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派的分化情况——《老子》之关列派

道家学派的分化情况——《老子》之关列派

《老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道家学派的形成，老子理所当然的成了道家的开山祖。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一样，道家学派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道家思想理论，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道书有37家，共993篇，仅《老子》之后就有《文子》、《娟子》、《关尹子》、《庄子》、《列子》、《田子》、《老莱子》、《鹖冠子》、《黄帝四经》(又名《黄老帛书》，即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法》、《称》、《十六经》、《道原》四篇帛书)、《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12部著作，由此可见先秦时期道家学派数量的众多和庞大，但是由子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因而不像孔子那样公开招徒讲学，传授学问，也不像墨子那样利用结社团体，传播自己的学说，致使后人无法考察在老子思想体系形成后，道家学说的传播和道家学派的分化情况。

这里，我们主要依据《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所载，来大致论述道家学派的分化情况。我们认为，在老子以后道家学说大致有四大派别:--是关列派;二是杨朱派;三是庄周派;四是稷下派。今日就关列派作论述。

所谓关列派，指的是关尹、列御寇一派。这一派的学术特点是“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独任清虚”（《汉书·艺文志》）。在论述它们的思想之前我们应首先提到庚桑楚这个人物。

庚桑楚，姓庚名桑楚，生卒年代与籍贯由于史无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据《庄子·庚桑楚》所载，庚桑楚为“老聃之役”，役即弟子之意，由此看来，庚桑楚应为老于的学生。庚桑楚也与老子一样，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反对儒家的仁义政治，他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亲自实践，庄子说他在“畏垒”实行无为政治，成效显著，“居三年，畏垒大壤”，赢得一片赞誉。

庄子十分推崇庚桑楚，认为他“遍得老聃之道”，深得老学精髓。《列子·仲尼》篇也称庚桑楚“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在《列子·仲尼》中，庚桑楚作亢仓子）。唐代注道大家成玄英在《庄子疏》中更明确指出“老君大圣，弟子极多，门人之中，庚桑楚最胜”。由此可见，庚桑楚在老学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庚桑楚没有任何著作留传下来，现今流传的两卷本《亢仓子》，系唐代开元末襄阳处士王上源所伪作，因此，关于庚桑楚的思想概况就只能存而不论了。

关尹，并非人名道家学派的分化情况——《老子》之关列派，而是一个官职名，但关尹为谁，史无记载，其姓名已隐，后世就以官职称之。生平事迹不详。据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关尹曾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一带)令，老子“见周之衰”，离周西去函谷关时，关尹十分高兴，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关尹与老子一样，也是一位隐逸之士;曾自著《关尹子》9篇。后来亡佚，今本《关尹子》为唐、宋时期的依托之作。

关尹的思想与老子基本相同，《庄子·天下》指出，关尹的学术理论是“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并指出关尹是对“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的“古之道术”，“闻其风而悦之”而创建了其学术理论，以关尹的理论来看，他主张“道”为本(“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崇尚柔弱和空虚，与老子“道”为宇宙之本，尚柔崇下的思想基本一致，所以，庄子将他与老子并列，称之为“古之博大真人哉”。

不仅如此，关尹又说:“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苟乎若亡，寂乎若清”，主张人在认识事物时，应使自己的心灵处于清寂的状态，不要掺杂任何个人的主观偏见，如实客观地反映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犹如明镜清水对事物的映照一样。《吕氏春秋·不二》云“关尹贵清”就是针对上述观点而说的。

列子，又名列御寇，郑人(今河南新郑)。《汉书·艺文志》载有《列子》8篇，传为列御寇所著，对这一记载在唐代以前人们不置一词，然而在唐代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列子》被奉为《冲虚至德真经》，成为道教“四大真经”后，人们便对这部著作的真伪产生了怀疑。“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率先发难，继之而起的有宋代高似孙等，后来，关于该书真伪的考辨就不绝于史，至今仍聚讼不休，辩论不止。

不过，人们大多认为现传《列子》一书为魏晋之际的伪书，并非先秦《列子》之旧，正如近人马叙伦先生在《列子伪书考》中所说:“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法》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序》以见重。”

《列子》一书虽伪，但列子其人却是真实地存在。《汉书·艺文志》曾注“圄寂，先庄子，庄子称之”，而在《庄子》书中确也保留了大量有关列子生平、师承、学术思想的资料，据统计，《庄子》书中大约有十多处提到了列子。《庄子·让王篇》记载：“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子阳在郑公二十五年(公元前389年)时为郑相，并被杀，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又共弑公(见《史记·郑世家》，《吕氏春秋·适威》、《淮南子·汜论》所载与此稍异)。

由此可见，列子与子阳约为同时代人;《庄子·达生篇》载列子曾就学于关尹、壶子，并向关尹请教至人“潜水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的原因，关尹答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由此可知列子之学有得于关尹;《庄子·列御寇》载伯昏瞀人问列子“恶呼惊”?列子曰:“身劳于国而知尽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伯昏瞀人对此大加赞赏，“善哉观乎”，并对列子说:“巧者劳而知者优，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这实际上就是列子学术的主旨，即《吕氏春秋·不二》和《尸子·广泽》所说的“子列子贵虚”之义的阐发。这与《列子·天瑞》篇所载列子对子“贵虚”之义的阐述也相吻合。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战国策·韩策》载史疾之言，却谓列子“贵正”。其文曰:“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宾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郑国于公元前375年为韩所灭，韩迁徙至郑地，而史疾由此熟悉列子之言，似属可信。然“贵正”与“贵虚”恰好自相矛盾，正者正名也庄子道家思想理论，虚者无名也。实际上从《庄子》所描述的列子行事来看，他追求的是“离形去智，泊然虚无，飘然与大化游”的境界，因而“贵虚”才真正反映了其学术宗旨。上述史疾之言只不过反映了列子“不为重利所动的凛然正气”（黄钊主编：《道家思想史纲》第80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列子“贵虚”之旨实际上已开庄学风气之先，对后来道家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有人将之称为“南方道家的先驱”（牟钟鉴主编：《道学通论——兼论道家学说》第46页，齐鲁书社1991年11月）。

《列子》虽为魏晋伪书，“然时亦有先秦遗言”（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列御寇考》第177页，中乎数据1985年10月版），因此，《列子》一书并非全盘伪造，而是伪中杂真，《列子》首篇的《天瑞》篇就保留有先秦《列子》的佚文（严兆溟、严捷译注：《列子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这段文字是:“有生不生，有化不化庄子道家思想理论，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生，指有形体的具体事物，不生，指能够派生他物而自身不被他物所生，实际上是指世界的本原，也就是道。疑者疑也，固定不变之意。

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有被他物所生的，有不被他物所生的;有被他物所化的，有不被他物所化的。不被他物所生的能够产生万物，不被他物所化的能够使万物变化。被生的事物不得不被产生，变化的事物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事物经常产生，经常变化。所谓经常产生经常变化，就是无时无刻不产生，无时无刻不变化，阴阳呀，四时呀，都如此而已。不被他物所生的就是独立永存的实体，不被他物所化的就是循环往复的运动。（参见严兆溟、严捷译注：《列子译注》）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子是把“道”作为世界的本原，由道而产生出有生有化的具体事物，这与老子所主张的“道”旨是相符的，道不仅独立存在，化生万物，而且还发生循环往复的运动道家学派的分化情况——《老子》之关列派，但其本身却无增无减，这与老子所说的“独立而不改”，“往者，道之反”之意也颇吻合。由此也可知，列子确为道家人物，并对道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列子》一书真伪参杂，良莠难辨，因此对其思想我们只能作一大致的描述。

（摘自：张运华《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第3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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