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儒学的异同，从中得出有关跨文化交流的启示

◤哲学与儒学的异同，从中得出有关跨文化交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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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经院哲学的兴起，往往被称为是为基督教统治而诞生的哲学，同时又兼具哲学思辨的理性与神学带来的冲突；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同样在特定时间内，扮演着“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角色，但同时也作为一种不完全的哲学思想存在于中国文化中。

并且，这两种思想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实例。然而，目前国内针对这两种文化的对比分析研究内容仍然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经院哲学与儒学中，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共有的特征以及跨文化交流中展现出的同质化内容，探讨经院哲学与儒学的异同，从中得出有关跨文化交流的启示。

◤ 关键词 ◢

宗教 哲学 二重性 同质化

01.前言

古希腊时期，米利都学派、艾菲斯学派发展兴起，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文化走向了巅峰。

➤ 在古希腊时期哲学追问的问题是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界限并不明显，哲学与科学自然而然地被融合，而对哲学影响深远的神学也尚未形成。

发展到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内容，其实可以概括成两点，即对柏拉图主义的发展，与神秘主义信仰相结合。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斐洛（Philo ）以柏拉图主义解读旧约圣经的象征，对犹太教的内容进行了哲学解读原始儒家的哲学观点，提出神以理性为工具创世。

集大成者普罗提诺（Saint ），他提出了“太一”是万物之源，“太一”流溢出“努斯”，分散为多的“努斯”即是灵魂，灵魂进一步流溢，成为物质，这些思想上承柏拉图，下启基督教，对基督教的教父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普罗提诺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时期（公元3世纪），正是基督教流传的时期，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信徒数量的极大增加、其统治地位的确立，逐步影响了哲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基督教哲学到经院哲学的发展，其实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说，该时期的哲学完全是宗教的拥趸、是基督教的婢女。

这一时期的哲学，不妨从另一角度理解，基督教哲学其实是以“自我”为主体的哲学，如上所述，在此之前的古希腊哲学体系，其实是“无我”的。

而基督教教义的产生，从耶稣的“神人二性论”来看，存在着一种神与人之间的张力，基督教的教义本身强调了神人共在，基督教的哲理由此超越了希腊人的“理性”。因此，基督教哲学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哲学”，它是从古典主义到现代性的一个中间环节。

当然，它也无法避免地为基督教辩护、试图理解与解释基督教神学，宗教与哲学的分歧让基督教哲学始终在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中挣扎。

➤那么将经院哲学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对比

又有何必要呢？

一直以来，在对比中西方文明时，中国哲学往往表现出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的特点，而西方哲学则是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

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来源已久。但它和西方的基督教哲学一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出了不同形态的儒家文化。

近代学者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认为原始儒学先变为“先秦子学”，再变为“两汉经学”，又变为“魏晋玄学”，更又变为“宋明理学”，最后变为“清代考据学”[1]。

在明代，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为了使中国民众能够接受基督教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利玛窦将基督教神学史观与中国儒学作了调和，并且借由经院哲学与儒学的共通之处，使得基督教能够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

在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东西方社会交流的过程中，就已经将儒家经典与基督教神学做了比较，并且留下了文本记录[2]。

徐光启作为利玛窦的好友，同时也是基督教在中国拥有的最早一批信徒，与利玛窦合作，将儒家文化的书籍翻译成拉丁文，同时，他还撰写了《圣母像赞》、《正道题纲》、《规诫箴赞》等中国天主教内容的著作。

➤因此，二者的对比与分析，不仅能从二者的文本内容出发，更能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例中得出结论。

02.

宗教与哲学在经院哲学与儒学中的区别体现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自爱留根纳（ ）、安塞尔莫（）起，以实在论与唯名论的争端为主线，以托马斯·阿奎那（ ）为典范，最后在方济各会三杰的思想中实现转型。

其中，安塞尔莫又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有点类似于但丁在文学界的地位“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作为经院哲学之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即是他对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他之前，上帝的存在是靠信仰来维持的，而安塞尔莫则通过严密的逻辑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由此开创了经院哲学逻辑论证的风气。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西方哲学一个永恒的命题，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必须建立在信仰之上，因此，经院哲学的宗教性是毋庸置疑的，经院哲学也可以被认为是神学庇佑下的一种宗教哲学。

而正是因为宗教与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相互交融的同时，又有着明确的区别，西方学者在面对中国文化时，最难理解的就是中国儒学。

➤它到底是宗教还是哲学？

反观儒家文化，儒学创立后，在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后，逐渐被神化，演变成一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形态，但却无法被归为具有纯粹性的宗教。

孔子创立儒学，其实是对于西周文化的继承，众所周知，周朝的文化中占卜、祭祀之类的习俗盛行，具有较为原始的宗教观念。

孔子曰：“克己复礼”“郁郁乎文哉◤哲学与儒学的异同，从中得出有关跨文化交流的启示，吾从周”，孔子复周礼，复的是崇拜天神的礼乐制度。他把祭天这种习俗抽象化、概括成了“天命论”，孔子所说的“天”，是主宰一切的最高意志[3]。

而说到这里，就给人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基督教中的“上帝”也正是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的神。

可以说，儒学在创立之初，其实是具有一定的“神性”的，这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用神权来论证君权奠定了神学基础。

真正能够与经院哲学作详细对比的，其实是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汉武帝时期，儒学成为官学，董仲舒重新对儒家经典做了诠释，并将其系统化、哲学化，他把孔子的“天命论”发展成了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并且进一步论证了“君权神授”，他认为“天”是最高的，主宰人间的一切，而君主则是天神的化身。

➤在这一点上，他与基督教中提到的“耶稣是上帝的化身”不谋而合。“天人感应”也与经院哲学中体现的神与人之间的张力十分相似。

这种张力，其实就是在人和上帝、天神之间，创造一个连接点，让人能够感受到上帝、天神的存在，为信仰提供基础，如果上帝是高高在上的，对于群众来说，上帝缺乏一个具体的、与人相关的形象，则人类无法找到信仰的支撑点。

就如同中国的天神一样，民间文化中祭祀、供奉的各种神，其实是被“人化”了的。

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儒学，虽然有着与经院哲学相通之处，但无法漠视的一点是，它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在儒学文化中，并不存在、也无法存在一个被神化的创始人（在基督教中，耶稣正是这样的角色）。

与经院哲学不同的是，中国儒学并不力求证明神的存在，而是看重现实的作用，儒学追求的是以神性的权威来支撑人性本善，而西方的经院哲学中，最基础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性本罪”，在这点上二者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儒学是具有宗教性的哲学，却不是一个完全的宗教。

03.

经院哲学与儒学共有的学派性特征

上文提到了儒学与经院哲学都具有宗教性，但其体现方式却存在区别。在各位学者的研究中，普遍认为经院哲学与儒学同样具有学派性特征，也就是二者都具有宗教性、学派性的二重性。

学派性其实是一个更好理解的范畴，前文提到原始儒学的演变，从“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又变为“魏晋玄学”原始儒家的哲学观点，后来是“宋明理学”，最后变为“清代实学”，可见儒学内部在不同时期发展成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同时因为佛教的传入、本土道教的兴起，儒学也必须做出改变。

唐太宗时期，韩愈重新诠释《大学》、《中庸》，是先秦儒家孟子派的继承人，他们是在佛家影响下形成的新儒家，另一派则是在道家影响下形成的，代表人物是周敦颐和邵雍，以及宋代的张载。

张载认为“气”是世界本源，他的唯物主义，与周敦颐的唯心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4]。

而对于经院哲学来说，最鲜明的学派性特征，就体现在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端上。

唯名论代表人物贝伦伽尔（）认为：以理性对抗信仰和教会权威，理性使人具有上帝的形象；极端唯名论者洛瑟林（ ），认为共相只是一个记号；阿伯拉尔（ Abélard）作为温和唯名论者，提出“理解导致信仰”，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观点，他不对一个问题做出一个绝对的回答。

➤由此可见，在唯名论者内部，也存在分歧。

唯实论一般被认为是正统的学派，维持着基督教正统的教条和封建社会制度。

相比来说，经院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在哲学维度上更为纯粹，尽管经院哲学是为宗教服务的，但这种局限并没有限制西方哲学的发展，反而唯名论的兴起助力瓦解经院哲学体系，步入蓬勃发展的当代哲学时期。

但是对于儒学来说，尽管具有学派性和宗教性，但二者都没有达到极致，反而互相束缚，儒学内部没有统一的最高精神寄托，在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对经典的诠释之后，儒学成为了根据时代需求而变化的一种学说，它既无法代表一个正统的宗教，也无法成为一个体系完整的哲学。

➤这种交融也一定程度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体制下思想文化的活力不大。

04.

经院哲学与儒学的同质化

14世纪到20世纪初，程朱理学作为一种新儒学，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且朱熹与托马斯·阿奎那（St. ）大致处于同一个时代，这种时间上的对应，也为经院哲学与儒学的同质化提供了天然背景。要谈经院哲学与儒学的同质化问题，其实谈的是明清时期的儒学与经院哲学的交流。

从利玛窦（ Ricci）说起，他是第一个能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1577年，他被派往了东方，于1583年才第一次成功地真正进入了中国。

然而传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当时儒学统治下的中国，对于外来文化有排斥的态度，而皇帝的权威也预示着基督教的传播不可能在中国达到像在欧洲那样的传播程度。

因此利玛窦利用“僧侣”的身份来伪装自己。通过对于儒学的研究，在西方的经院哲学与儒学中，找到可利用的共同点，使得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国能够被更广泛地接受。

他参照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引入基督教教义的方法，论证儒学中的“天”其实和基督教教义一样，同属于“本体论”的范畴。

利玛窦认为中国对真神具有一定的认识，儒家与基督教的思想并不相悖，他将基督教中Deus翻译为“上帝”，也可通俗地解释成“天上的皇帝”，因为“皇帝”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更为熟悉[5]，他将基督教的“天主”与儒学的“天神”类比，将“十诫”与三纲五常类比，从而避免与皇权产生冲突。

➤经院哲学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一定程度上也被儒学同化了。

当然，在探寻世界本源的问题上，朱熹的“理气论”，并不是为了用严密的逻辑证明“理”，而是为了构建合乎传统社会秩序的纲常伦理，是为了建立完备的封建礼制基本理论。

利玛窦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所强调的“理”与朱熹的“理”不同，他认为新儒学的“理”并不能等同于上帝，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所说的万物之源。

也就是说，利玛窦在深刻理解儒学之后，才通过对比经院哲学与儒学的异同，取可用之处，使二者的同质化成为可能。

05.

对东西方哲学的思考

西方天主教内部，曾爆发过对于中国人祭拜祖先是否属于宗教行为的“礼仪之争”，可见对于中国儒学、民间文化、信仰多神、祭拜祖先的习俗，西方世界曾经存在长久的争议。

直到现在，西方世界对于儒学的认知仍然是比较模糊的。在谈到经院哲学的时候，最经常被提及的就是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在西方哲学领域，“宗教”的概念是非常清晰的，他们拥有一个唯一的神、一个被共同承认的精神领袖，形成了完整的组织，订立了教规，因此对于西方哲学来说，经院哲学虽然是在论证上帝的存在，但却不存在与宗教边界模糊的问题。

反观中国古代文化，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符合西方“宗教”概念的教派，甚至包括中国本土道教的存在，其内部结构都相对松散，并且民间习俗占据了中国民众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更类似于崇拜的是“多神”，而不是“一神”。

➤在上文也论述了儒学与经院哲学对比，它的确存在宗教性、学派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将儒学定义为宗教。

因此，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交往中，首先，要了解不同文化的历史背景，不能将本国的标准套用在不同的文化上。对于儒学来说，或者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哲学与儒学的异同，从中得出有关跨文化交流的启示，宗教并不像西方基督教一样，在全欧洲的范围内拥有自己的普世权力，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宗教的发展一定是在皇权制约下的，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儒学成为一门普世宗教的可能。

其次，从利玛窦成功将天主教引入国内的案例中原始儒家的哲学观点，可以看出哲学和宗教之间存在着张力，哲学、宗教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仍有生长的可能。

利玛窦的成功不仅仅得益于哲学和宗教之间本身存在的张力，还有他本人所具备的跨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开放包容的心态，这也为我们在研究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的时候提供了新视角。

即便可以在两种不同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但这个内容未必就有着相同的含义，比如上文提到的利玛窦就对比过朱熹和亚里士多德的“理”。

➤在文化交流时，也必须关注这些不同点，才能更好地理解相同点，实现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

参考文献：

[1] 刘蔚华. 儒学发展的基本阶段[J]. 发展论坛，1995，10：57-60

[2] 张西平.利玛窦儒学观的困境与张力[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1，119-128

[3] 刘周全. 儒学是中国的经院哲学[J].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2，118-120

[4] 王鸿生.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五种文化作用[J].河池学院学报，2007，27（4），21-25

[5] 高胜兵，王娟.利玛窦的文化身份与其翻译策略和效果[J].安徽理工大学，2019，3，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