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一介先生对《儒藏》编纂的贡献

论汤一介先生对《儒藏》编纂的贡献

论汤一介先生对《儒藏》编纂的贡献

孙亦平

我和先生洪修平教授都参加了《儒藏》的编纂工作，一起担任集部汉至五代的主编，由于期间洪修平既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又兼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公务繁忙，因此，我承担了较多的《儒藏》编纂工作，从第一次在达园宾馆召开的主编会道家思想文化对传统文化影响的论文3000字，到以后历次召开主编会，我基本上都参加了，直到2012年我们完成了所承担的全部工作。在此期间，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还曾一起来南京大学，汤先生参观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在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后，畅谈了他如何克服各种困难而努力完成《儒藏》编纂工程，使我们获益良多。今天，接到北大《儒藏》编纂中心发来的《汤一介与儒藏》约稿函后，我将当年参加《儒藏》会议记录本找出来，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回忆并展现汤一介先生对《儒藏》编纂的贡献。

一、精心策划、具体落实

进入21世纪，汤一介教授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得到了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也准备以此项目为基点，将全国相关领域的学者汇集起来，集思广益，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这一重大项目。记得是2002年10月，第一次《儒藏》编纂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西门外的达园宾馆召开，参加的学者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史哲学者，还有一些古籍文献研究专家。汤先生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有关《儒藏》编纂的大体设想，其中有两点后来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故印象比较深刻：

一是有关编纂《儒藏》的重要性。汤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历来有儒释道三分天下，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修编《佛藏》、《道藏》，虽明清两代都有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始终没能把有关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编成一个具有明确分类、便于查找的《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今天我们所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的需要。汤先生认为，儒家的经典体系不是某一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标识，尤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因此，汤先生在会上首先将编纂《儒藏》提升到为21世纪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服务的高度，强调若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传达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论汤一介先生对《儒藏》编纂的贡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是十分必要而且有着重大的意义。《儒藏》编纂宗旨的确立，既使我们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也提升了我们对这项任务伟大意义的认识。

二是有关《儒藏》编纂的最终成果。汤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曾编纂《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出于对儒家经典的深入了解，他一开始就对《儒藏》能够编纂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有着自己的构想。他提出，《儒藏》编纂工程应分为《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全本两步进行。《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00余种，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文献150余种。《儒藏》全本将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这一巨大工程大约需要十六年时间。完成后，我们就将拥有一部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由于儒家经典内涵丰富，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因此，为了顺利启动项目，汤先生在会上提出《儒藏》“精华编”的编纂方法与体例之后，又认真听取每一位专家学者的建议与意见，并在会下与一些学者个别谈话。记得当时学者面对内涵丰富的儒家经典哪些应收入“精华编”，哪些不收，对收入的经典应按什么标准进行分类编纂，大家意见纷纷，各有看法。汤先生基于自己对儒家经典文化深入研究与全面把握而提出：“选收范围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世文献选取自先秦至1911年清王朝结束这一时段中有代表性的、重要的儒家经典和反映儒家思想、体现儒家经世做人原则的典籍。”就分类而言，《儒藏》应采取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传统分类法。具体类目应依据《四库全书总目》采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分类，大类、小类基本参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丛书综录》的分类，于个别处略作调整。这两个观点在第二年以“《儒藏》‘精华编’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的形式确定下来，后来就一直成为我们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方法。

汤先生提出的《儒藏》编纂工作的短期规划与长远规划，首先做“精华本”，然后做全本，为了将这一宏伟目标一步步落实，汤先生在会上还提出将工作分解后具体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一位主编。汤先生考虑到我和洪修平教授是做中国哲学研究的，便分配给我们南京大学的工作是集部汉至五代的编纂工作。

二、团结学者、共同努力

由于多次参加《儒藏》工作会议，在我看来，《儒藏》编纂这个学术团队，有来自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学者，学科背景广，年龄差别大，一开始主要是中国学者，后来又有一些来自东亚国家的学者陆续加入进来。因此，《儒藏》编纂是一项汇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近五百名学者共同努力的重大项目，如何在这项大型文化工程中，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单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攻关队伍，使参与者能够拧成一股劲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汤先生对此十分用心。

2003年，汤一介先生作为项目首席专家申请的“《儒藏》编纂与研究”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后，就做了两件给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第一，汤先生根据一些学者的要求，在重大攻关项目下，以各分编主编为单位，设立了众多的重大项目的子项目，通过与各个单位签订合同，以保证重大项目的顺利完成；第二，北大成立了由汤一介先生担任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北大《儒藏》编纂工作小组成立后，具体的日常事务有了专门老师负责，这既加强了北大《儒藏》编纂中心与子课题主编或学者之间的联系，也在为学者们提供校点底本、寻找校点参考书、解决编纂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等方面提供了方便。这也是《儒藏》编纂能够快速有效进行的重要条件。

另外，汤先生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儒雅学者，他的个人魅力和学术见识在团结学者共同努力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和洪修平教授在参加《儒藏》编纂工作之前，就参加了汤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国学举要·佛卷》的写作。另外，洪修平教授还承担了季羡林、汤一介主编的《中华佛教史》中的《隋唐五代佛教史卷》的撰写任务，这套汇集了国内佛教研究顶级学者的丛书，启动的时间很早，但因出版方面历经曲折，直到2013年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因此多年来，我们与汤一介先生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学术联系。

其实道家思想文化对传统文化影响的论文3000字，我第一次见到汤先生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在浙江杭州新新饭店召开，我陪着父亲孙叔平教授一起前去参加。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一群人一起在西湖边散步时，碰到两位中年人走了过来，大家一起打招呼后，有人告诉我，其中的那位清瘦的中年人是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后来我在南京大学读了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并留哲学系工作，陆续读了汤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郭象与魏晋玄学》等著作，获益良多，对汤先生的学问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敬重。

1996年，陈鼓应先生邀请我前去北京参加在五洲大酒店召开的“第一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会议论文《论〈太平经〉的妇女观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并在会上聆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报告。当时我想继续读博士，陈鼓应先生向我推荐了汤一介先生。我在会议期间也向汤先生表达了我想报考他博士生的想法，他欣然表示欢迎，要我认真准备。但后来因为我当时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顾，家庭责任比较重，就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了在职博士。在完成博士论文《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后，寄给汤先生评审。汤先生在充分肯定博士论文的创新性后，又提出了一些思想史研究中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所隐藏的思考方式后来成为我学术研究中的思想动力。作为哲学家，汤先生通达中西，在分析问题时经常会借用西学来比较中学，形成自己特有的思想智慧，故往往能够超越于一般见解而努力攀上思想文化的高峰。

作为《儒藏》编纂者，汤先生则全身心地投入主编工作。记得大概是2007年，汤先生和乐老师曾一起来南京大学讲学，当时，洪修平教授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记得那天上午汤先生约好与我们见面后，先参观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当古籍部老师拿出收藏的当年任中央大学哲学教授汤用彤先生的一封手写书信时，汤先生非常欣喜，我们帮汤先生复印了一份，他十分高兴地珍藏了起来。然后一个上午就在与我们谈论《儒藏》编纂的最新进展以及碰到的各种问题，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也感染了我们，并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如何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如何解决碰到的困难，以更好更快地做好我们分管的那部分工作。那天我们不仅从汤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经验，而且也学到了他认真的工作精神。

三、文化引领、学术研究

在我参加的《儒藏》编纂会议中，从学术上看，讨论较多的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对儒学经典进行分类编纂；强调较多的问题是：选择底本的重要性。底本的选择不是随意的，它需要编纂者将收集到的各种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在弄清各种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再选择内容最全、错误最少、校刻最精的版本作为底本。这就需要编纂者时刻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来进行工作。

在每次召开的主编会议中，汤先生都会要求每位代表发言，讲述自己的工作进展以及遇到的问题。我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的那次会议记录中写着，汤先生说：“各种问题都可以在当面讨论中得到解决。”这种民主的工作作风，也使参会者在畅所欲言中，既学习了他人的经验，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更认清了前进的方向。汤先生在听取各位学者意见的同时，有几点他一直坚持的观点：

第一，《儒藏》“精华编”，要着眼于“精”，一定要把最重要的儒家典籍选入。《儒藏》全本，要着眼于“全”，不可漏掉重要的儒家典籍。因此，编出一部好的《儒藏大全总目》和一部好的《儒藏精华总目》都可以说是重要研究成果。第二，坚持将经史子集作为《儒藏》“编目”的分类标准。第三，“编目”就是一项研究工作。哪些书该收入，哪些书可作为“存目”，选哪一种书作底本，如何作“校勘记”，都需要认真对待。第四，要注意校对的质量。汤先生反复强调，每一部典籍的标点或断句是否正确无误，选本是否恰当，“校勘记”是否简明准确，都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好。

汤先生一直以文化引领、学术研究来带动《儒藏》的编纂工作。在2003年申请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时，他就以“《儒藏》编纂与研究”为申请的课题名称，“研究”二字，后来始终成为《儒藏》编纂的一个重要标识，在此标识之下，北京大学不仅专门成立了《儒藏》编纂中心这样的学术机构，而且还于2004年起开始招收“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使《儒藏》编纂逐渐成为培养年轻学者的一个文化摇篮。我们南京大学当年参加《儒藏》编纂工作的如今也大多成长为教授、副教授了。

如何在《儒藏》编纂工作中更好地开展儒学研究，也成为我们南京大学这个团队着力思考并实践的问题。2008年，我们参加在深圳大学召开的《儒藏》工作会议后，洪修平、隋思喜专门写作了《从国学内涵的演变谈〈儒藏〉的编纂》一文，从国学内涵的演变以及儒学在儒佛道三教关系中的发展，讨论了编纂《儒藏》和更好地发挥《儒藏》在中国文化重建中的作用等问题。洪修平教授长期以来研究儒佛道三教关系，如何将之与《儒藏》编纂相结合道家思想文化对传统文化影响的论文3000字，论文提出：“国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佛学是“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学也是动态的，是在与佛道思想的互融互摄、相异互补中不断发展的；《儒藏》的编纂应该打破狭隘的儒学观念，收录与儒学相关的佛道著作，其收录的标准可以是以儒观佛道或以佛道来显儒的著作；当前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正处在重新诠释和重新建构的转型时期，用更广阔的视野来编纂《儒藏》，可以更好地发挥《儒藏》的价值和意义。这篇文章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后，因拓展了《儒藏》编纂的学术视野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汤先生以文化引领《儒藏》编纂工作，相继出版了《中国儒学史》等大型学术丛书，使《儒藏》编纂项目获得教育部、北京大学等各参与编纂者所在高校领导的支持。2010年，在北京大学博雅酒店召开的《儒藏》编纂会议，因有教育部领导前来参加而成为一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我们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也与我们一起专程前来北大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汤先生介绍了项目实施八年来取得的成果。由此可见，经过八年时间的努力，《儒藏》已成为得到各界人士认可的一项国际性的文化工程。

今天，看着书架上的《儒藏》“精华编”，回忆起跟随汤一介先生进行《儒藏》编纂工作的经历，汤先生的心愿“《儒藏》将使我们拥有一部最齐备最完备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已成为现实。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儒藏》开展儒学研究，使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故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论汤一介先生对《儒藏》编纂的贡献，《儒藏》“精华编”集部汉至五代部分主编之一）

*本文收入《汤一介与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9。此次推送略去注释，请以原书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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