助过佛教呢？也有。佛教在印度，在一些大师手上弘扬光大，佛理搞得太复杂，复杂到很少有佛学家能真正进入到它的论辩，人们对他就有点敬而远之了，信众慢慢的萎缩、衰落。我做过一个统计，印度的第一大宗教还是原始宗教，婆罗门教现在还是第一大教，78%信众是这个教。第二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外来的。第三才是佛教。佛教忘记了老百姓容易接受的简单教义，所以老百姓就去找婆罗门了。婆罗门教既崇拜善、也崇拜恶，崇拜很多很多的物象，崇拜蛇、猴、牛什么的。佛教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一种简便又能有弹性的方式，传入中国的佛教突然表现出弘大的生命力，禅宗给佛教以弹性和活力，敦煌给了佛教以美丽，中国佛教徒们总会在山水最美丽的地方建造自己的寺院，印度的佛教排斥家庭，中国的佛教不排斥家庭，这样他对社会的依托力就更大了。所以中国佛教和最原始的最本质的印度佛教观念来比，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变形了，变形使佛教的生命力大大地扩大了，这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优点，避免了各种极端主义，不仅仅是恐怖的极端主义我在换一个角度讲，可能和一般学者讲的不太一样，也是有教理的极端主义，它比较宽松比较自如。甚至于到了这个程度，我的祖母一个字都不认识，她完全不懂佛经，可她一辈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辈子吃素，一辈子信佛。如果没有我祖母这样的人信奉，那宗教的体量就小多了。这在中国就成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给予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登陆中国，后来虽然起起落落，但是它一直按照它的弹性哲学的方式生存。中华文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中华文明一直处于有序状态，尽管有序的时候是保守的，它连管理人员每年都不缺乏，每三年考一次，文官选拔制度，很好地管理着这个国家。由于一直处于有序状态，宗教尤其是佛教受到社会秩序保护。无序对任何宗教都不好，特别是佛教这个和平的宗教，在和平的环境下才可以生长。印度佛教13世纪衰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侵略战争，战争宣布佛教废除，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中国文化的不远征、有序和他的宗教的弹性哲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大大的宣传弘扬。我到印度释迦牟尼悟道的菩提树下的那庙里用一个字来概括佛家思想，庙的住持对我说，佛教的祖先一定是在中华地区，我们是为了大中华的人来旅游来朝拜，才组织这么大的菩提树集会。大的佛教道场都在大中华地区，我觉得这既是佛教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帮助，也是中华文化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