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的读书、思考的智慧

景凯旋：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的读书、思考的智慧

读者的精神家园

一生的阅读和思考

一生的智慧

“鲁迅与后来的造神运动无关，他只是告诉我们，活在当下不是一种自由，只有活在现实才是自由。”

堕落的思想

文/凯旋王

一

1918年《狂人日记》出版后不久，鲁迅在回信朋友的信中写道：

“《狂人日记》真是一部不起眼的作品。还有一个白话诗系‘唐斋’，也是一个仆人。我前面说了，中国的根都在道家，这个理论最近很流行。这样看历史问题很多，很容易解决，后来偶尔看《通鉴》，才发现中国还是一个食人民族，所以才形成这篇文章。这样的发现关系很大，知道的人还很少。”

根据鲁迅后来的说法，《狂人日记》意在“揭露家庭制度和礼仪的弊端”。但是，在我看来，鲁迅关于“中国根”的话，揭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看法。

对于鲁迅和他的同事来说，1911 年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儒道思想的兴起，创造了新文化运动完全反传统的现实语境。一是1912年的儒教，主张确立儒教为国教，要求国人尊孔、读经；然后是1918年的灵会，提倡占卜和卦，并帮助招募神灵。至于后者，钱玄统、陈独秀等人曾在《新青年》上写过文章，攻击他们。在科学和理性的背景下，他们认为道教是一种前现代的迷信，是无能的。

在那些日子里，灵性只是一个插曲。在当时的社会里，专制复辟主要是与尊儒相结合。袁世凯为称帝，对孔子下达三令五拜，制定了尊孔教育纲领。因此，在《新青年》创立之初，陈独秀等人就将主要目标对准了儒家儒学，并指出了礼仪与专制的关系。《狂人日记》出版后，激烈反儒的吴煜写下了《食人与礼教》。他们的文章粉碎澄清，以礼制为核心无情批判儒家，最终凝固成“打倒儒家”的历史话语。

从这一点来看，鲁迅对儒家伦理的攻击是受时代驱动的，即“听从将军令”的结果，因此总体上并没有超过陈独秀等人。相比之下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对中国的旅游文化有何影响，他个人对道家的看法似乎更为深刻。

是的，鲁迅也曾痛斥道教迷信的谵妄，称其为“鬼话”、“鬼神”，但在写下“中华根”这句话时，他的思想显然已经超越了现实，指向了历史。的深处。所以他后来说：

“人们往往讨厌和尚、尼姑、穆斯林、基督徒，但不讨厌道士。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了解中国的大部分。”

可见，在鲁迅身上，道家其实是指一种广义的文化心理。中国人不恨道家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对中国的旅游文化有何影响，不是因为它属于本土宗教，而是因为它的非宗教性和追求真正的享受。

新文化运动以宗法制度为起点，以儒家思想为封建文化的核心，已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共识。即便是文化保守派陈寅恪，也将三证六训视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从那时起，每当专制的幽灵再次出现时，中国知识界就会猛烈抨击它。直到1990年代，当一些学者呼吁新启蒙时，他们仍然认为威权儒家控制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情况下，被鲁迅称为“中国之根”的道教，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一种缺乏超越性的文化，它对中国人的负面影响很少被提及。鲁迅的这句话经常被现代人歪曲贬低。

二

在人类文明的同一时期，他们大多经历了摆脱神明和英雄统治的阶段，雅斯贝尔斯称之为人类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几大文明都经历了韦伯所说的“哲学突破”。

自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以来，欧洲文化就建立在客体与客体、精神与肉体的二分法基础之上。这种思维产生了一种外在的超越文化，将超越世界视为成为人类的终极目标，从他者的角度把握此在。在宗教背景下，西方文化最终发展出施瓦茨所谓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气质。可以说，整个欧洲的思想史都在朝着这个遥远的地平线前进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对中国的旅游文化有何影响景凯旋：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的读书、思考的智慧，随着地平线的退去，不断拓展着学科和知识的新前沿。

中国的宇宙图景完全不同。自轴心时代以来，中国人对存在的想象就被封锁了。孔子的“生不知死，如何知死”，开创了儒家实践伦理。庄子的“六和之外，圣人不在”，这与以有限的生命来追求无限是背道而驰的。在魏晋玄学中，“各有所长，洒脱”，甚至将庄子的绝对自由瓦解为对命运的顺从。

在他的神话中，庄子提到了时间的突然和突然的象征。他们要为大神混沌开出七个孔，让它有一张人脸。这一神话隐喻表明，中国文化将混沌视为一个自洽的世界，始终无法将自己与外界完全分开，也无法建立一个超验的世界。混沌文化的理论表述。

宗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待生死的根本态度。鲁迅正是从这个本体意义上看道家的。面对人的必死性，道教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宗教的解脱方式。它不提供对方的概念，而是提倡通过修身养性，才能达到长远眼光世界的目的。在其复杂的童话血统背后是对真正快乐的渴望。

三

而当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文化又一次错失了构建超凡世界的机会。人们先是放弃了寻求个人救赎的上座部，然后让禅宗粉碎天空，将受苦的佛教变成了享受的宗教。

鲁迅曾认真研究过外国佛教。他从生命力的角度，赞扬了释迦牟尼对食虎的执着和玄奘为求法的牺牲。由此，他发现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真正的信仰精神。

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赞扬了小乘佛教的艰辛，批评了大乘佛教的浮夸。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一直走的就是现在的路。我们去寺庙祈福，不是祈求没有灾难或灾难，而是祈求更多的儿子和更多的长寿。大众最熟悉的神灵是观世音，送孩子的女神，喝肉吃肉的济公，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难得糊涂”，“死不如生”等等。这种生活最精致的文化表达就是现在的禅。

屡遭贬谪的苏东坡，曾经爬过一座山，望着山顶上长满树木的亭子。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诗人突然意识到这里没有地方可以休息。于是，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条脱钩的鱼。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此，在当下体验永恒，而不是从永恒中体验当下。

多年前，在川东山区，我曾在石柱上看到一副对联：“这里是南海，何必再往西走。” 它的不依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种禅宗喝公案，骂佛骂祖，无非就是在说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在这一刻。

西方思想分析到底是神，中国精神分析到底是现在。因此，面对这个世界，西方人总是反复问：人是什么？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并为此烦恼。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不管生命是否有意义，反正它还活着。在无数的禅语语录和文学作品中，最明智的答案是：来来去去，去哪儿就去哪儿。因此，在阅读西方书籍时，总是有一个“为什么要生活”的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中，终极问题是“如何生活”。

这种当下，是一种超越事物与自我界限的思维，还是一种分不清外界与自我的思维？是梁漱溟所说的早熟文化​​，还是没有摆脱原始人眼中的世界混沌状态和自我，基本没有取得哲学突破的文化？

四

进入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的整体危机开始显现。新文化运动一代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真诚地认为，不同文明有优劣之分，根本区别在于不同文明对人的态度。

1918年，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国粹的保存。在他看来，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民，而中国文化的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他怀疑人们所说的国粹能否保存下来。我们。

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让鲁迅意识到，中国奴根的培养，不是基于三本六门，而是从现在开始。

这一发现来自西方异质文化，尤其是尼采思想的影响，使得鲁迅比其他中国人更像浮士德式的普罗米修斯。鲁迅从不信仰宗教，但他的内心常常充满着一种存在的绝望感，这让他有一种宗教的感觉。

在那个时代，鲁迅是为数不多的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思考自己的人之一。他倡导尊重个性、开拓进取的精神，追求飞行生活的极致乐趣。不同于那些认为西方重物质、中国重精神的保守派，也不同于那些用无神论批判宗教的激进派，鲁迅不是单纯的反宗教，而是深知超验精神的作用。在西方现代性中。，这种精神发现了个人价值，并从中衍生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理想。

正是基于此，鲁迅对以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体有了深刻的理解。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墨罗诗力》中批评老子的全身，认为老子的精髓是“不动人心”，压制了个人求真的意志，使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精神麻木。之中。

鲁迅写作后期，再次回答什么是中国之根：“虽然我们挂孔子弟子的牌子，但我们是庄生的私人弟子。” “他也是对错，这也是对错”，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即“生活本该乱”。

对于这种没有痛苦的传统文化，很少有人比鲁迅更深恶痛绝，以至于他把国书里的乐观当成僵尸的乐观。

他晚年的一部作品《死而复生》，有人认为是真实的政治斗争，也有人认为是虚无主义的生活。但我认为这仍然是鲁迅最后的文化思想，用后现代的戏仿来还原古代圣人。五百年前的头骨复活，庄子被纠缠要衣服裹，庄子不得不收拾东西。，分清是非。

这个故事表明景凯旋：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的读书、思考的智慧，许多中国人将当下视为一种内在的超越，但这种内在的超越从不存在，它只是一个自我实现的神话。

五

今天，知识分子热衷于谈论文化和传统，但文化本身是一个精致的概念，除了特定的人的生活之外没有任何质感。通过对民族性格的批判，鲁迅触及了中国文化的肌理。

换言之，由于这种文化悬置了除了活着之外的所有意义，它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纯粹本能的存在，既不能产生自由精神，也不能产生真正的理性。

这位被誉为民族之魂的作家，在他的散文中使用了大量关于文化中国的负面语言：中国文化是“为主人服务的文化”；中国社会只是一个“黑染缸”；中国历史只有两种：“想当奴隶却做不到的时代”和“可以暂时成为稳定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不争抢别人的价值，最多只是奴隶”；我没有勇气面对它”；中国历来“敢喊卖国贼的架子少”。

为什么鲁迅在国民性格中看到了这么多负面的东西？

他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因此他比其他新文化人物更关心人性的阴暗面。然而，这样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不能解释为什么鲁迅经常批评弱者而不是强者？对这个问题更好的回答是，1911年文革后宪政的失败让鲁迅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不理解自由的价值，制度选择是无用的。当谈到活在当下的无能为力的哲学时，它只不过是一个关于生存的精致论证。

是的，这样的哲学基本上是弱者的哲学，不产生专制，而是产生专制。

鲁迅的小说也服务于他在散文中经常表达的这一思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阿Q正传》。这部小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有着明显的文化批判目的，要写“民族的沉默之魂”。

就性格而言，阿Q是活在当下的象征，是专制的典型代表。他分不清外界与个人的界限。他只能对当前的刺激做出反应，一眨眼就忘记了。缺乏内在的自我，凭直觉生活和行动，他根本不能自由地使用理性，也不能从经验中得出任何推论。因此，活着、不断地解放自己，成为他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并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将屈辱的结果转化为理性的过程”（林雨生的话）。

所有的独裁者不都是这样吗？那些更高的现实，比如平等、自由等，离他们的勇气和理解还很远。他们总是赞同强者的话，把主人的想法当成自己的想法。在生存本能的支配下，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奴隶处境感到自在，还经常“从奴隶生活中寻求美”。

因此，鲁迅对民族性格的批判，实际上揭示了奴性与当下的关系，表现了这种精神对民族性格的弱化作用。

毫无疑问，阿Q是全中国人民的形象，不是绍兴农民的形象，所以当小说出版时，许多知识分子怀疑他是在写自己。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阿Q。他们热爱任何既定秩序，讨厌异端思想，并有理由捍卫社会中的各种不公正现象。在这样的人格中，不可能产生知识的增长和人性的改变。

直到快要死了，阿Q才有了自我，有些慌张。这个结局说明阿Q精神的本质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一种不经思考的存在。没有有意义的世界的光而生活。

六

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化应该为自己的无知负责。这种文化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对苦难的化解。正是这种活在当下的哲学，造成了几千年的专制。

每个国家都有专制的历史，但中国社会结构超稳定的根本原因是这种专制精神。它让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聪明而没有灵魂，缺乏痛苦感。

在这方面，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其实只有一件事：麻木或疼痛。想要摆脱这种麻木感，只能求助于西方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气质。但是，“人一旦脱离麻木状态，疼痛就会加重，是无法想象的”（《两地之书·六》）。这是鲁迅的文化宿命，也是他的终极悖论。

如果仔细分析，在他的第一人称作品中，往往存在一种对比鲜明的结构。作为叙述者，“我”出现又消失，代表了那些不再活在当下的人的痛苦。润土是麻木。，叙述者很伤心；湘林夫人身体虚弱，叙述者心疼；卫连神冷漠，旁白心酸；吕伟夫敷衍，叙述者忧郁。

就这样，鲁迅开创了现代史上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真正的悲剧人物其实是叙述者本人。面对一个没有痛苦的民族，叙述者犹豫不决，成为失败的英雄。

这种叙述的背后，显然有一种理想主义，让鲁迅总是感叹：“中国真的不认真，一切都一样。”

可以说，鲁迅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弘扬一种真正的精神。他曾多次说过，真要活下去的人，首先要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摘下面具，真诚、深刻、大胆地看待生活”。正因如此，他才虔诚地描写过往的来客，拒绝回到熟悉的地方，走到墓地后面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并将这一过程视为自由的真谛。

在对范爱农、刘鹤真、柔石、白芒等朋友的怀念中，他犀利的笔触顿时变得庄重，试图表现出他们共同的品质：严肃。这个真实的人物是如此稀有和珍贵，以至于鲁迅将他们视为另一种中国人，哀叹他们在中国文化中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

现代历史上没有人比鲁迅更希望中国人发展出自由的人格，尽管他对此也深表怀疑。

七

9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民运动”（陈独秀的话），从中涌现出一批思想巨人。人们。从那时起，中国人普遍接受西方思想，将世界视为一个有目的的秩序，并相信人类可以成为它的主人。

曾经有一段时期，目的论取代了现在，一分为二取代了天人合一，一个或另一个取代了光与尘。关于人类的历史，我们也有信心找到了新的答案；人猿从猿来到大同。

西方人对神性的追求是基于人性的不完美，而中国人对神性的追求起点要低得多。这种从奴性状态的非历史性飞跃曾经引起狂热情绪并导致现代迷信。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西方文化对终极目标的无止境追求催生了现代极权主义，而人类对神性的集体追求最终被证明是一种乌托邦。然而，我们似乎总是无法避免二元期权的思维，而在西方“理性自负”所造成的极权灾难面前，现在那种简单的思维再次出现，我们又滑回到了我们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标志之一就是贬低新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

1980年代，捷克作家在经历民族灾难后，提出了“活在现实中”的命题，而许多中国人重新找回了“活在当下”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再次失去了对世界意义的追求。

随着美学的流行，学者们过度解读传统思想，将其视为高级音乐文化；随着文化的普及，周作人被重新引入，他所倡导的是“在不完整的世界中享受一点美和美”。和谐瞬间，永恒”，受到很多人的高度赞赏；随着中国研究的热潮，学者们热衷于展示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正如他们也展示了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一样。鲁迅与阶级斗争。

不同的是，这一轮历史叙述在一元语境下宣扬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多元语境下将自由等普世价值归于独特的西方文化。

文学再次成为对现在事物的解释性文本。为了逃离意义的世界，作家们一个接一个地书写现代传奇，讲述他们不知道的生活，同时对当前的社会现象保持惊人的沉默。

一位作家这样说：“人活着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

另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也以这种古老的东方思想为世人瞩目。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他在他的作品中告诉我们一种哲学：“活在当下”，一种“无主义”。“主义。”人应该抓住生命的时刻，而不是陷入自己和自己制造的各种阴影、幻想、想法和噩梦中。逃离这一切就是自由。”

但问题是，这会导致真正的自由吗？这不就是一种扭曲的生活美学吗？

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读者要想在现实生活的痛苦中找到幸福与和谐，在痛苦和快乐中活在当下，就必须摆脱鲁迅的背影。

八

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贸然贬低鲁迅，用简单的推理，断言对民族性格的批判是文化决定论，甚至将其与“文革”联系起来。但是，在我看来，追求自由不仅是文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某种文化缺乏自由，就应该改变这种文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做过 。

文化传统、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之间确实可以相对独立，但不应忘记，即使在英美自由主义国家，在消灭暴政的革命之前，也有很长的思想启蒙时期。为了允许自由。理念深入人心。不能忘记，五四之后的转变，绝非人民选择一种文化的结果，而是一种制度选择的结果。

当今的消费主义使人们更加关注当下的利益，趋利避害已成为大多数人的现实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活在当下的实际意义似乎与今天的西方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相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自由，而不是功利目的，因为追求物质利益并不一定能实现自由。现代自由主义重视经验常识，反对谈终极关怀，但也强调正义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是一种立足于人的层次的学说。

也就是说，鲁迅与后来的造神运动无关。他只是告诉我们，活在当下不是一种自由，只有活在现实中才是自由。把佛教和道教看作一种自由精神，或者把儒家看作一种责任伦理，都忽略了压抑自我、漠视个人的实质内容。现代自由主义与活在当下的区别，不是追求真正利益的问题，而是人权和价值观的问题。

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气质反映了一种求真意志，这与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的多元社会理想形成了一定的悖论关系。反思这种自由意志所带来的灾难后，两者是否达到平衡仍是当今西方文化本身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似乎只是在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徘徊，试图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是空洞的终极关注，要么是活在当下。

或许我们今天正处于思维转变的过程中，是基于经验的常识，不受常识的限制，还是回归到现在的人生哲学？我们怎样才能避免通过一元论或通过多元论重新陷入绝对主义的狂喜？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思考传统的现代改造，还是提倡重新启蒙。

九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经有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每个国家都会选择一位作家作为自己的文化代表，比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法国的雨果、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但奇怪的是，这些作家很少具有本民族的典型特征，或者往往具有与本民族相反的品质。

在博尔赫斯看来，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个与其不同的人来代表，这个人就是自己文化的解毒剂。

鲁迅就是这样的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周作人兄弟影响了几代人。他们都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将领。但两者后来的道路却大相径庭，各自代表着现代历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在周作人，是回归中国传统，重新发现活在当下的智慧；而在鲁迅，一如既往地“不求外来新声”。

因此，近年来有人借用西方后殖民话语指责鲁迅从西方文化中批判他的民族性格，至少他对鲁迅的思想资源是正确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无法产生鲁迅这样的巨人。就像歌德和塞万提斯一样，鲁迅的现实生活从来都不是民族的，而是超越了他所属的民族的。

当这位对中国文化最不了解的作家去世时，他无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绝望在他身后继续，送葬队伍隆重而庄严，缓缓穿过上海繁华的街道。他的棺材上盖着“国魂”的旗帜。人群中，也有不少被鲁迅批评过的人。他们似乎忘记了老人的遗言：不原谅。

当然，他们不会真的认为鲁迅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因此，通过命名仪式将鲁迅变成自己的同类，这似乎是一个集体阴谋。

十

但是，今天要站在人的起点上，就必须回到鲁迅身边，从他身边做起。只有一个原因。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鲁迅不仅是民族的灵魂，更是民族的解毒剂。

文章来源：景开轩，《堕落的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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