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提要]般若思想传入中国之初,僧肇大师曾被罗什大师称为中土解空第一。然僧肇大师在接受中观思想后,在其论著《肇论》的表述中并没有完全遵循《中论》中探讨空性时所用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到,般若中观学传到中土后,并未偏向纯粹、繁琐论辩分析这条路来表达、理解空性,而是有其特有方式。《肇论》里更多是从体空观契入,而且《肇论》解空天然蕴含有如来藏、心性思想的倾向,这也是后世非常自然地用禅、华严去联系《肇论》的原因。所以中土对空性的理解最初起就有如来藏、心性思想之中道空性的天然趋向,而没有止步于大乘佛教纯粹中观之境。这是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关键词]中观;《肇论》;体空;如来藏

般若中观思想在鸠摩罗什大师时期较为完整地传入中土。僧肇大师曾随罗什大师一起翻译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中观的论典,以及《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等大乘经典。僧肇大师被罗什大师赞为中土解空第一,被三论宗推为祖师,一般被认为是罗什一系传下来的中土中观的代表。太虚大师在《法性空慧学概要》中讲:“僧肇大师没有三论的著述,也不传其是专讲三论者,不过他很能得三论意而自造论发挥,为后来讲究三论宗的所推崇。”[1](P.263)明末发生的有关《肇论·物不迁论》的争论,正是围绕《肇论》是否得佛法之正义展开。那么僧肇大师所作的《肇论》与中观的根本经典到底联系如何?其论述方式有何异同?其归趣是否相同?中土后来对《肇论》多有从如来藏思想来解释的,其内在原因是什么?本文主要结合《物不迁论》《不真空论》与《中论》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一、《物不迁论》与《中论》

《肇论》由“宗本论”“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构成。遵式法师所作科文认为:“《物不迁论》立俗谛”、“《不真空论》“显即真”、《般若无知》“体用不二显智”、《涅槃无名论》“明理智不二显证”。[2](P.121-129)以上可以用观修的境行果来对应。其中《物不迁论》是最著名的一篇。僧肇大师为何立意从“迁”与“不迁”来论述?本文认为《中论》的“观来去品”是其极重要的思想来源。

《中论》中的《观来去品》安排在开篇《观因缘品》之后。此二品最能展示中观特色,《观来去品》尤其细腻、精彩。太虚大师认为《中论》的前两品是总论:“谓以前二品为作观方式,即能观方法;用何方式而作中观,其观一切法之基本方式,即彼因缘去来之二品也。”[1](P.263)宗喀巴大师在《中论》大疏《正理海》科判中,也是将前二品内容判为“略示二无我”,而其他第2至23品判为“广释二无我”,即“观因缘品”与“观来去品”是总摄的两品。所以从《观来去品》契入中观思维方式是一个重点,而且还是很好的方式。僧肇大师曾随罗什大师译《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对此应是深有体会,也应极为擅长,从中得体会而作《物不迁论》。

然作为中土人的僧肇大师所作《物不迁论》,并不完全尊遵循《中论》的论述方式。《物不迁论》谈论的是“物”——一个整体直观概念,而《中论》是论“法”,进而讲诸法无自性。僧肇大师径直以“物”谈“法”,这么说是属于中土的思维方式,也可说是中土特有的智慧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但同时带来了一定的模糊性,这也是引发后世争论的深层原因。僧肇大师年少时就到姑臧从鸠摩罗什大师学,后到长安一起翻译经典,直到罗什大师去世,还为《百论》作了序。因此,僧肇大师在罗什大师翻译《中论》时应在场,虽然《中论》的序是由僧叡法师作的。罗什大师曾自作《成实论》,并令僧叡法师开讲:“此诤论中有七变处文破毘昙,而在言小隐,若能不问而解,可谓英才。”而僧叡法师“契然悬会”,罗什大师赞曰:“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矣。”[2](P.364)由《百论》之序亦可推知僧肇大师深受罗什赏识。

《中论·观来去品》主要的思路:(1)去法不可得;(2)去者不可得;(3)出发不可得;(4)住也不可得;(5)去、去者、所去处都不可得。安慧菩萨解释本品来由说:“今为止遣彼有能作、所作及作法故,有此品起。”《中论·观来去品》第一偈:“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2](P.3-5)“去时”在《顺中论》中译为“现去”,现代叶少勇先生翻为“正行处”,蒋扬仁钦译为“跨步”。此处将“去法”从三时中来看待,因“已去”与“去”“未去”与“去”是彼此相待,“去时”则与“已去”“未去”相待,所以从名言上推导出没有“去法”。这里龙树菩萨以“去法”为例,通过法自体无法成立及法与法之间因相待而有,得出诸法不可得。这种论证方式贯穿在《中论》中,多处从诸法之间的相待关系而推导出诸法自身无法独立存有,即性空缘起之思想。青目菩萨在解释本品时讲:

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如是思惟观察去法、去者、所去处,是法皆相因待,因去法有去者,因去者有去法,因是二法则有可去处,不得言定有佛家的空性智慧,不得言定无,是故决定知三法虚妄,空无所有,但有假名,如幻如化。[2](P.5)

龙树菩萨在《中论》中也用归谬法,即假设一事成立,则会推导出互相矛盾的谬论,进而推翻假设。《观来去品》中对“去时”无“去法”问题,就用了归谬法。即假设“去时”有“去法”,那么,经过一番推导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中论·观来去品》中讲:

若言去时去,是人则有咎;离去有去时,去时独去故。若去时有去,则有二种去:一谓为去时,二谓去时去。若有二去法,则有二去者;以离于去者,去法不可得。[2](P.4)

如果“去时”有“去”,则可进而推导出有两去者,这显然不合理,故推翻了原来“去时”有“去法”的假设。所以龙树菩萨在阐述缘起性空思想中有其论述的特点。

那么僧肇大师《物不迁论》中如何讲不迁?他是从真俗二谛来说的:“夫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然不能自已。聊复寄心于动静之际,岂曰必然?”[2](P.151)其主要的论证为:

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2](P.151)

此处用“物”来代替对“去法”的分析,进入类似“去者”分析,但与《中论》对“去者”的分析又不同。僧肇大师由以上推导得出“物不相往来”,并进一步推论:“既无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动乎?然则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复何怪哉?”[2](P.151)这就是著名的《物不迁论》要义。《物不迁论》其中引用经论的论据:

《放光》云:“法无去来”;

《道行》云:“诸法本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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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云:“观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2](P.151)

以上第一、二条是经文,皆从“法无来去”讲,而僧肇大师讲“物”不迁,实是将“法”为“物”,是从事上分析而入。第三条引的是《中论》,但与原文不同,吕澂先生曾怀疑《物不迁论》是在罗什大师翻出《中论》之前写的。《中论》和《十二门论》是在罗什圆寂前几年翻译的。僧肇大师此处引的大义与《中论·观来去品》相关。吉藏大师在《中观论疏》也说:“明观即事去来, 故无有去来。明破去来品故,肇师《物不迁论》云:观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

但细细分析,此中确实是有所不同,用图来表示:

僧肇大师的“观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主要来自“已去无有去”这一句,但是此中含义有别。《中论》中“已去无有去”,指的是去法在已去中当然没有了,其实是说明去法在时间上的相待。而僧肇大师此中用“去者”代替了“去”,内在也就用“物”代替了“法”。僧肇大师在上述论证中所说的“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此是僧肇大师思想与《中论》不同之处。虽然《中论》也分析“去者”不去,然其分析不是从“因去者到达去方时,当体去者已不存在(已到故,不能称为去者),因此去者永不到去方”的含义来说的。《中论》探讨的是“去者”与“去法”的关系,因去法不可得,去者因去法而有,所以去者也不可得。《中论》是从“去法”与“去者”的相待关系来说,先破所作即去法,因所作已破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从而能作之作者亦破。僧肇大师其实在引其他经文时,也是隐含着用“物”来代替“法 ”的思想趋势。上引《道行》《放光》之文,皆讲“法”无来去,僧肇大师却说“物不迁”。僧肇大师从“观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等得出得结论:“斯皆即动而求静以知物不迁。”在他看来,“法无来去”即是“静”,即是 “不迁”。此“静”与此“不迁”已不是平常运动学上的“运动静止”之说,而是涉及法的本体。僧肇大师用了“俗”语来表达,则不可避免地涉及具体的动静问题、迁与不迁的问题,这是《物不迁论》让后世困惑的原因。僧肇大师以“往物而不来”为前题佛家的空性智慧,推出“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

那么僧肇大师是不是混淆了“物”与“法”,并且陷入三世常有呢?僧肇大师对“住法不可得”应是了解的,《中论·观来去品》中明文就讨论过此问题,僧肇大师不可能不知。那么僧肇大师是不是真的象镇澄法师说的那样“千里之骥必有一蹶,大智之明必有一昧”[3](P.913)呢?这在明末时引起了很大争论,至今仍值得深入探讨。

二、《不真空论》与《中论》

在《肇论》中另一重要解空之论《不真空论》中,僧肇大师又如何来说空的?与《中论》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僧肇大师如何来破当时“心无”“即色”“本无”三家的。为分析清晰起见,列图如下。

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僧肇大师所破“即色”义相对难理解些,后世对于所破是否为支道林的即色义有些争议。吉藏大师在《中观论疏》中介绍此“即色”义有两家:“一者关内即色义,明即色是空者,此明色无自性,故言即色是空,不言即色是本性空也。此义为肇公所呵。次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论》,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游玄论。此犹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与安师本性空故无异也。”[2](P.29)僧肇大师所破是关内的即色义而不是支道林的即色义。《支道林集·妙观章》说:“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但吕澂怀疑这些说法是否就是支道林自己的看法,还值得研究。[4](P.77)对于僧肇大师所提到“即色空”义,也历来有两种进行诠释的途径。一种是从缘聚合为色的角度来说,颇似小乘析空法。遵式法师在《注肇论疏》中说:“ 夫言色者(牒彼言色也),但当色即色(缘色果色皆是色也),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岂待缘色合会成果色,然后方为色耶!)”[3](P.160)此处“缘色”与“果色”,即平常理解的色。由因缘和合成色,各种缘本身也是色,多种缘色结合成果色,从此角度说即色义的缺陷。另一种诠释理解是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憨山大师在《肇论略注》中讲:“即色者(次破晋道林造《即色游玄论》,为即色宗),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此叙计也,谓青、黄等色不自为色,但因人名之为色。心若不计,则虽色而非色矣。)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据《肇论》本身所表达的:“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僧肇大师应破的是从认识论角度去偏解的空义。其实此问题也是涉及佛学中探讨的一核心问题:外境存不存在?小乘部派佛教、大乘中观、大乘唯识也有不同解释。僧肇大师理解的空仅是假名为空非真正空义,不仅名为假,其色自身也应是假的(不真的)。近代吕澂先生就此也讲到:“在认识论上所谓万物,并非万物之本身;所以认识上虽然有色,客观上并不一定存在着那样的色。这种说法,就叫做‘即色本空’。”

即色、心无、本无实际上是从名色二分、心色二分以及纯思维的角度上对空进行了讨论,而僧肇大师认为均不得空的真义。也可以看到,僧肇大师对空的择别,是从能所关系方面契入,此与《中论》之择别诸法之自性不实不同(如以上择别去法之不成立)。僧肇大师择别空的究竟义则从体上谈空,从能所合一来说,也不从“有”“无”来论,而以“真”“假”来论。僧肇大师本身的立论以图来表达。

僧肇大师的立论还是以《中论》作根据的:“《摩诃衍论》云,诸法亦非有相,亦非无相。《中论》云,诸法不有不无者,第一真谛也。”对于“不有不无”,僧肇大师认为:“寻夫不有不无者,岂谓涤除万物,杜塞视听,寂寥虚豁,然后为真谛者乎?”僧肇大师论“不有不无”与《中论》本身的论述有所不同。《中论·观有无品》讲:“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龙树菩萨从法之自性、他性之不成立而破“有”法之成立,而“无”法因“有”法而有,故“无”法亦不成立。《中论·观有无品》讲:“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因有有法故,有坏名为无。”《中论·观有无品》也讲不能执于有无:“定有则著常,定无则著断,是故有智者,不应著有无。”《肇论》所说《中论》“诸法不有不无者”应是来源于《中论》八不思想:“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佛家的空性智慧,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过与《中论》谈论有无不同,僧肇大师从“物”之“真物”与“无物”来谈论“有”与“无”:

诚以即物顺通,故物莫之逆;即伪即真,故性莫之易。性莫之易,故虽无而有;物莫之逆,故虽有而无。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如此,则非无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于何而可物?故经云:“色之性空,非色败空。”以明夫圣人之于物也,即万物之自虚,岂待宰割以求通哉![2](P.152)

对此所说的有无问题,澄观大师认为“常空故常一性,常有故常种种也,是即万物之自虚下,肇公不真空论意也。”“性”为“一”,“物”为“多”,这实际上是从体性来说空。因此,僧肇大师《不真空论》中,从“不有不无”到“万物之自虚”为解,澄观大师对此认为“即万物之自虚,岂待宰割以求通哉?释曰,此明体法即空非析法明空也”[2](P.248)。僧肇大师在文末也说“圣远乎哉?体之即神”。因此僧肇大师之解空,精髓还是在体法空,并非按照中观之传统逐一分析诸法均无自性而趋入空性见。

对于《不真空论》的奥义,慧达法师在《肇论疏》中认为:“此不真空名,所作两释,一云 世法不真,体性自空;一云俗法浮伪,遣伪之空亦非真空,名不真空。”[3](P.58)澄观大师认同此义,而批评元康法师不得僧肇大师义:“康公云万法不真故空,不得肇意。达公云,不迁当俗,俗则不生,不真为真,真但名说,却得肇意。此中真空非是前文对妙有之真空,此中真空是所破病人谓真谛一向无物为真空义,是故肇公以不不之,云不一向是无物,故云不真空。”[2](P.242)故后世理解僧肇大师解空多从“妙有”去解释。

三、《肇论》与如来藏、心性

《不真空论》的体法空,本身尚没有提及心性与如来藏,但这种“体性”已经与如来藏思想很近,后来中土多以如来藏思想来解《肇论》也是由于《肇论》本身蕴含这种因素所造成的。

另外,吉藏大师在对“观来去品”的解释中,从地论、摄论思想来解释来去义,可见一些端倪:

六者、昔地论师义乖真起妄为来,息妄归真故去。七者、摄大乘师明六道众生皆从本识来,以本识中有六道种子故生六道也。从清净法界流出十二部经,起一念闻熏习附着本识,此是反去之始。闻熏习渐增,本识渐减。解若都成,则本识都灭用。本识中解性成,于报佛解性不可朽灭,自性清净心即是法身佛。解性与自性清净心常合,究竟之时,解性与自性清净心相应一体,故法身常报身亦常也。[2](P.54)

吉藏大师讨论“来去”问题涵盖了事上的来去,以及心体染净之生反(即来去)的内容,这对原《中论》的思想有很大拓展,也是对《中论·观来去品》从心性如来藏思想契入的一种阐释。而僧肇大师在《肇论》中已提到“神”的问题,在《物不迁论》的最后一句:“苟能契神于即物,斯不远而可知矣。”僧肇大师虽从法体来说,但此中已有将心性思想引入的趋势,这与中观是有所不同的,后世解《肇论》时则有直接从如来藏、心性思想来解,这与僧肇大师般若解空的特点有关。

澄观大师早年曾沉浸于除“宗本论”外的《肇论》四论中,对其理解华严思想影响很大,反过来其亦用华严思想来解《肇论》。如澄观大师对《菩萨问明品》中的“譬如河中水,湍流竞奔逝,各各不相知,诸法亦如是”进行了分析,其中涉及了《物不迁论》之论义。为清晰起见,下面以列表的形式来显示澄观的分析:

能依前后互不相至,名无自性,只由如此无知无性方有流注,则不流而流也。(此为前流依前流,后流依后流,互不相至)妄缘起法似互相藉,各不能相到,悉无自性故无相知。依所依谓前流后流各皆依水,前水后水无二性故。(此为前流后流之所依皆为水,水性为同。)谓此妄法各各自虚,含真方立,何有体用能相知相成,即由此无知无成含真故有。唯所依流既总无但唯是水。(此纯水无流相。)谓能依妄法逈无体用,唯有真心挺然显现。[2](P.603)澄观大师在此处认为《物不迁论》的“不迁”义主要“唯就能依”来说。若依憨山大师之“俗谛即真”“ 法法当体本自不迁,非相迁而性不迁也。能见物物不迁,故即物即真,真则了无一法可当情者。以此观俗,则俗即真也。良由全理成事,事事皆真。诸法实相,于是乎显矣”,从“唯所依”来说,即“唯有真心挺然显现”。此中侧重不同。历史上的注家多判《物不迁论》为俗谛,《不真空论》为真谛。澄观大师认为“然肇公论则含二意”:

此生此灭不至余方同不迁义,而有法体是生是灭故非大乘。大乘之法缘生无性,生即不生,灭即不灭,故迁即不迁,则其理悬隔。然肇公论则含二意,显文所明多同前义。...... 观肇公意既以物各性住而为不迁,则滥小乘无容从此转至余方。下论云,故谈真有不迁之称,导物有流动之说。此则以真谛为不迁,而不显真谛之相,若但用于物各性住为真谛相,宁非性空无可迁也。不真空义,方显性空义。约俗谛为不迁耳。[2](P.239)

另澄观大师在释《八十华严》的《梵行品》时,也依论来释“此世不移动,彼世不改变,此中何法名为梵行”两句。在这里,澄观大师明论僧肇大师以“性本空”为其论义。对于僧肇大师所说“既无往返之微眹,复何物而可动哉?又云:是以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虽静而常往故往而不迁,虽往而常静故住而不留矣”,认为此是“即动即静之义”。对性住之说唯是“假其性住破其迁流”。[2](P.339)澄观大师大义如此。澄观大师整体上是认同僧肇大师的,认为僧肇大师在说不迁义中有小乘之义,但此是僧肇大师的俗谛讲法,非真谛义,真谛义在《不真空论》才显出。另元康法师在解释《物不迁论》时认为僧肇大师能事先妙悟《华严》思想:

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华严经》云:“譬如长风起,鼓拂生动势,二俱不相知,诸法亦如是,譬如駃水流,水流无定止,二俱不相知,诸法亦如是。”肇法师不见华严,而作论冥合。自非妙悟玄理,何至于斯乎?[2](P.168)

《华严》主如来藏思想。后世也多有从如来藏思想去理解《肇论》者。五代宋初的永明延寿大师在《心赋注》中对《肇论》“体之即神”义则直释为“如来藏心”“灵觉之真性”:

肇论云:圣远乎哉?体之即神。何者?为众生自心皆是般若,但能体悟至理,即心是佛,即今日灵觉之真性,即是般若圣智也。......即是如来藏心。如来藏心即是众生灵觉之性。众生灵觉之性即是般若真智。[3](P.99)

后世禅门也将《肇论》作参究心性的参照。如禅宗中与肇论相关的有名的公案就是石头希迁公案。他看《肇论》至“会万物而为己者其惟圣人乎”,[3](P.644)得悟并作“参同契”。明末憨山大师更是将此视为禅门心印指示与人,其在《示周子寅》中讲:

足下但将此句,横之在心,于一切动作云为处,一切声色货利处,一切逆顺境缘处,一切喜怒哀乐处,一切爱憎取舍处,凡系流动之境,即便以此印,一印印定。看他如何是不迁处?如何是常静处?如何是不流处?如何是不动处?如何是不周处?如此看来看去,忽然爆地看破此语。则知老人不欺足下,而始信本真不自欺也。(73:541)

这些非常自然地用禅、华严去联系《肇论》的例子,说明了《肇论》最初解空天然有如来藏,心性思想的倾向,或者说中土对空性的理解最初起就有如来藏、心性思想之中道空性的天然趋向,而没有止步于大乘佛教纯粹中观之境。

结 语

从以上《肇论》与《中论》及其与如来藏、心性思想关系分析可知,在般若中观思想传入中土时,僧肇大师在接受中观思想时有其自己特色。在分析方法与理解上,引入 “神”性义(体之即神),说明了中土天生不是走论辩这条路来理解空性,可以说从般若学传到中土被深度接受的一刻起,就天然走向了中土理解空性的特有道路。

僧肇大师在对罗什大师的中观继承上存在“心性”思想或后期出现的“如来藏”思想的趋向。当时以大乘实相思想为旨的《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等大乘经典已翻译,此应是僧肇大师表义的思想基础,中土人更习惯用“实相”思维理解中观,而对烦杂的逻辑辩论分析兴趣不大。僧肇大师曾在《百论序》中认为《百论》“盖是通圣心之津涂,开真谛之要论也。”对“婆薮开士”作的释论认为“理自玄会,返本之道,著乎兹矣”。因此僧肇大师对中观,多以“真谛”“宗极”来统,借“返本之道”来形容,带有浓厚的中土文化色彩。当然,近代太虚大师认为僧肇大师是得般若经意的:“他着的论,内分三篇:一、《物不迁论》,二、《不真空论》,三、《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与《宝藏论》,考系他人造,故不列入。以上三篇,为其真著,都很能得般若经意,正是以《中论》意发挥般若的著述。。”[1](P.263)确也如此,僧肇大师本人是深得般若意,般若为佛法通途,《维摩诘经》《妙法莲华经》等弘扬实相经典也正是深般若。而僧肇大师对般若空性的契入,并非如印土中观论师般的方式,更多是从体空进入,甚至有如来藏、心性思想之端。这是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本文暂未涉及《般若无知论》,另作文探讨。)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原题:般若空性思想中国化之初探——以《肇论》与《中论》解空思想比较为中心。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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