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承：程朱与阳明的共同源头

儒家传承：程朱与阳明的共同源头

前言

“以心为本”思想对程朱儒学与阳明的心学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这有着内在的原因。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系统中，有一种根本的矛盾，即孔子学与孟子的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冲突。

孔子认为“行己有耻”，应该“博学于文”，“我曾日夜兼程，不吃不喝不睡，冥想，于我而言，于我所知，于我之所见，而在我所知的一切，还不如在我的一念之间。”

然而，孟子则恰恰相反，他主张“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以我为本，以己为本，则其所喜也”，“学习之路，唯其安也”，这就使得孔子的知识理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方法上看，“行己有耻”和“反身而诚”，“博学于文”和“只管安心”明显地分属两条运行路径儒家传承：程朱与阳明的共同源头，并由此逐步发展出两条相互冲突的思维路径。

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在佛教“精神本体”的影响下，更加凸现出来，其本质是儒家“天人不二”的内部冲突。

这种内部的冲突以及孔孟儒家两条思维路径之间的冲突，正是其对佛教“一念二道”体系的无限接近与吸收，并寻找到一种合适的答案的内部原因与原力，朱熹“格物致知”与阳明“致我心之良”，正是受此体系的作用而产生的对孔孟儒家两道思维路径的“同源”的时代传承。

一、“一心二意”思想在宋明理学中的应用

“心有二道”的“生灭门”与“真如门”为程朱儒家与阳明的心学所启示，华严的“理法界”以“生灭门”为基础，天台的“性具论”以“真如门”为基础，“存天理”以“致良知”为基础。

从程朱到阳明心学，是从“一念二道”中“生灭门”到“真如门”演变的必然需要。

《大乘起信论》中说：以一念为一，有两种方法。

什么是第二个？一颗是真实的，一颗是毁灭的。这两种方法，都是统领万法，但‘心中的真实’，却是一种‘真实’，所以生死之道，只是为了让真实存在。

由于“真如”之“生”，其“生”即是“自我”之“身”，故其“一念二门”之“通”之“道”，即以“自我”为其设立之“理”之“基”。

何为“自我”？《五十奥义书》说：“观之，想之，识之，生之，死之，皆出于自身。”可见，“自我”是个人的一种思考，认可“自我”，就是关注和追寻自己的生存。

由于“自我”的无穷移动是从“本我”中产生出来的，而“自我”又是许多“个我”之间具有一种普适的关系，因此，它的无穷移动就必须从“本我”走向“大我”。

对“大我”而言，“自我”仅仅是一种假设，因此，其本身并无实用的价值儒家传承：程朱与阳明的共同源头，“大我”永远是其行动的标尺，因此，其实用的价值只能在“大我”这一最终现实世界中才能得到。

“心有两道”中的“生灭门”，就是一个相似的前提，因为它的虚幻，所以需要一个“在”，也就是真正的在。

正所谓《中论·观四谛品》：“一切有情，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生死之别就是因果之道，因为它没有真正的自我，所以被称为“空”，但为了显露出真正的自我，我们可以用它来掩饰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假名”。

因为生死之道并不真实，所以有关心灵真实的问题，就必须回归真实，而真实的答案，就是从这一道道中得到。

因此，此处隐隐蕴藏着由生死之道到真的转化，但这个转化是有前提和代价的，那就是假定有生死之道，并且从生死之道中得到一种超脱。

所以生死之道虽然不是真正的存在，但也是必须的，因为它是“准存在”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才能让人看到真正的存在。

二、“一心二意”对宋明哲学存在理论的冲击

生命有两种形态：时间和空间的生命和精神的生命。

人的生命从时间到空间都是有限度的，唯有在“精神”得到了“精神”的单纯形态之后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精神”的延伸，使“精神”达到了“无穷无尽”。人是有极限的，但他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一切的存在性都必须要以有穷中求无穷，也就是从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性转变到单纯的知性的存在性。

宋明的存在性是一门以确定“我”的生存性为其根本特点，因此，也必须遵守从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性转变到单纯的知性的存在性的客观规则。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所表现出的两种生存状态，即时间与空间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的生存状态，即“秩序生存”与“混乱生存”。

宋明理学的动力来自于儒家的对有序的需求，但是，当一个人的社会秩序甚至是最基础的有限的存在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他就越过了这一层次，开始要求一种无需要的有序存在，从他对道家，特别是对佛家哲学的借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程朱的生存性。

墨子刻则以为程朱的儒学产生于一种精神分裂和两难的觉悟之中。

人的内外两个方面都受到了持续分裂的危险：“内圣人”与“外王”的分裂，“理念”与“政治”的分裂以及儒家理想中的“道义”的“形”与“败落”的“真实”的割裂。

在朱熹的哲学史中，“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天地之性”与“性情之性”的矛盾，“道心”与“心”、“私”、“义”与“利”、“王道”与“君”的矛盾都是“二元对立”的体现。

因此，寻找一条突破“断层”的道路，就成了新儒学所共有的一种深度“语法”。

在一次一次的革命和一次一次的战争中，人们没有办法改变周围的一切，也没有办法被周围的一切改变，人们只能改变自己。

人不能控制外界，也不能被外界控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自己的内心，来控制外界。

如此，“两个天地”之说便被单纯地划分为“天”与“情”之争，而“心”与“心”之争，则是程朱哲学之“心”。

而且，内在的问题，以“情”为主，也就是“情”的问题，所以，“情”的问题，最终都会归为“理”的问题。

程朱关于“理气”问题的解答，从两个角度来看，都蕴含着对现存问题的思考：一是理气是“理气”的首要问题；二、理气之根本基础之问题。

首先，程朱认为，在与气的辩证法上，二者是一体的：“世间没有不合理的气息，也没有不合理的道理”，“道理并不是一种独立的东西，而是一种存在于空气中，没有空气，道理也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关于理与气之间的前后联系，程朱也主张理先于气后，理为第一，他认为："本来没有前后之分，然而要想要推论其起源，则须说其前人是理","理与气之间并没有前后之分，但推论起来，就象理在前，气在后一样"。

因此，以理与气为一体，以理为先导。程朱对于“道”的首要之说，就是要以人类之“道”来寻求法之根据，有“道之”而有“道”；“气为形，性为形”，“性即是理”（程颢语）。

在此，“性”是一种超越的主体性观念。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越的主体性，人们才能够从外部的规范中回归并控制自己的内部规范。程朱提出的“理气本一”与“理为先”的思想，主要阐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天地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故人能将有限与无穷相结合；二、人天生就是以无穷无尽为基础的，人的本性可以沟通外界，沟通天地。

如此，外界的无理便被人类智慧地化解于无形之中。但是“性即是理”并非真正的“物”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而是一种“物”。所以，什么才是“真实”？

三、“一心二用”在历史上的思想内涵

“一念二通”，就是“真如门”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作为佛教基本的教条与至尊的真如观，其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文明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明心见性”。

佛教“明心见性”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我、法的执念，这一点，在消除我、法的问题上，两家都有一些共识，但是在消除我、法的问题上，这就违反了儒教的基本精神。

“礼”乃是儒教生存之根本，就是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若“礼”与“礼”都被摧毁，儒教还能有什么立足之地？

佛教在很大程度上的作用，就是通过“明心见性”来实现的，而佛教在瓦解儒教的过程中，就是通过打破自我执念来实现的程朱哲学，就是佛教在瓦解儒教的过程中，把自我执念结合起来，其实就是在“以心为本”中的“生灭门”的作用下，以自我执念来瓦解自我执念。

在明面上，“天理”之“法”确实是巩固了封建主义的“权威”，但“巩固”却不一定是件好事情，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巩固，导致了新的“儒家”的“分崩离析”。

其理由如下：一、“我”与“法”是辩证法的结合体，有“我”就有“法”，要想“我”就必须要“法”，要“我”就必须“法”；二、从“生灭门”到“真如门”，由“心二道”到“身二道”。

因此，程朱的儒家学说在巩固其封建主义的同时，也为儒家的瓦解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而“明心见性”则导致了“一念二通”的产生。但实际上，却是从阳明处开始的。这是因为王阳明吸收了“心二道”中最精髓的一点，也就是“心二道”，也就是“心二道”。

“一心二道”的两个体系包括两个方面，即“一心二道”。若说程朱的“理”是对“生灭门”的内在发展，那么陆王的“心”就是对“真如门”的外在发展。

唯有对“真”或“良心”的普世外显，方能使“民胞物与”这一“天地合一”的生态学存在性得以充分体现。

在精神主体的外在表现中，“真理”或“良心”会把精神的残余净化，使之变得清澈透明。

因此，在此，不但程朱的“道”在此被解构，而且引申地说，所有与精神有关的包袱都立刻被化解了。

这对于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一种极大的冲击，也难怪会有人说，王阳明是明朝末年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守仁妄语，诽谤圣人，招揽弟子，空口白话，欺骗人心，败坏人心。最近的读书人，都是靠着他们的歌声，才有了习邪论。”

事实上，这个“罪人”，并不在于王守仁，也不在于佛教，而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的精神构造，因为我们天生有一颗“一念两道”的心，但很遗憾，我们创造了佛教，也很遗憾，儒教在扮演着这个角色。

但是，一旦打开了心灵的大门，真实的佛性就会被打破。“一念两道”对宋明学派的影响，对儒家的影响，甚至对全中国的影响：

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有一种对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有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王文成公全书·答陆静原书》

《南雷集·与友人论学书》

《明儒学案·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