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思想家在痛恨之余，不得不冷静思考

汉初思想家在痛恨之余，不得不冷静思考

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汉初统治者和思想家呼唤新的治国理论，而新的治国理论是从“过秦”开始的。汉初政Z家、思想家把反思的重点确定为秦朝，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秦而兴，与秦时间上前后相接，对汉初的思想家而言，秦朝的历史就是近代史，很值得研究；

另一方面，汉初思想家反思前代历史的目的是探寻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而秦为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反思与借鉴的材料。汉人对秦切齿痛恨，故多言秦事，汉初思想家在痛恨之余，不得不冷静思考：秦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为何在短短十余年就崩溃瓦解了？

这些惨痛的事实中包含了哪些深刻的教训？同时，汉初的统治者也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现实。历经秦朝暴虐苛法、战争的浩劫道家的政治思想是仁政对错道家的政治思想是仁政对错，汉初的经济已濒临崩溃。这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最突出、最主要的矛盾，急待统治者去解决。

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不但普通老百姓最低的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甚至连皇帝的马车都找不到几匹纯色的马，将相出门有时竟只能乘牛车，国力之贫弱可以想见。

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汉初统治者所贯彻的统治思想主要是黄老思想，它兼容法家、儒家、名家、墨家等各家思想。其思想主旨在于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司马谈论汉初黄老道家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质言之，黄老思想具有稳定、修复战乱之后的现实功用性。

因此，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经过改造的黄老“无为”思想取代了秦朝奉行的极端刚性的法家思想，成为汉初的主导政Z思想。

法家是先秦各个学派中对变法和以法治国主张最着力的学派。但是法家学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只强调君主的至上，强化君主的极端权威道家的政治思想是仁政对错，而忽视社会统一体的承受能力。另外，它在哲理方面的论证也较为薄弱。

然而法家思想对于加强君主专权，强化社会控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是汉初统治者不愿放弃的。汉初“过秦”思潮中，陆贾第一个以“黄老之学”为理论武器，构建自己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

至于陆贾为道为儒，笔者认为他应为重实际的政Z理论家，质言之，他以“过秦”思想为出发点，为汉朝寻找长治久安的统治道路为其根本目的，探寻“仁政”、“道”的意义，来达到符合统治需要的社会规范与秩序。

凡有利于统治的，符合当时实际的思想他都加以利用。在汉初布衣政权初建的情况下，陆贾此说及其所著《新语》对于刘邦及其功臣集团有着重大的影响，直接影响汉初政权施政方针，可谓秦汉间统治思想转型的关键事件之一。

陆贾推出的这套政Z统治理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汉朝统治者对刚刚从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中解脱出来的劳动人民，采取一种较少干预、轻徭、薄赋、节俭、省刑等缓和矛盾的统治政策。给他们创造恢复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从而尽快形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

在此前提下，再辅之以仁义教诲之，以赏罚劝惩之，使之弃恶向善，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汉初另一思想家贾谊也强调统治者应以道家“无为”、“因循”之术为统治策略，他说：“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以次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

汉初统治者在道家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如著名的西汉开国功臣曹参为齐相国时，召集当地儒生百余人，询问安抚百姓的办法，儒生各持己意，曹参不知所从。后请来胶西人盖公，为曹参讲论道家“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Z理论。

曹参依照实行，相齐九年，百姓安集，齐国大治。汉初统治者选择黄老道家为统治指导思想是较为符合实际的，因为小农经济是一种不需要朝廷过多干涉的经济运转模式，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统治者不过多干扰，反而会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在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汉初惠帝、高后时出现了“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的太平景象。汉初另一名相陈平亦为黄老之学的信徒。

“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他的思想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如他对宰相职责的评价：“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黄老道家“无为”、“因循”思想一目了然。

正是汉初君臣以黄老“无为”思想来指导汉家帝业的重建，才为后来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打下坚实制度和思想基础。汉初在黄老之学的指导下，对修复战争创伤，促进王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同时，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汉朝廷较少干预地方藩国政Z。从而使得汉初分封的同姓藩国自由发展“自拊循其民”，保证了汉廷直接控制的关西和以同姓藩国控制为主的关东这一政Z格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汉初思想家在痛恨之余，不得不冷静思考，也为汉初帝国政Z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环境与时间。

此也成为汉初七十余年黄老道家思想受到朝廷尊崇的重要原因之一。继陆贾之后对汉王朝统治理论进行系统化论述的思想家当首推贾谊。贾谊对秦自崛起到统一六国直至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纵向的考察，探究其兴衰成败的内在原因。

他认为秦之所以强大并能统一天下，其根本原因在于顺应了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商鞅“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使这个僻居雍州杂于西戎的小国迅速强大，贾谊认识到秦灭六国而实现统一，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趋势，反映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迫切要求与强烈愿望。

他进而从政Z得失和人心向背来分析时势变化与秦二世而亡的关系。贾谊对秦朝的历史反思则涉及其兴衰成败的整个过程，显得系统、深刻，带有一定的理性色彩。

和陆贾一样，贾谊政Z思想的基本点是攻守异术，认为在兼并进取的时候，法术诈力是必须的，但统一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以仁义为本。他说：“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贾谊思想的进步性在于：他已经自觉的把儒、法各家统治思想进行兼容，不强调门户偏见，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贾谊主张文武、刑德并用，认为权势法制和仁义德教都是为政Z目的服务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

贾谊的礼治思想也反映了儒法结合的特点。因此当他强调礼的时候，礼是与法制、威严结合的；而当他强调法的时候，又总是把法和仁爱情谊联系起来。

成书于景武之际的思想巨著——《淮南子》，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又对儒家仁政思想予以批判的继承与改造，提出了自己系统的仁义观，从而极大丰富了文景时期治国理论的发展。《淮南子》摒弃了《老子》“绝仁弃义”的思想，从当时实际出发，肯定了仁义礼法的作用。

《淮南子》吸纳了儒家仁义思想，认为仁义是万古不变的汉初思想家在痛恨之余，不得不冷静思考，变化只是礼仪法度等。又论曰：“仁义者，治之本也”。作者认为不行仁义则“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淮南子》在对民的认识和治理上，成功地借鉴了日益成熟的儒家仁政控制思想。

另一方面，又积极提出“无为”思想作为对民认识和治理的关键指导思想。《淮南子》提出“无为”政Z理论目的是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所以作者有此思想，其形成是建立在对秦朝暴虐批判之上。总之，《淮南子》提出了儒道融汇的仁义观即“持以道德，辅以仁义”。

它希望统治阶级能够行仁义，尚为政宽缓，保持和恢复汉初宽松的政Z统治环境，以便使艰难的民生得以改善。西汉立国七十余之后，统治阶级的政Z家、思想家已经开始自觉思考、总结汉初统治经验与统治思想。

同时，他们认识到要达到政权的稳定与发展，统治者正确的政Z态度、行为、指导思想不可忽略。因此强化、制约统治者的政Z态度与行为对此具有积极的意义。

汉初统治阶层政Z家、思想家在文景时期开始尝试运用多元的政Z思想进行社会控制与整合，这是其统治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们的探索为中国封建政Z思想进一步完善、成熟作出积极有效的努力。

一个政权为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统治理念和行为指导思想，西汉也不例外。而每个政权的建立方式往往是以前代的政Z遗产为基础，从而继承、改造和创新。

西汉在匆忙之间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以后，就不失时机的思考、制定长治久安的国策，而这一切都是从秦亡教训反思开始的。

汉初统治者、思想家在批判秦朝暴虐的同时，找到在其统治对立面中进行有效控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秦朝短祚的经验教训中，发现国家治理的有效途径。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历一百余年，几代君主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终于成就了强大的秦朝，接着又建构了完善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Z制度。然而赫赫秦王朝历二世十几载就被起义推翻。百姓之所以揭竿而起，就在于秦的暴虐。

秦朝统治者信奉严刑酷法，以此来达到统治的长治久安，“上（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并且“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秦二世更认为以刑罚重苛才能达到统治稳定的目的。

暴虐超过了普通百姓的承受力，使统治者与百姓的矛盾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终于激起大规模的起义，统治者自认不可一世的秦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秦朝轰轰烈烈建立，又如昙花一现般的覆灭，这一事实教育了西汉的统治者，使他们不敢轻视民的巨大威力，也为汉王朝在探索有效的社会控制思想提供了前车之鉴。

在反思秦鉴的同时，汉初统治者、思想家又将目光投向先秦思想家对民的认识和治理的论述。先秦思想家通过历史事实与社会现实，探讨民对统治稳定的关系，通过历史反思和现实考察，不断深化对主体作用的认识。

从这个角度说，民本思想既是对治国之道的历史总结，又是一种政Z思想。汉初思想家的民本思想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先秦民本思想，强调民为立国之本。汉代思想家立足其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土壤，继承和发展了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