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燕：中国文化史上,杜甫的道德伦理观念

刘海燕：中国文化史上,杜甫的道德伦理观念

▲[元代]赵孟頫《杜甫像》刘海燕：中国文化史上,杜甫的道德伦理观念刘海燕：中国文化史上,杜甫的道德伦理观念，绢本設色道家思想对绘画的影响，143×51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儒、道、佛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又有所发展。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对杜甫的思想起过影响,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不仅仅实践了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杜甫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他将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儒家的仁者之心打通,而且把佛、道的清净心与对淳朴自然、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贯通了起来。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撰文=刘海燕

来源=《中州学刊》2009年第9期

本篇约5300字，阅读约需要17分钟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儒、道、佛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又有所发展。他为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杜甫的思想是复杂、错综、矛盾、变化的。儒、道、佛三家都对杜甫的思想起过影响,但其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这是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唐代社会比较开放,对不同的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儒家为主,兼取百家。唐王朝统治者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对儒、道、佛三家学说思想都比较重视并加以提倡。其中,儒家思想被推为正统思想,儒学被视为治国之本、入仕之途。在法律制定、社会结构、社会伦理以及人材选拔与使用等方面,儒家思想均占统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尧舜,建功立业,持的也是儒家的进取态度。

李唐王朝将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尊奉为先祖,为其立庙祭祀,将道教奉为国教;将庄子、列子、文子封为真人。《老子》、《庄子》、《列子》、《文子》都被列為经,一度成为士子的必读书与科考的必考项目。道教的炼丹养气、服食饵药、斋酿祈祷,引发了文人对亦真亦幻、迷离恍惚的仙界幻境的诸多想象和描述,不少文人在失意之后,奉道自遣。对唐代文人来说,道家思想可以使人返归自然,产生一份对于自然的亲和力。唐代文人得志则尊孔孟、失意则祖《庄》、《骚》已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佛教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禅宗思想已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文化之中。唐朝统治者曾派人求取佛经,并组织人力翻译佛经,使佛学广为传播。唐玄宗兼取三家思想,曾亲注《道德经》和《金刚经》,颁行天下。佛家思想对唐代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唐诗中有大量表现士人与佛教的广泛联系及与僧人交往的内容。与禅师交往酬唱,参禅悟道,是唐代文人的时尚。中晚唐的许多诗僧,实际上是披着袈裟的文人。儒、释、道思想的交融,构成了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唐代士人在入仕时持儒家思想,而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方面,则时时杂入释、道思想。杜甫生活在这样一个兼容并包、三教并举的时代,自然会有意无意地、有形无形地受到这些时代思潮的影响。

二

儒学的家庭出身,儒、道、佛三教并存的生活时代,交游的各色人物,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这些都对杜甫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青年时期,虽然各家思想在杜甫头脑中都存在,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是杜甫的思想基础。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教育,儒家思想观念在杜甫的思想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就是他儒学家学的培育与中原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同时,杜甫也以自己伟大的人格魅力、巨大的文学创作成就影响了后世一大批文人学者,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国文化。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但这一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主要在于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了儒家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等有深刻的理解,并能够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从而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杜甫在这方面比孔、孟有更大的发展。

杜甫作为唐代最主要的儒学文化代表人物之一,其可贵在于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实践了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一生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从而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杜甫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杜甫一生基本上是平民身份,但他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儒家看来,要想行大道于天下,只有通过作官为政这条唯一的途径。儒家主张积极入仕,杜甫“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使杜甫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杜甫对儒家思想是有取舍的,他信奉的主要是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莫砺锋认为,杜甫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坚持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仁”是孔孟之道的精华,儒家主张行“仁政”,认为“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①。杜甫则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②,儒家所谓的“仁”关键在“爱人”,有“恻隐之心”,这也正是杜甫热爱亲人、热爱朋友、热爱人民乃至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思想基础。孟子那种“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在杜甫诗中有深刻的体现。杜甫考虑到人民的疾苦,希望通过明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他的诗中有时对君主寄予厚望,杜甫最深刻地运用艺术的形式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

第二,他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忠君爱国的观念在孔孟的著作之中并不突出。杜甫的伟大功劳在于他把儒家思想中与忠君爱国有关的因素发展成为强烈的忠君爱国意识,并将其发展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主题。杜甫的忠君首先体现在为国忧劳。儒家讲“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杜甫的忠君则更进了一步,体现在无论穷达都对国家时政极为关心。“他的忠君和忧国忧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主导方面是爱国忧民的。他虽飘泊流离,但‘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还是希望为国出力,忧国忧民之志,至老不衰。”③他为官虽然短暂,但尽职尽责。即使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他也时刻将国事放在心上,以一介草民的身份,为国家的复兴而夙夜忧虑。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敢于批评讽刺皇帝,而且他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进行批评讽喻的作品上。杜甫在诗歌中充分表达了对不顾普通百姓利益、任意胡来的皇帝的愤怒之情和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为后世进步士人所继承。杜甫忠君爱国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至上,这是杜甫思想的超越进步之处。

第三,他具有“弘毅”的人格精神。受儒家思想影响,杜甫把修身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他具有典型的“士”的品格,那就是以儒家精神为底蕴的伟大人格和大丈夫气概。杜甫青年时就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任何挫折和打击都不能使他放弃自己的信念。即使到晚年贫病交加、漂泊无依时,他仍把未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寄托在他人身上。杜甫一生可谓穷困潦倒,但他历尽艰苦磨难而始终不改忧国忧民之初衷。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杜甫终身服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在本质上是关于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这也是杜甫世界观的核心。孔孟之道是直面人生的思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是对人世间的立身、伦理、政治等道德范畴进行深刻思考而得出的准则。儒家既然以人生和社会为关注对象,就必然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世界观的指导下,杜甫对人生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他关心的是此生而不是来世,是人间而不是彼岸。即使人生充满苦难,世间满目疮痍,杜甫也会始终不渝地用满腔的热情去拥抱它们,不抛弃,不放弃,不逃避。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至死不渝。

三

杜甫年轻时,还曾一度对道教与道家思想产生兴趣。这与他交游的人物有关。天宝三年(744),杜甫在洛阳结识了李白、高适,三人一起愉快地进行了梁宋之游。杜甫与李白一起去寻仙访道,曾北渡黄河上王屋山访道士华盖君。是年秋天,两人又同游齐鲁,过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④的漫游生活。杜甫与李白情投意合,这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⑤的浪漫日子,使杜甫对道教与道家思想有了较多的接触。李白任性适己、醉心享乐、追求绝对自由、向往清淡隐士生活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杜甫。杜甫在许多诗歌中都表现出对隐士的羡慕和希望避世隐居的愿望。他在《遣兴五首》中提及了庞德公、陶渊明、贺知章、孟浩然几位著名的隐逸之士:“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老旧间,处士节独苦”、“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昔怜孟浩然,短褐节长夜”。这些不慕荣华的避世隐居者对杜甫的影响是很大的,诗人对他们的避世隐居和潇洒自由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和向往。

杜甫的隱居思想时隐时现,常常与儒家“入世”思想矛盾地交织在一起。晚年在夔州时期,杜甫的道家思想虽有所抬头,但儒家思想始终是他一生思想的主导。道家思想只不过是他思想的一种调济,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些补充。诗人不满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既要在污浊的社会中生存下去,又不愿同流合污。在这种环境下,道家思想以及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自然令诗人不胜羡慕和无限向往。

四

杜甫虽然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接触面的增多,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长期的漫游,对杜甫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在吴越等地漫游时,游览了众多寺观,引发了他对海上神仙的想象。漫游时期,杜甫和佛门弟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开始和佛家结缘。他在洛阳时所作《游奉先龙门寺》就流露出他与佛家结缘的情趣。

在长安时期遭遇“安史之乱”,杜甫的儒家思想发展到高峰,但也与佛家有了进一步的因缘。后来,仕途的挫折,又加上生活的颠沛流离与贫困交加,使杜甫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变化,他对儒家思想并没有动摇,但对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也比较通融。在饱经离乱、仕途遭受挫折之后,杜甫深感报国无门,拯物乏力。卜居成都浣花溪时期,杜甫和僧徒有了更多的接触,试图从佛教中寻找一定的精神安慰。

杜甫一生其实都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每到一地几乎都要游览当地寺院,和当地僧人进行往还。现存杜诗中,几乎各个阶段都有游览佛寺、赠答僧人、表达对佛教思想仰慕之情的作品,这类诗作约有四五十首之多。但从总体上看,杜甫和佛教的关系是比较松散的,属于文人对于佛教寺院远离尘嚣的清幽环境的向往,对佛僧无欲无求、寂然淡泊心境的欣赏和仰慕。

五

实际上,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儒、佛、道在相互的矛盾和斗争中也在不停地相互影响、彼此调和。到中晚唐时期,“三教合一”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必然趋势。所谓“三教合一”,实际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与核心,吸收和融会佛、道思想,其交叉点在于对“心性”的体认和追求。韩愈、李翱等人提出了儒学“复性”之说,将儒家的外在事功追求缩到了修身养性、正心诚意的狭小范围,而此时主张修心内求的禅宗、提倡以静致道和修炼内丹的上清教盛行,三者在“修心”、“内求”上正好彼此契合。

杜甫虽然不是专门的宗教徒,但他对佛、道思想都有一个真诚的体认和发现过程。他不仅将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儒家的仁爱之心打通,而且把佛、道的清净之心与对淳朴自然、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贯通了起来。他的诗歌中不乏对大自然生命的细微描绘,这既是他悠然自足生活态度的体现,更是他体物入微的仁者之心的表征。在优游愉悦的生命情趣背后,寄托着诗人对于人世间“托足净土”的美好企盼以及对永恒、清静的超越情怀。

杜甫这种融通三教、以现实为终极关怀的哲学思想,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对宋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儒、道、佛三家的融合,是宋代哲学的思想渊源。崇儒尊道是宋代的基本国策,故宋代的新儒学是在坚持儒学伦理本位、道德中心的基本原则,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佛、道的思维内容和思辨方法,将儒学的伦理与佛、道的哲理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形成的。

宋代士人打通了儒、道、佛思想,使儒学心灵化,佛学世俗化,并把重道德、尚节操的追求寓于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圆善通达的人生哲学。在宋人看来,人生只有赋予了现实关怀,才会显出生命的意义。他们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中,没有逃避世间,而是追求“孔颜乐处”的内圣型基本人格,注重于知性反省,留连于心性之间,以对人生情趣、日常生活的体味,来代替佛家孤悬、空寂的超验主体,达到怡然自足甚至心满意足,借以安顿身心。这也是对杜甫人生哲学的一种体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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