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你知道几个？

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你知道几个？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门，创造的景象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其中“中国哲学”的景象也异彩纷呈，美不胜收，审视它需要古今贯通的眼光。这里说的“中国哲学”有两个所指：一是指过去发生在中国的经历了诞生、突破和不断演变的源远流长的历时中的一种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它也被称为“中国哲学史”；一是指以主题化（如根源、宇宙、认知、秩序、人生、伦理和审美等各种论域）呈现出来的共时性的中国智慧的义理结构和体系。北大哲学系里的中国哲学就是这两种意义上的复合体。

建制：哲学和中国哲学

几乎是清末戊戌革新唯一遗产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1912年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随之而来的一个变化是之前的“经学科”改为“哲学门”，下属所设的“中国哲学”是哲学门类之一。历史上中国没有“哲学”之名，但很早就有“明哲”的概念；没有“哲学家”之名，但很早就有“哲人”一词。汉代典籍分类中的“诸子略”和后来四库分类中的“子部”典籍都属于哲学著作；南朝的分科之学“儒玄”（并行于“文史”），明代的“通几”（并行于“质测”“宰理”），清代的“义理”（并行于“辞章”“考据”）等概念，都是中国历史上大约能对应于哲学的学问。

张之洞对哲学有偏见，故清末学制只设“经学科”而没有哲学科。经学课中有子学课目。1901年，张鹤龄受聘大学堂副总教习，所著《伦理学讲义》，是旧学儒家伦理与新学西方伦理融合的产物，所说伦理学属于哲学。王国维对哲学有高明的眼光和视界，认定哲学是中国历代学术和学问中的固有之学。他批评张之洞设的经学科没有哲学，而将经学、理学同哲学统一起来，将大学经学科变为大学文学科中的一科，并行设理学科，与经学科大同小异，两者的科目都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外国文等（见《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心目中的经学和理学就是哲学。1912年的《大学令》，取消经学科，设立文学科，其中就有哲学。1912年正式建制的北大哲学门，从诞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1952年学科大调整，再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继老子思想成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是，北大中国哲学的先贤们，智慧的传薪者们，在中国哲学不同意义和维度上不懈追求和探索继老子思想成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是，成就非凡。

学科发展：史料学和方法论下的中国哲学

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整理、甄别和认定，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也是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的基础。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一开始就注重史料，注重史论的统一，注重言之有据，注重论之有证。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卷上）中以万余言讨论中国哲学史的史料问题，说哲学史的明变、求因和评判等三个目的，都需要准确地叙述哲人们的学说及沿革等，这必须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哲学史史料的基础上。这些史料距离今人近的，一般不发生问题。距离远的，则需要加以审定，需要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和旁证等方面进行求证，需要进行校勘、训诂和贯通加以辨认和确认，只有如此哲学史才能建立在准确和可靠史料的基础之上。

北大的中国哲学方向开设史料学课程，前后编写有三部史料学教材，对哲学史料的重视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朱谦之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为进修教师及北大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讲稿后经整理出版。全书共有十讲，有的讨论比较详细，今天仍有参考价值。60年代，冯友兰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更系统地考察中国哲学史的史料；80年代，张岱年为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补充，整理成书出版，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张岱年也有专章考察中国哲学的史料问题。同时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你知道几个？，北大的中国哲学教学也十分重视哲学史史料，中国哲学教研室编选出版有《中国哲学史资料选编》（上下）。特别是汤一介主持编纂的儒家大型类书《儒藏》，集学界之力，精选精校，精编精刊，规模浩大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你知道几个？，令人叹为观止。楼宇烈的《王弼集校释》及他参与编辑和统稿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十册），许抗生的《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等，皆为学界所称道。

哲学通史和断代史：历时下的中国哲学

北大哲学门创立之初就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课程，陈黻宸、陈汉章是最初讲授这一课程的两位老师。按照当时的课程要求，他们都准备有讲义，但没有编成教材。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具有开拓之功。蔡元培评价胡适的这部著作有四个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1952年，冯友兰到北大后，主要工作是不断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改革开放后的“新编”，成了他一生最后的著述。它的特点之一是跨度大，他一直写到了现代，也写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89年）。当时笔者去燕园拜访冯友兰先生，看到了最后一卷的定稿。此书可以说是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在抗战时期完成了以概念史为线索的《中国哲学大纲》，开创了中国哲学问题史范式。1989年，一方面是压缩，一方面是补充，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必读书。北大中国哲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试用，正式出版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后经修订，成为哲学专业本科生中国哲学史教学一直通用的教材。

除了通史，在不同时期，北大的中国哲学史家们还撰写了中国哲学的专题史和断代史。朱伯崑独自撰述的多卷本《易学哲学史》具有开创性；汤一介主编、中国哲学教研室王博等共同参与完成的《中国儒学史》，蔚为大观；胡适1922年出版了著名的《先秦名学史》；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借助考据的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久负盛名；汤一介的《早期道教史》、许抗生主编和李中华等参与的《魏晋玄学史》、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等等，是几个不同时期重要的中国哲学断代史著作。

专题研究：共时下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是各种专题研究，它是围绕概念、义理、学说等展开的各种理论化形态的研究。相比于中国哲学通史、断代史和类别史来说，这类研究占据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在这方面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

按照不同时期的专题划分，在总体方面和先秦哲学方面的研究，有张学智的《中国哲学概论》《心学论集》、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生生”的中国哲学——安乐哲学术思想选集》《儒家角色伦理——21世纪道德视野》、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许抗生的《老子与道家(上下册)》、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王博的《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庄子哲学》《易传通论》、王中江的《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郑开的《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道家形而上学研究》《道家政治哲学发微》、杨立华的《庄子哲学研究》和孟庆楠的《哲学史视域下的先秦儒家〈诗〉学研究》等。

在汉唐哲学方面的研究，有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汤一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的《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研究概论》《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李中华的《纬书和汉代文化》、杨立华的《郭象〈庄子注〉研究》等。

在宋明哲学研究方面，有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张广保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宗教教化与西南边疆经略——以元明时期云南为中心的考察》（合著）、杨立华的《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等。

在近现代中国哲学专题研究方面，有王守常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中华的《冯友兰评传》、胡军的《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分析哲学在中国》、王中江的《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干春松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儒学的近代转型》等。

此外，在东方文化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有魏常海的《日本文化概论》《东方哲学概论》、李中华的《中国文化概论》、王鑫的《日本近世易学研究》等。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方面的专题和主题研究，分布在中国哲学的各个时期，论域广泛，视点和方法多样。从子学到三教和出土文献，既有百家子学特别是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研究，也有佛学和道教哲学方面的研究，还有新出土文献方面的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作为东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和形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百多年来，北大哲学门中的中国哲学世界，通古今，贯中西，学思合一，史论合一，相承相续继老子思想成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是，历久弥新。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7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