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的危机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启迪

管理中的危机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启迪

一、问题的提出

（一）管理中的危机

建国以来，儒家思想失去了其正统地位，道家思想也被搁置在一旁，更不用提研究二者的应用问题管理中的危机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启迪，在政治管理方面一度采取了苏联的管理经验，即使像毛泽东提出的“鞍钢宪法”这样的探索也未深入下去。由于苏联的管理思想过于僵化，带有明显的机械化、集权化倾向，抑止了人员的自由与创造力，所以这种治理范式随着文革的结束也失去了“市场”。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管理学的涌入使中国不同层次的治理大为改观，但近些年来，这些管理模式越来越受到怀疑，学者们纷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将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进现代的治理中，它是否比“西学”更易于被民众接受？”在实践中，单纯“经济人”的冷漠，西方企业文化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激烈碰撞乃至新制度主义的自身缺陷都提醒我们，中国应发展出现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能与世界接轨的治理思想。只有这样，现代管理的危机才能消除。

（二）经济管理的启迪

当管理的危机向我们逼近的时候，是一些企业的新型管理模式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经验。他们的做法往往借鉴了儒家或道家的传统思想并加以改造，结果出乎意料，整个企业的运作更加顺畅，效益得到提高。如青岛的海尔公司提出“尊重人，重视人”的口号，他们所强调的“人本主义”正是与孔孟的“人本思想”暗合，却不同于西方那种狭隘的“个人为本”。我认为这种“群体为本”是要比“个体为本”先进的，西方鼓励个人发挥才能无可非议，但如果这种发挥的诱因仅局限高报酬和地位的升迁，其持久性将不容易维持，而儒家传统中强调的是集体中的个人，运用在实际中则会形成组织或部门的相对稳定，也有助于组织文化的确立。

我们再从中央电视台的经营运作中发现些经验。几年前，当卫星电视开始笼罩中华大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是一副老面孔，频道有限，机构庞杂，人员众多。如何使它的交易成本下降，充分发挥它在资源上和地位上的特有优势，使其保持高度的创新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就迫切地摆在台领导的面前，他们当时果断决定对比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要划小单位，赋予它们适当的权力，保持它们的相对独立性，采用灵活多变的管理方式。从我们分析看来，这就是道家典型的思想体现。“水式的管理”与“单位的相对独立”与老子的“有所为有所无为”及缩放观念恰恰吻合。

下面我们就从不同方面对儒家和道家的管理思想做一简单比较，以期反映出各自的特色。

二、具体的比较研究

（一）两种管理思想的要旨的比较研究

关于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问题至今说法不一，但概括起来可有以下几种主张：“仁礼”核心说，“民本”思想说，“中庸”思想核心论。但无论是哪种思想在治理中都是可以借鉴的。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以礼为手段，以仁为归宿的德政社会，这在今天有现实意义，单单崇尚法律的无上权威只能是事后的追惩，要想治标又治本的最佳途径还是道德的教化。儒家的“民本思想”同样被我们忽视，孟子讲的“民为邦本，本国邦宁”即使在今天也是关系一个党派乃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政府实施的政治管理其实质是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像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一样，只有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管理才能得到广泛拥护和支持。同样，政府的治理过程亦不能偏废“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而是关心协调的力量，用中间的力量平衡极端的力量。可以说，它们是国家政治管理中维持稳定的因素。

道家则与其不同，简单统一的说法是“无为而治”是其宗旨。《老子指归》中讲道“有为乱之首也，无为论之元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这里的无为并非绝对无所作为，而是指有为前提下的无为，是上无为而下有为。它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无为是建立在法度已正，名实已定的基础上；其次，君主应该先“修身正法”，然后“去己任人”使“参伍左右”奉法行事，由此可见，这种无为的思想乃是强调一个过程，即从有所为到无为最后过渡到无不为。它不是一种绝对的“消极”，而是“善利万物”，是精妙的辩证法思想。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无不受这种思想所影响，而今天的政府也不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全能的政府不一定是最好的政府。

总之，正是由于这两种思想主旨上的差别引起了它们运用中的不同，在这个层次上的差别更为显著。

（二）二者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的比较研究

对于一个相对完整的治理过程，我们应该重点把握以下六个问题：

首先，从治理的本质上看，儒家与道家都从三个层次给予了回答。在“管什么”的问题上，二者的看法基本相同，都把人当作治理的核心客体；在“谁来管”的问题上，儒家中的“劳心者治人”与道家的“君主应善利万物”都把统治者放在主体位置；在“怎样管”的问题上，二者产生了分歧，儒家强调“和为贵”，道家崇尚“不与人争”，顺其自然。

其次，在治理的人性假设方面，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导出的仁政学说，还是荀子性恶论引发的礼义之治，儒家思想都没有停留在对人性的适应，而是对人性加以重视。道家思想则充分相信人性，它强调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不用刻意雕琢。

再次，从治理的组织原则来讨论，儒家的思想可概括为“群”“分”“义”三个字。他们既强调社会的统一性，又将社会从等级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等若干方面对人给予精密地划分管理中的危机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启迪，而“义”则是社会与个人的关键纽带，它实质上是一种亲密型的人际关系。道家的治理原则就是统治者的“有所为”与“无为”的统一。“有所为”就是作那些关系大局的事情，“无为”就是不把精力浪费在臣民能办到的事情上。

第四，具体到治理的行为方式层面，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有共通之处，都不强调那种无处不在的治理模式，儒家更进一步的是它们主张的为政以德，这种治理可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象征治理，也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其二为层级治理，各负其责；其三为自动治理，“行其所无事以治其事”。

第五，从治理的控制手段上进行比较，儒家的“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两轨并行。据作者观点，“礼治”是法治的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古代的儒家治理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依法治国”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思想中从不同人为的手段实施控制，他们坚持“上善若水”，控制就是协调。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二者对治理的根本目标的见解，儒家提倡的是通过“仁政”达到理想的“大同”社会。道家则力求达到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境地，对社会的治理收放自如。

从这六个方面不难看出儒道在治理过程中的差异，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现实治理时应选择地借鉴。

（三）二者运用过程中现实意义的比较研究。

根据儒家思想的启迪，建立现代治理机制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人性可以被改造，对领导者和被管理者都应进行道德塑造和教化，这样不仅可以增强统治的合法性，也减轻法治精神的现实压力。

2、善治需要政治信息的公开性，这就需要一种直接且亲近的沟通体系。儒家的思想中的“群”“分”“义”就是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联系起来，达到协调统一，这种上下的沟通是较为理想而且可以实行的。

同样道家的治理思想在建立现代组织和实施控制时可以被加以应用。

首先它可以被体现在权力的收放上。领导者应缩减政府层级，充分放权避免组织僵化，使首脑摆脱日常性工作的烦扰，发挥决策与统筹的作用。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满足下级的成就感，另一方面使决策层有较大回旋余地，使整个机构充满活力。其次，道家“水式管理”启示我们要增强政府的柔韧性，统分结合。水既能以小积大，也能化整为零，所以政府也应在不同时期将发挥整体功能与各路突破有机结合。最后，我们提倡的放权与“无为”不是坐收渔利，有效的约束与控制机制必不可少，治理过程中，政府不仅要使下级单位的行为与总目标相一致，而且要更调和利益集团因目标各异产生的种种摩擦，来维持整体的向心力。一个最好的教训就是“文景之治”后的七国之乱，我们现在的治理应避免重蹈覆辙。

（四）二者优势缺陷的互补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比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儒道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从善治的基本要素上看，儒道的治理模式在透明性、法治以及回应等几个方面发展还不完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还有待调整。进一步研究，儒家的思想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是它缺乏一种激励机制，而实际的治理过程这种刺激是必需的，它是创新与发展的源泉；其二，儒家“德治”优先，对下级的控制是软约束，这在现代社会不应提倡，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会是更佳的选择，道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家缺陷，它更有利于下层结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也强调了制约机制的建立。

同样，道家思想的缺点在于“治理手段”的难以衡量对比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收放在何处达到最好”，“领导者的智慧真的稀缺吗”等问题被普遍关注。在这些问题上，儒家的观念更好一些，它更关注组织原则的建设，这也就将治理“规范化”了。

我们应该看到：二者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扬长避短”，“灵活结合”将是探索新型治理模式的一条捷径。

三、结语

今天单一治理模式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当我们重新审视儒道治理思想的时候，仍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哲理与理想。我们应该看到，精神财富的积累同样充满着存与灭、新生与腐朽的对抗；思想进步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时而抵御，时而改造，激烈如针锋相对，深刻如剜心剔骨，交融如涓滴齐汇，聚合如滚滚长江。我们渴望传统的瑰宝在今天重现光芒，期待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永远点亮，使中国的治理结构渐趋合理化与现代化。

参考书

1、《治理与善政》 俞可平著

2、 《从孔子到毛泽东》 江荣海著

3、 《论语》、《老子》 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丛书──儒家、道家》 周山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