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对于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经历过大风大浪

张慧瑜：对于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经历过大风大浪

作为一个冷静而敏锐的文化研究者，张先生试图把握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文化经历”，以此来追踪和梳理中国社会和文化30年来的变迁。文章涉及时代风气的变迁，教育启蒙革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变与分化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思考当下提供了许多启示。

张慧玉：时代之石——社会变迁中的“文化体验”

对于出生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我来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此外，我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长大。除了读书，我还在读书。我完成了博士学位。. 做学术和写文章在这个时代都是“苦差事”。幸运的是，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近年来，我主要专注于电影、电视和流行文化研究。对很多人来说，看电影、看电视是下班后的消遣，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闲暇后的工作。我不是艺术鉴赏家，也不是创作者。对我来说，文艺作品是观察社会、把握时代的石头，蕴含着历史和社会的痕迹，我的任务是找出时代的征兆和文化的征兆。" 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大众文化作品尤其如此。它们就像时代的标本，储存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气氛。在这一点上张慧瑜：对于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经历过大风大浪，我更认同考古学家和侦探的角色。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把我的“文化体验”变成时代的石头，从而反映过去30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个阶段。一是我在县城度过的中学时期，大致是1990年代初到末期；从 2005 年至今，它是学术生活的博士选择。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大众文化作品尤其如此。它们就像时代的标本，储存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气氛。在这一点上，我更认同考古学家和侦探的角色。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把我的“文化体验”变成时代的石头，从而反映过去30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个阶段。一是我在县城度过的中学时期，大致是1990年代初到末期；从 2005 年至今，它是学术生活的博士选择。存储特定历史时期的气氛。在这一点上，我更认同考古学家和侦探的角色。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把我的“文化体验”变成时代的石头，从而反映过去30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个阶段。一是我在县城度过的中学时期，大致是1990年代初到末期；从 2005 年至今，它是学术生活的博士选择。存储特定历史时期的气氛。在这一点上，我更认同考古学家和侦探的角色。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把我的“文化体验”变成时代的石头，从而反映过去30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个阶段。一是我在县城度过的中学时期，大致是1990年代初到末期；从 2005 年至今，它是学术生活的博士选择。从而反映过去30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个阶段。一是我在县城度过的中学时期，大致是1990年代初到末期；从 2005 年至今，它是学术生活的博士选择。从而反映过去30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现在想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个阶段。一是我在县城度过的中学时期，大致是1990年代初到末期；从 2005 年至今，它是学术生活的博士选择。

中学时代的三种文化体验

借用法国理论家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教育和现代教育体系无疑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尤其是基础教育成为塑造合格公民和确立主流的主战场价值观。. 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教育不仅是传播现代科学和现代知识的重要空间，而且师生关系是启蒙启蒙的核心隐喻。现代教育被认为是比公然的殖民战争更“文明”的传播现代西方文明的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领域出现了两个转折点。一是“文革”时期，教育领域的造反运动成为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亮点；另一个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恢复高考”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这种精英精英教育不仅贯彻了知识分子政策，而且培养了新的人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人，也把“知识改变命运”作为社会阶层提升的理想杠杆，正是这种新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80后的特殊学科状态。当教育领域的造反运动成为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亮点时；另一个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恢复高考”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这种精英精英教育不仅贯彻了知识分子政策，而且培养了新的人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人，也把“知识改变命运”作为社会阶层提升的理想杠杆，正是这种新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80后的特殊学科状态。当教育领域的造反运动成为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亮点时；另一个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恢复高考”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这种精英精英教育不仅贯彻了知识分子政策，而且培养了新的人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人，也把“知识改变命运”作为社会阶层提升的理想杠杆，正是这种新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80后的特殊学科状态。已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英精英教育不仅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培养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人才，而且把“知识改变命运”作为社会阶层提升的理想杠杆。正是这种新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80后的特殊学科状态。已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英精英教育不仅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培养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人才革命文化，而且把“知识改变命运”作为社会阶层提升的理想杠杆。正是这种新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包括我在内的80后的特殊学科状态。

我就读于山西东西部历史悠久、革命老区的县城重点中学。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学习氛围，有点像军队，固定班级、固定同学、全国班主任，甚至每个人在课堂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除了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课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比如每周五的班级清洁、年度歌唱比赛、演讲比赛等等。卫生、成绩等各种排行榜。当然，什么最让同学们开心的是，每到元旦每班都会组织一场盛大的元旦晚会，就像一场紧张的学习之外的狂欢。与这种高度集体化、组织化的生活相对应的是中学阶段接受的中文教育。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客观”的科学知识相比，作为基础课的汉语课程最具文化和当代内涵。对于像我这样在1990年代初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来说，中国教科书的基调仍然是人民的历史观和革命历史观。古代文本也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为线索。鲁迅作品最多，但没有沉从文和张爱玲在1980年代反省革命文艺背景下“倒转”的作品。也就是说，1990年代的中学语文教育还很落后。19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我们用写实的标准来评价作家和作品，看作家是否抗拒，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我们一直钦佩那些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我们对劳动群众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种消除“文革”激进革命和“整顿”到十七年的人民历史观，以及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化大革命”。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我们用写实的标准来评价作家和作品，看作家是否抗拒，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我们一直钦佩那些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我们对劳动群众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种消除“文革”激进革命和“整顿”到十七年的人民历史观，以及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化大革命”。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我们用写实的标准来评价作家和作品，看作家是否抗拒，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我们一直钦佩那些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我们对劳动群众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种消除“文革”激进革命和“整顿”到十七年的人民历史观，以及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化大革命”。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看作者是否抗拒，作品是否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我们一直钦佩那些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我们对劳动群众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种消除“文革”激进革命和“整顿”到十七年的人民历史观，以及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化大革命”。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看作者是否抗拒，作品是否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我们一直钦佩那些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我们对劳动群众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种消除“文革”激进革命和“整顿”到十七年的人民历史观，以及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化大革命”。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我们一直钦佩那些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我们对劳动群众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种消除“文革”激进革命和“整顿”到十七年的人民历史观，以及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化大革命”。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我们一直钦佩那些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黑暗现实的革命者和英雄，我们对劳动群众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种消除“文革”激进革命和“整顿”到十七年的人民历史观，以及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和“文化大革命”。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到十七年，加之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未经历过革命和“文革”。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到十七年，加之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未经历过革命和“文革”。80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体验最为直接。

与1980年代出现的“五重四美三爱”的“四有”新人价值观平行的是另一种文化形态产生的价值观，即港台流行文化. 在 1990 年代初期，磁带刚刚流行起来。每次走出校园，满街都是猛虎四王的歌声。这些流行歌手成为我们的文化偶像，不仅会唱他们的歌，还会模仿名人的发型和发型。着装和口音。与音乐课上传授的革命歌曲和民族歌谣相比，这些流行歌曲更贴近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的心。朦胧的爱情，大都市的寂寞，对成功的渴望等等。对我在县城，这些有节奏的音乐都是遥远的、美妙的、外面的世界。除了流行歌曲，最吸引我们的还是街头游戏机和激光影厅。这些引人入胜的街机和港台搏杀杀戮的娱乐片，与学校组织的文化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记得在课堂上，老师们“严厉”地攻击听歌、看武术、讲故事等课外书籍，仿佛这些“不一般的声音”和通俗文艺会腐蚀我们的思维。然而，这两种文化形式并非没有交集。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赛，每个班级选择一首适合集体演唱的革命歌曲，而在元旦晚会上，每个人都愿意选择一首单独演唱的流行歌曲。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位歌手一直受到我和几个好朋友的追捧。这是台湾歌手郑志华。他很少唱情歌。他的歌曲具有社会批判性，经常描述城市下层阶级的生活。这与我们一致。公认的革命文化的味道。许多年后，当我也开始在大城市生活时，我仍然会想起郑志华的歌，然后我才意识到，在《蜗牛之家》中，“我身上背着一个沉重的贝壳，试图爬上去/但是我永远跟不上，《大国》中“这不再是一个适合穷人居住的岛屿/一辈子的辛苦连房子都买不起”的真谛和苦涩。

除了这两种文化体验之外，中学时代更重要的体验大概是个人奋斗的竞技文化。从表面上看，从中学课本到学校日常管理，一切都具有典型的社会主义文化特征。一是培养集体荣誉感，小到阶级群体，大到国家，强调群体利益至上，个人服从群体，甚至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牺牲自己，学习雷锋莱宁精神；二、培养劳动的价值，不仅是班内成立劳动委员会张慧瑜：对于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经历过大风大浪，还有日常的保洁、校园和各种劳动实践。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也被视为好学生的品质；一部革命史、一部人民史、一部社会进步史，此外，1980年代的少儿图书基本上都是以革命史故事为背景的，如《神笔马良》、 《阿凡提的故事》等漫画依旧是穷人嘲讽地主的故事。然而，这些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学教育过程中越来越空洞和教条革命文化，这意味着学生知道这是一种官方的、口头的修辞。这涉及到“恢复高考”后建立的以高考为核心的选拔机制。进入高中后，学校和班级的核心任务都成为了高考的全部，考试成绩成为了第一要务。因此，学校采取多种管理和激励机制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其中最有效的措施是灌输竞争文化和竞争意识。用老师的话来说，高考是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游戏革命文化，也是“一将功成万骨”的残酷游戏。积分，过千人”、“要想成功，必须先疯狂，今天疯狂，明天辉煌”、“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救我的人就是我自己”、“ 事实上，这种个人主义的竞争状态不仅是为了高考，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体制下个人奋斗的理想人格。即使在这种竞争文化中，也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只有一种个人主义、个人成功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相对落后的集体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正是为了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培养个体竞争的接班人。事实上，这种个人主义的竞争状态不仅是为了高考，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体制下个人奋斗的理想人格。即使在这种竞争文化中，也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只有一种个人主义、个人成功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相对落后的集体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正是为了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培养个体竞争的接班人。个人成功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相对落后的集体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正是为了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培养个体竞争的接班人。个人成功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相对落后的集体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正是为了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培养个体竞争的接班人。

可以说，中学时代留下了三种文化印记，一是集体主义的革命文化，二是大众文化，三是个人主义的竞争文化。这使得接受这种教育的受试者常常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是通过高考改变个人命运的最现实途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情感结构，这是课堂和正式场合的一种空洞的说教和政治教条，而私下或内心深处的个人感受和个人发泄才是最真实的。这种矛盾的主体国家是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主体国家。

大学时代的自由氛围与变化

从高中到大学，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中学时代的集体管理模式相反，大学生活完全是个人的。虽然大学也有班级、集体宿舍、俱乐部等集体生活形式，但与中学时代相比，大学生活充满了自由的空间和解放。感觉。对进入北大中文系的我来说，更大的新鲜感是在90年代末期，我开始接触到新时代文学的冲击。上大学之前，我只认识两位80年代的作家，一位是张承志，因为这位年轻的语文老师在业余时间给我们朗诵张承志的小说，这也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第二个是贾平凹，县城书架上摆着他的小说，与赵忠祥的自传、余秋雨的《文化之旅》并列。由此也可以看出，19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思想运动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精英阶层。我经历了“思想解放”的洗礼，正如我刚刚经历了“文革”年代，迎来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

大学时代的文学教育首先改变我的是中学时期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以及用现实和政治来评价文艺作品的方法。开始迷恋朦胧诗（顾城诗、海子诗等）、前卫小说（从马远到雨花、苏童等）、新法文小说（Alain Rob 、 Duras 等）等被吸引。正如1980年代评价好文学的标准是语言、技术和形式一样，这些也成为了我评判文学作品的新标准。我相信文学与现实、政治或历史无关。这种反政治的“政治”态度，导致了我当时最喜欢的两位作家，一个是王朔，另一个是王晓波。王朔小说中的北京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语言，但他对革命话语的挪用和嘲讽却符合我刚中学毕业后的心情。由此可见，中学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使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误以为这种革命文化和人民的历史观是主流文化，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主流文化是那些个人主义的竞争文化。记得大一有位著名历史学家向我们推荐了王晓波的散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因为正好赶上王晓波的死期，成为文化热点。王晓波、顾准、陈寅恪是1990年代后期书市畅销书作家，因为他们是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王晓波的名著《黄金时代》在语言方面颠覆了我对文学的想象。事实证明，叙述历史可以是有趣的和颠覆性的。同时，我也接受了他对那个疯狂时代各种荒谬事物的批评。包括“沉默的大多数”、“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等都成了我最喜欢的口头禅。

王晓波的“黄金时代”

1999年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我跟着越来越多的人晚上聚集在美国大使馆抗议。我融入了陌生人的人群中，感到恐惧和亲密。恐惧感来自于我在北京上大学时父母的建议，不要参加各种游行。亲密感来自于对历史的邂逅和见证的热情，仿佛社会政治课是在中学历史政治课上培养出来的。意识再次被唤醒。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三角阅读各种大字报（一种前网络时代，不可印刷的政治传单）并抄录下来，我觉得记录这段历史是我的责任。几个月后，因为是学生党员，我又参加了庆祝国庆50周年的游行，成为大学时代少有的集体活动。在穿制服的游行中，我没有感到个人的渺小，而是感受到了历史的参与感和自豪感。此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对参加任何团体活动都没有兴趣了。我认为个人兴趣和爱好是最重要的，对各种团体活动有一种“自然”的排斥。所以，作为一名本科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喜欢看电影。北大图书馆有地下影厅，可以借阅各种电影。我经常一个人去那里看视频，或者跟着小伙伴去北大东门外的雕塑时光咖啡厅看艺术电影（比如安杰洛普洛斯）。《流浪艺术家》、《永恒的一天》等），独立纪录片（如《流浪北京》、《老人》等）。我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小资”人，并借助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论坛（BBS），成为了一名网络业余影评人。

本科大四的时候，因为喜欢电影，经常去听戴锦华老师的课。戴先生的文化研究思路和对电影文本的细读对我影响很大，让我意识到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与艺术和美学有关，而且与思想、社会和政治有关。记得2001年冬天参加了戴老师主持的文化研究会，讨论了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裁员情况。我深受感动。我从没想过文学和艺术研究也与正在进行的社会现实有关。. 这改变了我对“纯文学”和“纯艺术”的想象，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一些文化现象。

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例如，“三农”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那时，我读了一本名为《黄河岸边的中国》的书，这是对这位学者的个人调查。报告向我展示了市场化改革后农村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让我想起了中学时曾朗诵过的屈原的一首诗：“呼吸太长，泪水遮不住，我为民生的艰难感到悲哀。” 后来，我找到了温铁军、李昌平等三农专家的书籍，对我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农村有很大帮助。同时，我也注意到知识界和知识界的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辩论以及延伸到大众媒体的各种辩论，这极大地改变了我在大学时形成的新1980年代。启蒙问题意识。借助新左派的一些文章，我对毛泽东时代有了更加“同情的认识”，这也让中学时代接受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和革命历史观重新焕发了生机。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对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术不再是摆在架子上的形而上学论据，而是与我自己的生活和时代息息相关的东西。记得看过阿尔都塞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四毕业前，深感绝望和无助，不仅打破了个人主义的幻想，也让我意识到，学科是由历史塑造的，是不断被意识形态所呼唤的。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文学艺术专业的时候，我最终选择了阿尔都塞作为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这可能和这次阅读经历有关。

崛起时代的两张面孔

2005年，我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戴金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从研究“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表现”转向关注新革命历史剧、谍战剧等热门影视文化现象。借助文化研究和视觉理论，我的博士论文重新解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话题，即鲁迅的“幻灯片事件”，从而概括了中国人的三个主要立场。一个是在教室里。赴日留学的现代医学“我”，二是鲁迅批评的“麻木旁观者”，第三个是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如果说“弃医求文”的“我”代表启蒙者、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立场，那么后两个主体就是需要启蒙和觉醒的群众，以及被迫害和反抗的群众。人们。对于一个软弱贫困的中国来说，启蒙运动和革命不是交替的关系，而是两个同时发生的历史任务。启蒙是反封建的，革命是反帝的。在1980年代反思革命的启蒙话语中，曾经是历史主体的人民变成了无知的群众。这三个主要立场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反复出现和演绎的主题。

张慧玉老师和戴金华老师

与新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危机、改革进入攻坚战不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的快速腾飞，新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出现了。一是传统文化的复兴。1980年代曾被视为现代化包袱的中华文明，已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内因；二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如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重述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史，把中国作为一个振兴的世界强国；此外，它是革命文化的回归。与 1980 年代的革命历史相比，那是一道伤痕，“通俗” “小皇帝、小公主”和“独生子女一代”成为救灾志愿者的主力军。紧接着，盛大华丽的八月奥运会完美落幕。超过100万奥运志愿者被命名为“鸟巢一代”，精彩地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包容、自信的中国青年一代。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在201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在1980年代初步实现了现代化走出去的梦想。然而，在中国崛起成为看得见的社会事实的同时，刚刚步入职场的80后也感受到了屌丝的社会处境。这已成为崛起时代的两张面孔。

这种调色现象可以从网络术语“调丝”迅速发展成为社交流行语中看出。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中沦为社会底层的农民、老工人、新工人不同，高考中产阶级的调性使1970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人1980年代初最“悲惨”的一代。开始工作后，我意识到我的薪水还不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房子、车子等大件物品都来自父母的“支持”，而我做的学术研究也基本变成了一种精神活动，也让我“羡慕” 民国作家可以用稿费租房，也可以用工资买房。借用喜剧《心之花》（2014）中的一句话，刁丝是社会的失败者。这部电影与其说是掉丝失败的过程，不如说是一场猎奇寻美之旅。展现了刁四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精神蜕变。在这个“梦想是必须的，如果实现了怎么办”的时代，Loser成为了刁丝的“新常态”。与此相关的故事有两种：一种是“刁丝实现逆袭”的梦想。刁四无法通过正常的手段反击，只能借助腹黑才能成功。这主要体现在以“

在这种文化和时代氛围下，这些青春影视剧有两种颇具征兆的命名方式，“小时代”和“老男孩”。电影《小时代》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当下时代的情怀。生活在“大时代”的人，有把握时代脉搏的主体意识，而在“小时代”，则不需要面对救国。在危机时刻，没有必要面对生死攸关的冷战对抗。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小喜怒哀乐。对于80后和90后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个人在市场经济时代如何体验成长的悲痛和职场的压力。都不是”。与1980年代的“资本化人”和个人主义相比，作为社会文化表达的核心，在30年后的《小时代》中，个人已成为近年来屡见不鲜的“无边黑暗中的小星星”。蚂蚁部落、钓丝、炮灰、废柴等出现在社会和流行文化领域。这体现了当今年轻人的“老男孩”心态。一方面，他们拒绝长大，渴望在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中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一旦离开校园，进入职场，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体贴无情的成年人。比如微电影《老男孩》和大电影中所描述的，这是一群还没有长大，经历着变老的“老男孩”。在电影版中，筷子兄弟以可怜的中年叔叔的形象出现。走出校园后，他们再也无法实现“中国伙伴”这样的美国梦。影片的结尾非常悲伤。筷子兄弟重回中学表演舞台。他们假装还没有毕业，像1990年代后期下岗的叔叔阿姨一样渴望“重新开始”。

从历史的角度看，年轻屌丝的出现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现象，也是1980年代经济自由化的主流逻辑导致的社会阶层严重分化的结果。在中国的背景下，这与1990年代开始的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住房商品化，使工人阶级只期待住房发展，以及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间的差距所代表的密切相关。通过房地产。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与1990年代后期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不同，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府（体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参与社会治理或管理（统治与治理问题已成为社会治理问题），其他知青在调化危机中开始左转。历史教科书中的革命史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成为对抗不平等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资源。在这样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时代，我们是像鸵鸟一样躲在绝望的小时代，还是积极寻找新的未来，是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它已成为抵制不平等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一种资源。在这样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时代，我们是像鸵鸟一样躲在绝望的小时代，还是积极寻找新的未来，是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它已成为抵制不平等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一种资源。在这样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时代，我们是像鸵鸟一样躲在绝望的小时代，还是积极寻找新的未来，是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天，我从网上听到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衡唱的一首歌，叫做《不朽的石头》。是那微弱的不灭之光，照亮崎岖的路，带来温暖，你是走过千山万水，走过田野的匆匆行者。”这样一首赞颂平凡人无私奉献的歌，让我感动。深深的，我觉得这才是不向现实低头的时代真正的石头。

本文转载自《艺术广角》（2017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