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往往难忘其风采

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往往难忘其风采

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往往难忘其风采。在叶嘉莹家里听她谈话，感觉如同听课。每讲到一个精微的学术问题，叶嘉莹会不厌其烦地分析，古典诗词与西方理论并用，配上独一无二的吟唱声调。此时外界的一切似乎不复存在，仿佛进入了人与诗词合一的境界。

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在经历了忧苦不幸之后，叶嘉莹对这两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她自述：人生中第一次打击是1941年母亲逝世，父亲远在后方没有音信，她在沦陷区要照顾两个弟弟；第二次打击是1949年丈夫在台湾被拘捕，次年她也被拘捕，独自带着出世不久的长女言言度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第三次打击是1976年，结婚不满三年的长女与其丈夫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车祸，夫妻同时罹难。叶嘉莹结合个人生活的实践来叙述学诗与学道的方法，让人更觉可亲可信：“中国的古文真的是有一种修养，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不管物质的生活困苦，感情多少挫折，我有一份定力，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感谢小的时候第一本开蒙的书《论语》，它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源于对中国文学的爱。她笑道：“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反正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们幸而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代，我们也很不幸地遭遇到这种离乱的痛苦。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我也幸而活得这么长久，我幸而具有一个古老的旧家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是偶然。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而对如今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话，就不是一件好事。‘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你的名声超过你的现实，你应该羞耻。”

叶嘉莹小传

1924年生，北京人。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19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著有《迦陵文集》10册、《叶嘉莹作品集》24册等。

游戏笔墨中有丰富的本质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1941年，入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叶嘉莹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尤多，师生常唱和往来。

南方都市报：1941年为什么去读辅仁大学国文系？

叶嘉莹：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了，所有过去所谓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本来还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但因为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本宣战，所以燕京大学也关门了。当时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制的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了，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那时不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日本对我们这个有德国、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学校就比较宽松，我们没有受到日本的管制。

南方都市报：当时辅仁大学师生的生活受到时局的影响大吗？

叶嘉莹：当时是这种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的校长是陈垣，系主任是余嘉锡，研究目录学的，戏曲史是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教的，诗的课原是储皖峰教的。教文字学的本来是沈兼士，后来离开了，他到后方去了。当时中国抗战有四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那时候像我们都没有正经的粮食可以吃，不但好几个月都吃不到白米白面，就是连玉米面、小米面都没有。我们只能吃日本配给的混合面，混合面根本谈不上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颜色中国古典文化，一点粘性都没有，不用说包饺子不成，切面条不成，连烙饼也会散开。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烧开的水里煮碎，变成一块一块的，很酸很臭很难吃，灰灰黑黑的，我们就用炸酱，很咸的炸酱，把它拌下去吃，所以营养不好。储皖峰先生因此就得了脚气病，本来是每周上课来一次，不久储皖峰先生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因为燕京大学关门了，所以原来在燕京担任诗选课的顾随先生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唐宋诗了。

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到后方去的老师很多，也有的去了半路被拦截回来的。顾先生因为他有六个女儿，小女儿还很小，当时在念小学，所以就留在了沦陷区，我们就很幸运地受到顾先生的教育。当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词选的老师――孙蜀丞先生，所以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其实没有开过词，他开的就是唐宋诗。

南方都市报：顾先生上课的风度是什么样的？

叶嘉莹：当时顾先生大概五十岁左右，但是他身体不大好，所以看起来比他真实的年龄要大一点。他来上课的时候，因为这里离他那儿不远，他就经常是走路来上课的。顾先生讲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纯粹是自己的感发。冬天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皮袍脱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后也不讲话，转回头就在黑板上写很多字，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讲的那篇古诗，有的时候也写他近来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这个话题讲明，一直推衍升华，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我一直把顾先生的笔记都带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顾先生讲课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我那十几本笔记，最初我给了顾之京（顾随之女）整理的是8本，后来我又给了她几本，大概有12本，都是我当年听课的笔记，也不仅是唐宋诗一门课。

南方都市报：孙蜀丞先生和顾随先生讲词有什么不同之处？

叶嘉莹：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的，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早年在台湾大学开的课是诗，不是词，而且一直在台大没有教词，我是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以后才开词的课。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比较明显，它的内容、思想、好处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说明；可是词呢，因为早期的敦煌词没有流行，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词集就是《花间集》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往往难忘其风采，《花间集》里都是供歌唱的小词，所以早期填词的人认为小词就是艳曲，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早期的词学就是从困惑之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词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都是游戏笔墨。

我为什么对词有兴趣呢？因为词非常微妙，它的好处正是在于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的观念，不像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它是游戏笔墨，写词时不戴着一个面具，所以反而把内心里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但是本质流露是我现在这样说，早期的词学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小词一直到陆放翁的时代还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所以就写一点小词，都是没有价值的，应该烧掉的，不过我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可是后来慢慢就觉得小词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没有意义和价值，可是里边好像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受丰富的一些东西。这很难认识，大家恍恍惚惚很难说个明白，所以都是三言两语地不成系统，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论文，都是序跋。真正把这个提出来的是张惠言，他编有一本词选，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归纳出来词有一种特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诗与文的传统之中，在批评术语里边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词不是比兴，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词很奇妙地在它的隐意识里，在游戏笔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本质。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的是，词里面是真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种言外的意蕴。

在三所大学中教古典诗词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1948年3月，和赵东荪结婚，11月，夫妇去了台湾。1949年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后在中学任教，并先后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兼职教授。

南方都市报：你从南京去台湾后，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造成的压力有多大？

叶嘉莹：压力很大，因为那时候南京陷落，蒋介石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而且，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其实对新中国是很向往的，因为国民政府贪污腐败，这个大家早就认识了。所以他就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他就给你扣一顶帽子！台湾大学很多学生也被抓了，我们社会上的公教人员也有很多被抓的。

南方都市报：是你的先生被抓了，然后是你也被抓了？

叶嘉莹：我比他晚一点，我是1948年春天结婚，1949年夏天生了我的第一个女儿，女儿四个月的时候，我的先生被抓了，第二年6月我的女儿还没满周岁我也被抓了。抓了很多人的，我在彰化的一个女子中学教书，校长还有六个老师一起被抓了。

南方都市报：之后有一段艰苦的日子，你把女儿也带到监狱？

叶嘉莹：那当然！我这个人从来就不懂政治，一直到现在也不懂。本来也想把我送到台北的司令部，我就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见警察局长，我说：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你要关就关在这儿的警察局好了，我在台湾无亲无故，至少我在彰化还教了一年书，还有几个同事，几个学生，可以有个照顾，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个熟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

南方都市报：当时关你的理由是什么？

叶嘉莹：思想有问题啊。后来他们看我实在是不懂政治，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是第一个被放出来的。有的时候我要抱着我的孩子在南台湾走很远的路找到他们军法处的处长，我说：你要给我一个答复啊，我先生到底定的是什么罪？他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从来没有给我答复。

南方都市报：在这样的挫折下如何挺过来？

叶嘉莹：这都是命运的作弄啊。我大概就是小时候受了《论语》的影响，所以还是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吧。

可是我是个有傻气的人，因为我教的还是文学，不管学生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不怕对不起学生，但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和杜甫。我觉得我的学问也不是好到怎样，但是我真的投入，真的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我不管教什么，教《论语》、《孟子》、唐诗、宋词，不仅只是死板的知识，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的感受，把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体验、实践都结合在里边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样有机会到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教书？

叶嘉莹：我是1948年冬天到台湾，我要去台湾的时候，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台湾有几个好朋友，跟他关系最密切的是李霁野，还有顾先生一个很好的朋友，叫郑骞（郑因百）。所以我就到了台湾大学，见到李霁野、郑骞、台静农诸位先生。说起我这段遭遇，大家都说没想到叶嘉莹书念得这么好，怎么命运这么坎坷呢？就觉得很可惜，恰好那时候台湾光复不久，很多本省人都是讲台湾话的，要找有标准国语口音的老师来教书，去教大一国文。他们说我们正有一班华侨的学生要开班，没有老师，你过来教吧。可是这时候淡江大学中文系成立了，许世瑛先生是系主任，他要我去教，二年级的诗选，三年级的词选，四年级的曲。过了几年，辅仁大学复校了，戴君仁先生被请去当中文系主任。戴先生也要我去，因为戴先生是我的老师，而且我在台大是教大一国文和大二的历代文选，太忙，而大一国文是要改作文的，所以戴先生减轻了我的负担。戴先生叫我去教诗选和杜甫诗易经在线，这样至少就不改作文了。所以在台大我教的就是诗选和杜甫诗两课，淡江和辅仁则是诗选、词选、杜诗、曲选，都是我教的。

传统中没有，才用西方理论来讲诗词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起，叶嘉莹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学，其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深具影响。

南方都市报：什么机缘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教书？

叶嘉莹：最早是美国密西根大学跟台湾大学有个交换计划，他们要台大一个教中国诗的老师，一想就想到我，就说：把叶嘉莹交换去吧。美国当时来口试我的人是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晚上跟海陶玮先生见面了，他要我去哈佛，我说：我当然愿意去哈佛啦，可是学校交换我的是密西根。海陶玮先生就说：你去跟校长说，能不能请学校另外派一个人去密西根，你就可以去哈佛了。我就找了钱思亮校长，钱校长非常生气，说这个交换是我们早就跟人家定了的，现在你快要走了，不能说随便改学校。海陶玮是非常希望我去的，他说：这样好了，密西根不是9月开学吗，你们台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大学，9月再到密西根去。所以我就到了哈佛和海陶玮合作了两个多月，他又说：你可以在密西根教一年，不要延长，下一年你就可以到哈佛。那我说：好吧。所以我在密西根教了一年就到了哈佛大学。

其实我最初本来并不想出国，但因为我先生在台湾被关过，他想离开台湾，学校既然提供这个机会，他就鼓励我去，去了一年以后就把他接出去了。在哈佛大学又教了一年就到了1968年了，我要回台湾，海陶玮就说：你先生、两个女儿都出来了，你干嘛非要回去呢？可是我的做事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坚决地回了台湾。可是第二年哈佛大学再约我出来的时候，我要把我父亲一起带出来，美国的领事馆就不给签证了，说这等于移民，不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去了，你办移民吧。本来办移民也无所谓，我等就是了，可是你要知道我先生在美国，没有工作，我一个女儿念中学，一个女儿念大学，我在台湾教大学供养不起他们。所以我没有办法。哈佛的老师又说了，旧护照都不要了，你重新换一个新的护照，你就到加拿大来，过来很容易。我换了个新护照，就从台湾到了温哥华。

南方都市报：到了美国、加拿大教书，研究和教学环境有什么变化？

叶嘉莹：美国学术研究的风气当然更活泼一点，可是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安静的。加拿大有一样好处，气氛虽然不像美国那么活跃，可是藏书是不错的。我那时留在UBC大学很幸运，因为当时有人捐了一批中国古典的书，虽然不能跟美国的哈佛大学或者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做比较，但是对加拿大来说中国古典文化，我们UBC亚洲系图书馆的藏书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可以说用书是非常方便，而且近来跟亚洲的来往越来越多了。

南方都市报：西方的理论对你的中国诗词研究有什么影响？

叶嘉莹：后来我不但读了西方的接受美学，而且也读了西方的什么符号学、诠释学，虽然那时候我的英文很差劲。我忽然觉得有些西方文论是我能说明白的，我一看这个说法，这个太好了，这个把我不能说明白的东西说明了，所以我就很高兴。现在大家常常说叶嘉莹用西方理论，（其实）我不是喜欢套用西方的理论，也不是要引用西方的理论来表示什么博学啊、先进啊，都不是，就是因为中国的词学从晚唐五代以来，从北宋词论的怀疑和困惑，一直到张惠言到晚清这些人，都没有把词的美感特质用理论说清楚。我用西方的理论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中国传统没有这种理论说明。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的诗词研究心得对西方学术界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叶嘉莹：西方最早的传统汉学当然是对先秦诸子的著作的翻译，五经四书都有很多翻译。后来开始研究诗，但西方一直没有什么词学的研究，我们中国人自己还弄不清楚呢，西方人顶多是按照它表面的意思翻译出来。1966年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国际的会议，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会议，当时我写的文章是谈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的。后来我们的论文被编成一本书，审稿人给我这篇文章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从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而且词最难讲的，就是这种精微的美，他们可以翻译，可以简单地介绍词的历史，可是这种细致精微，就是我们中国过去修养那么好的词学家都弄不清楚的事情，他们也很难说明。而且他们并没有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他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中国，不像我这种中国人去看西方理论。哈佛大学教诗词的有一个学问非常渊博的人――（宇文所安）先生，想让我去讲一次词，因为词很难讲。前几天我的一个学生写信来，说到了美国才知道叶嘉莹的词学在西方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没做这个。

南方都市报：从1979年起，你为什么那么热忱地回到中国多所大学讲学？

叶嘉莹：那时候中国经过了“文革”，我很愿意回到中国来，为诗词研究尽一点力量。一开放我马上就回来教书了，而且那时候我更是放弃了加拿大一部分的薪水、休假回来的。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这种理论有什么特别的可贵，我也绝不是去过几年外国，所以就老喜欢搬弄外国的名词，都不是。我虽然用了西方的理论，可是我不是用西方的词学，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从晚唐五代有词以来，直到清代的张惠言，对那种感觉也并没有明白说出来，从张惠言一直到王国维他们都有非常精到的一种感觉，可是并不能理论化地说明。

诗是容易理解的，是显意识的、言志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诗人的整个人生经历，你都能说得很清楚。但词很微妙，不管是谁写的，外表看起来都一样，好的坏的都差不多，都是写美女跟爱情。为什么这个人写的美女跟爱情就好，那个人写的美女跟爱情就不好呢？那就是说，在写美女爱情的里边，能够引申读者很丰富的联想的，就是好的！任何文学的作品，都以它的内涵越丰富越好。《红楼梦》为什么好？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红楼梦》读出他自己的一套道理来。所以你看它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文本给大家很多的这种联想，所以好！词给人的联想丰富，就是好的。

不但如此，词还有一个好处，它不像诗文写得冠冕堂皇，词是游戏笔墨，所以反而把内心里最真实的本质表现出来了。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了，宋人诗不如词，为什么呢？“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往往难忘其风采，因为他的诗写出来的东西，不如他在词里写出来的东西更真诚。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里有很多想法，想着美女和爱情，诗里不好意思说嘛！可是词呢，它就是游戏笔墨，它不负责任，所以这时候他卸下道德装饰的外表，流露出来的是本质。里边流露的不是他外表说什么，而是本质说什么。可是过去诗文的传统太悠久了，词到晚唐五代才有，所以它被诗文言志载道的批评所限制，所以小词有它特殊的作用，不大容易领会，领会也很难说明。

我也以为，我们中国的诗词讲给外国人听，如果都要通过翻译的话，毕竟有一层隔膜。如果我们要说从符号学，或者说从显微结构来争辩中国古典文化，“菡萏香销翠叶残”，“菡萏”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什么？Lotus.它变成了荷花，它不是一个“菡萏”了，所以你要把中国兴味的东西用英文解释，把那个微妙之处说出来。在中国语言里边你才知道“菡萏”跟“荷花”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要到中国来，诗词才能真正讲得细致精微。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李怀宇

实习生 蔡镇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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