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讲儒学对身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郭齐勇：讲儒学对身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郭齐勇，湖北武汉市人，1947年生。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钱穆评传》（合著）等。

讲儒学对身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的郭齐勇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可管理对他却是再新鲜不过的话题。在“全球通名家讲谈”，郭齐勇将儒学与管理碰撞到一起，带领现场观众从先人的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中看到了能够古为今用的技巧，淋漓地展现了儒家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

寻找义、利平衡点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文明，并发掘它的优点。”郭齐勇一直强调儒家智慧与企业管理，自己不排斥道家、佛家，也讲老子、庄子。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认定，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比较接近的还是儒家的东西，只是很多人尚“日用而不自知”。

站在“全球通名家讲谈”的七尺讲台上，郭齐勇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古往今来的许多儒商， 都是依照儒家的原则，来处置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事业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就是说，在见到既得利益时，还要思考一下此事是否符合道义，以求在‘义’、‘利’之间取得平衡。”郭齐勇将古代商人所尊崇的儒家道德归结为三点：第一，强调诚实守信、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第二，肯定勤俭、开源节流；第三，强调和气生财、礼遇相待、疏财济世。从古代，直至近现代，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这样一种“利”与“义”的平衡被商家一以贯之地继承了下来，然后再根据现实的需要，给出细化的解释。

郭齐勇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明嘉庆、万历年间，出身于新安巨贾家庭的“徽商代言人”汪道昆，曾记述了一个名为“长公”的徽商的事迹：癸卯年间，谷物丰收使得‘谷贱伤农’的悲剧在现实中上演，唯有长公以平价面对所有百姓进行收购，并将收购回来的谷物屯于仓中；第二年，饥荒肆虐又使得谷物的价格猛涨，长公却又反其道而行之，将去年的存货以平价卖出，维持了谷物价格的稳定。一买一卖间，他的声誉就这样建立起来，在市井间备受称颂。这对他日后的生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民族企业的先驱荣德生先生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不足百字，却将“诚信”的重要解释得明明白白。天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宋裴卿，坚持在公司内部悬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有意思的是，1993年，当全世界6500位宗教学家齐聚芝加哥，热烈讨论世界伦理的宣言时，发现只有孔子的这八个字最能概括当今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之间的平和相处之道。世界的认同，让郭齐勇激动万分。

现代管理，制度、人性兼顾

郭齐勇在台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郭齐勇：讲儒学对身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的职务，台下观众则频频点头，不少人争先恐后地提出内心的困惑。本场节目的主持人，曾因解说《话说长江》而全国闻名的陈铎也在现场与郭齐勇“切磋”起来。陈铎问道：“现代管理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温暖人心的情感管理，其二是‘冷冰冰’的制度管理，这二者都有着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那结合儒家的管理智慧，您觉得它们哪种更可取？”

“答案已经包含在您的问题之中了。”只用一秒钟，郭齐勇就做出了回答，迅速的反应，缜密的解答，让大家再次见识到郭齐勇的睿智。他解释说：“硬性也好，软性也罢，事实上，这是中、西方管理所共有的两个因素郭齐勇：讲儒学对身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的职务，绝非对立的两极。管理是个综合的概念，一方面强调章法、制度，一方面，情感的调剂也非常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比如商鞅变法，虽然推进了历史的前进，但他的刻薄少恩、法不容情使他最终死于自创的严刑厉法之下；而另一方面，人性化的管理固然重要，但‘信’也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最主要的情感之一，‘恻隐之心’、‘羞辱之心’、‘是非之心’……它们都是仁义礼智的‘起点’。虽然这类性情需要培养，但一旦成功，管理自然就容易上路了。”

“这样的解释，似乎又回到了儒家的经典概念——‘中庸’，就是调整、适应、再调整、再适应，以此来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陈铎仍然兴致勃勃地与郭齐勇交换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的理解，显然得到了郭齐勇的认同：“没错！中庸所讲求的，也就是一个‘度’，情感的‘度’和管理的‘度’，在广东得到大力推行的方法，到湖北可能不一定用得上；对中层管理者适用的方法，也不一定能管理好普通职工。只有不断地因时、因地、因位、因材对管理进行调整，才能最终求得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此，管理才能充满活力，否则，就只能是一潭死水了。”

为“中国制造”铺垫文明

古今中外的不同元素，就这样被郭齐勇信手拈来。眼看着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即将结束，郭齐勇忽而又将话题引到当下备受关注的话题——“中国制造”上。

随着“中国制造”在海外的风行，不少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将它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但是在国外，给“中国制造”挑刺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一味地将目光聚焦于“产品质量的残次，以及制作工艺的落后”。甚至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身处现代社会，应该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甚至连儒家等一系列“祖先的观念”，也被他们列入了“老土、保守和现代化阻力”的范畴，主张将其一并打倒。

“这种观点显然过于激进和偏颇！儒家不专属于中国，连那些被我们视为现代化典范的日、韩企业都会利用东方的某些思想进行内部管理，我们有什么理由抛弃我们的祖先！”郭齐勇认为，儒学观念不仅绝不能抛弃，反而应该尽力强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丰田公司的创办人丰田佐吉曾据此为企业锻造出三字经营理念——天地人；到了第二代掌门人丰田喜一郎，新添加的‘智、仁’二字使公司经营理念进一步丰富；第三代掌门人更是将这一信条完善为‘天、地、人、智、仁、勇’。三代、六个字的经营哲学，全部来自于我国的儒家经典，但有谁敢说丰田公司不够现代？还有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曾公开宣称，自己成功的秘诀便是‘周易的变通原则、老子的自然之道’，他认为，公司不仅应该生产电器，还应该生产人，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于是，每一届新员工轮训的一个重要项目，便是让他们在早操后，面对父母生活的方向背诵孝经。人性化的训练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养成，相比起有限的物质生产，这样一种精神更是企业的无限资源。”

老子曾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也是郭齐勇想表达的意思。只有当管理跨越了按结构计划分工的规章，转而注入一个概念、一种信仰，一个企业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凝聚力，才能使所有员工为着它的成功努力奋斗。

最后，郭齐勇毫不犹豫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儒商不只是制造产品儒家智慧与企业管理，还要进行儒家精神的传承；‘中国制造’，不只是制造产品，还要制造人；而人的再生产，不只是繁衍人口，还要将泱泱华夏文化传递下去。我们必须学会拥抱自己的文明，学会如何在养育自己的源头活水中找寻精神粮食和资源儒家智慧与企业管理，才能有底气，自觉地回应世界的挑战！”（来源：《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