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广洗董仲舒的黄老思想分析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葛广洗董仲舒的黄老思想分析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葛广洗

董仲舒在汉代经学史上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他以儒学为基础，综合借鉴吸收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把儒学改造成了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儒学获得正统地位，成为官方思想。而在这一借鉴改造过程中，道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董仲舒关于宇宙本原的思想、天人感应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等很多方面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因此分析探讨道家思想对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大师，是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是儒学上升为官方哲学、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重大转折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在后期相互借鉴、吸收哲学与道家思想，趋向融合。到了汉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无论是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还是崇尚大一统的董仲舒思想都是如此。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取代了之前的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但这并不是对道家思想的否定，相反，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在很多地方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内容。

早期儒家并不具备系统的宇宙模式理论，这使得儒家道德学说与礼乐制度的合理性缺少自然法则的支持。董仲舒正是通过吸收道家解释自然与历史的宇宙法则来建立儒学形而上的支持系统。道家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道”，“道”是先天地万物而生的，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存在，“道”产生万物之后仍然存在。董仲舒认为“元”是宇宙的本原，“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始终”，“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可见董仲舒之元既“在乎天地之前”，即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又“随天地始终”，即在万物产生之后也存在于万物之中。与道家所讲的“道”十分相似。道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吕氏春秋·十二纪》明确把五行配合到四时之中，让五行在四时中轮流作主。由于五行有五，而四时只有四，于是加上“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以安顿五行中的土。董仲舒借用了道家对五行的安排来阐发儒家义理。在他看来土居中央而金木水火分司四季正是君臣关系的体现。《春秋繁露·五行对》（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哲学与道家思想，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而且五行又与人伦相通。这样五行既与“孝子忠臣之行”相通，人类的德行就自然可与五行相配了。天人感应也是董仲舒儒学的基本理论架构，道家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天人感应的论述:《淮南子·览冥训》:“今夫调瑟者，叩宫宫应，弹角角动，此同声相和者也”。《淮南子·天文训》:“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淮南子·泰族训》“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感乱而虹蜺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董仲舒对这些散见于道家著作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加以综合整理，使之系统化就形成了他的天人感应思想。他认为同类相动而人又与天相类，天人便自然感应了。

在社会政治方面，老子主张“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王需法“道”、法“自然”，即要无为而治。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绰然而善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老子看来，不争而取胜，“无为而无不为”，是万物普遍存在的法则，统治者只有“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才能最终做到不争而取胜，“无为而无不为”。董仲舒也是从神化天葛广洗董仲舒的黄老思想分析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以天道论人道，推出君主需“法天之行”，“以无为为道”。《经法·道法》曰:“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进而主张让治道完全配合天道，承继这些观念，董仲舒主张君主应顺天行道。《春秋繁露》强调“惟人道可以参天”，“圣人视天而行”，“圣人副天之所为以为政”。在董仲舒看来，天“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王者为政也必须与阴阳、四时、五行相配。《天地阴阳》曰:“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吏，仁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王者参天也。”自然界中阴阳的运用为君主处理人类社会中的阴阳事物提供了终极标准。这一理论基本上承自道家。道家曾经把天地间一切对等的现象与事物作了二分的归纳，而系之以阴、阳，并认为天属阳、地属阴，一切属阳的事物都该法天道葛广洗董仲舒的黄老思想分析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一切属阴的事物都该法地道。

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基本上承自道家，但也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与推衍，与儒家的文化价值理路贯通。董仲舒正是运用本质上是道家的关于宇宙的看法并赋于它以儒家的价值哲学与道家思想创新国学，建立了新的儒学体系。这一体系继承了道家借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