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源医源于巫，医道同源，道同源

同源医源于巫，医道同源，道同源

旷文楠

一、医道同源

医源于巫，道源于巫，医道同源。巫，是原始宗教的产物，也是原始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原始时期巫术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们的降生与死亡，婚娶，疾病的治疗，农业的乞雨，狞猎的收获，乃至政治、军事，如部落间的交往与战争等等，均离不开巫术。一切宗教思想的核心是神与灵的存在，因此，原始巫术可说是所有宗教的最初原始形态的起源。

从中国道教看，道教的符箓派的祈禳、禁咒，更直接起源于远古的民间巫术。道教所谓“道”，或来自古代“神道设教”的“神道”。公元前16至11世纪的商代，盛行鬼神崇拜，祭祀与占卜成为社会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必有内容。《周易·观卦彖辞》：“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神道的主持者为巫祝，《说文》：“巫，祝也，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祝便是道教的远古原型。

远古的巫祝，也掌管人们的疾病与健康，承担医疗的职务，因此，医的重要渊源亦来自巫。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指出：“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

医、道同源，不仅表现在原始巫文化中，更充分体现在先秦时期医与道以共同的文化思想为泉源，以共同的哲学观念为指导思想。这最主要的表现是中医的基本思想来自先秦道家的思想体系、阴阳五行观念及易经哲学，这些，构成了中医与道教思想理论的核心骨架。

被道家奉为至上经典的老子《道德经》的道学思想，深深地渗透于中医的基本理论之中。被中医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开篇《上古天真论》之“天真”二字即道家用语。道家思想成为贯穿《内经》的基本观点。老子思想的元气论、阴阳变化论、自然无为论、形神统一论等无不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指导原则。

构成中医辨证论治理论核心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自上古《易经》道学。《易经》形象化的阴阳双鱼“太极图”，即道教著名学者陈抟所传播于世，并成为道教的重要标志。因此，《易经》思想亦是医家与道家的共同思想源泉。我国医家向来重视《易经》，张景岳认为“医易相通，理无二致”。“易者，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因此变化也。”（张景岳：《类经附翼·医易义》）此段论述说明了中医与道教的共同思想根源，在于二者均是研究阴阳变化之理、天人合一之机的。

道、医同源还有着共同的地理文化因素，这与我国古代巫术盛行于南方论述道家思想对孙思邈医学实践的影响，巫医共存在南方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中较早出现分不开。古代记载巫师采药治病之神话经典《山海经》，据研究为西周时期巴蜀地区之作品（《略论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道教在东汉末年形成宗教，为蜀中张道陵于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该道即以符水治病为传道方式。荆楚之地为先秦道家发祥地，道教奉为始祖之老子即楚国苦县人，老子汲取荆楚传统民间神话思想，将其理念化，升华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医家与道家共同的思想源泉。楚地巫风特盛，《楚辞》中反映了上古仙道修炼的神仙家与巫医应用药草治病的现实生活。古道家与医家多发源于南方，这与长江流域多山川丛莽，气候湿热，易生疾患有关。同时，南国瑰丽的高山巨川、茂林广泽也为古代神仙传说与巫医方术的孕育衍生，提供了人文地理的独特环境。

二、医、道分流与道医特色的形成

在医道一体的发展中，道教医学的内容几乎涵盖整个中医的各门类与各方面，举凡本草、方剂、针灸、按摩、祝由等等，无不属于道教医学研究的对象及治疗手段，这在大量道教医学著作中有充分的反映。因此，可以说在宋元以前，道教医学是与整个中医同步发展的。

宋以后，道医与中医逐渐各有侧重，开始了医学上的分流。《四库全书》评述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所谓“医之门户”，除中医在病理医理的研究方面出现多种流派外，也还指道医与一般中医的分流。金元时期，中医对医理病理的理论研究有很大发展，出现了所谓“金元四大家”，即宋代刘完素创“火热论”，金代张子和创“攻邪论”，金代李东垣创“脾胃论”，元代朱丹溪创“养阴论”。

四大家把中医之病理学、治疗学、方剂学发展到新的高度。之后，明代吴又可创“温病学说”，至清代出现温病四大家。而金元之后，在中医理论研究中，道教医家的参与及影响大及扩大，因为此时道教医家注意的重点已非中医之病理及方剂等，而是紧密结合宋以后道教内丹术的发展，使道教医学侧重于养生、丹道、导引、按摩、针灸以及符篆、祝禁等方面，并由此逐渐形成道教医学的特色。综观宋元之后道教医家的特色，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医道同源

（一）道家修炼功夫在医疗上的运用

中国道教以老庄哲学为思想基础，以神仙思想为核心，对长生不死的永恒生命的执着追求，促进了道教对养炼术的不断研究与发展，至唐代，道教内炼体系渐趋成熟，在孙思邈总结的导引、行气、存思、内视、禅观等功法基础上，钟离权、吕洞宾及陈抟等人将黄帝老子流传下来的仙道修炼体系总结、命名为“内丹”，把道家修炼学说深入化、系统化。

至唐、五代，道教炼养发生了一个重要转折，即“服食成仙”的外丹术因不少人丹药中毒而遭致冷遇，更促进道教内丹修炼的发展。宋元以后，道教内丹有更大的提高，总结出了“性命双修”的修炼体系。即形神兼炼，身心两全，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达到极高的境界。明代以来，道教内丹修炼更趋成熟。道教内炼功夫，其核心是元神的修炼，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真气充盈，不仅身体强健异于常人，而且修炼到一定程度，可出现某些特异功能，如遥感、透视、致动、致燃、穿壁等等。当代人体科学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研究，称之为“人体异常功能态”，道家典籍中则视为“得道成真”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道家运用这些功力于诊病治病，往往产生奇效。故道医治病实为修炼功夫的运用。以内丹功夫治病，是道医的主要特色之一。今日道医治病已成为社会习见事物，但其原理与作用机制尚远未能揭示。钱学森先生指出人体科学在当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医理论、内丹和人体特异功能，三位一体，核心是内丹的研究。

（二）道教炼丹与道医丹药

在古籍记载中，不少道医以丹药（俗称仙丹）治病，往往有奇效，特别是治疗疮疡肿毒、创伤骨折之类外科疾患。丹药应用广而收效大，这是道教医学的又一特色论述道家思想对孙思邈医学实践的影响，是道教古代炼丹术在医学上的运用。

道教内丹术已有七千年的历史，其起源于道家对神仙不死之药的追求。至汉代，炼丹术分为金丹术和黄白术。金丹术是以各种金石药物加以炼制，希望得到“长生不死之药”，即“仙丹”。黄白术是因黄金白银得之不易，道士希望以铜、铅、锡等金属炼制成金、银。指出金银不朽，以之为药，人服之亦可长生不朽。为与道教修炼核心“内丹”相区别，后世把炼丹术称为“外丹”。自汉代至唐宋千余年间，道教术士对炼丹术作了大量研究与实验，期间，“金丹”有少数人确实炼成（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铅、铜之类也确实可能变成金银（陈撄宁先生有做实验），因此道家炼丹术对古代化学和药物学的研究与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道教炼丹术所使用的数十种药物中，以水银、丹砂、铅、雄黄、雌黄、矾石、砒石等为主，其中大部分药物都含砷的化合物。砷有强烈的毒性，铅、汞亦能使人慢性中毒。但内服少量砷剂，可以使红血球迅速增殖，皮肤营养良好，颜色红润，发热御寒，故有不少道人服食仙丹之后卧冰雪中热气蒸腾之故事。这些现象牵涉到生理学上面的基因强化、优化等领域，尚需要学者正视并切实研究。外丹服食是建立在内炼基础之上，没有经过严格的内在修炼的普通民众（包括皇帝），在功利心驱动之下，盲目跟风，完全不会发生基因优化的效验。他们长期服用且剂量偏大，人体即出现各种中毒病变，如狂乱烦燥、疼痛呕吐等等，终致死亡。故炼丹史上亦造成大量悲剧，历代帝王将相，特别是唐代，因丹药中毒而死者不少。

现实生活中的血的教训使道教炼丹之士不得不重新认识外丹术是否适合普及的问题，而外丹医药化是普及的一个主要渠道同源医源于巫，医道同源，道同源，因此使炼丹术向药用疗疾的方向转化。唐代道医药王孙思邀炼丹的目的就多从研制药物以“救疾济危”，他所炼制的太一玉粉丹、小还丹、艮雪丹、赤雪流朱丹等都用于治病。如孙真人以含砒霜之药物治疗疟疾，较之欧洲18世纪末用砒霜治疟疾早一千年，在药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宋元时期，道教内丹术兴起，外丹之作用除了辅助道人内丹修炼之外，则是进一步向医疗方向转化。宋代道医编集之《诸家神品丹法》，对宋以前重要丹法加以汇集，均为医疗用丹药。清同治年问吴尚先著《理瀹骈文》，为中医外治疗法专著，其丹法多源于道医。现行中医丹药制法大体有升、降、烧三种，丹药组成有硫化汞、氧化汞、氯化汞等，皆由道教炼丹术衍化而来。近人曾向贵州平越福泉山高真观道医学得“玄门四大丹”：乾坤一丹、混元丹、金龟下海丹、毒龙丹，对治疗疮疡痈疽等外科疾患有神效。道医丹药成为祖国药学宝库中的明珠，是道教医家所做的又一杰出贡献。

（三）道武结合与道教伤科的发展

中华武术文化与宗教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老庄思想的“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因敌变化，后发制人”以及道家阴阳五行生克辩证的思想，均成为武术技击理论的指导原则，武术中的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自然门及峨眉、武当诸流派，无不以道家思想为指针。

在道教发展中，不少道士精习武艺亦武亦道，使道家神仙思想与武术相结合，形成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早在魏晋时期，关于剑的神话与道术就标志着道教与武术的结合。著名道家抱朴子葛洪即精通武术，晋惠帝时还入军立功，被封“优波将军”。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亦精武艺，对剑有深入研究，著《刀剑录》。中国武术发展至宋明，渐趋成熟，此时开始出现多种拳法、流派、明代出现有关道士张三半创武当派武术的传说，称道家武术为“内家”，少林武术为“外家”。内家的太极、形意、八卦诸拳种，在思想上、技术上均体现了道家之特色。

中华武术之核心为技击，技击则不免伤人或自伤，故无论从武术的练习或武术竞技看，武术均与人体剑伤的防护与治疗有紧密联系。因此，自古以来习武必兼习创伤治疗，而武师则多为伤科医师。道武结合，使道教医家形成又一显著特色，即在伤科的杰出成就。

晋代道家大医葛洪在伤科方面即有较大贡献。他首创了骨伤治疗史上的小夹板固定法，并总结出多种治伤药方。唐代著名道医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在伤科方面亦辑录了不少药方。他总结的以人尿治内伤至今仍为外科用药。唐代还出了一位对中医骨伤科的诊断与治疗作出划时代贡献的道教医家——蔺道人。正史没见其传记，他所传授之《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之序言中说他在唐武宗会昌年问(841-846)已“百四五十岁”。蔺氏以气血学说立论，以整复、固定、活动及内外用药为治疗骨折之大法。其治内伤，分七个步骤，按不同的阶段服以不同的方剂药物，计“一汤二药三丸一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蔺道人的骨伤科诊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成为后世千余年中医骨伤科的准绳，至今仍有重要之学术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有极大发展，道教医家中亦有不少人对武术伤科有杰出贡献。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有异远真人，著《跌损妙方》，为武术伤科重要著作。其药方中之《七厘散》，至今为武术伤科之要药。特别应指出的是《跌损妙方》中有《血头行走穴道歌》，是中医经络气血流注的重大发现。“金丹”注定只有少数人具备福德服食，铅、铜之类变成金银的成本也大于成品本身，但道家炼丹术对古代化学和药物学的研究、发展和普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道教医疗的神秘文化色彩

富有神秘色彩，是道教医疗的特色之一。道教是一种宗教，因而道教医疗必然带上某些宗教神学因素，乃是自然之事。综观道家医术大致可分两大类，一为与中医共同使用的治疗方法，如汤药、针灸、按摩等。一为属道家特有的治疗方法，如丹道功夫治疗（中医也有气功治疗，但多来自道家丹道的部分）、点穴、符箓禁咒等。前一类本属一般正常医疗方法，但出自道家之手，便使人产生几分神秘感。后一类本有浓厚的神秘色采，加上道教神学因素，就更令人觉得玄之又玄，神妙莫测了。神秘的东西，本来难以取信于人，但道教医疗的显著疗效，又令人于神秘中信服。道医有浓厚神秘色采的直接因素，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

1．神奇独特的医疗方法与疗效

古籍中多载道人为人治病不用方药，只见面讲几句话，便痊愈了，被人视为神灵。今日人体科学研究表明某些功能在对坐交谈之间，即已布气疗病，因而古籍的记载是可信的。“道者炁也”，修炼元炁为道家功法之核心。道家内丹达到一定程度，便能产生神秘的功能。

葛洪在《抱朴子》中指出：“故行炁或可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避饥渴，或可以延性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

2．善治疑难怪症

许多怪病奇症论述道家思想对孙思邈医学实践的影响，一般医者往往无能为力，道医都迎刃而解。《船窗夜话》记一僧患怪疾，身躯一半寒一半热，医者束手。街有道人行医，问之。道人曰：“此生偏肠毒也，药之而愈。”

此等怪病常人闻所未闻。古代道医还能手术治病，《嵘县志》记无名道人善开刀治病。有人患噎不治，请试治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封之，开七八寸许，取痰涎数碗……以膏摩患处，四五日后，噎亦愈同源医源于巫，医道同源，道同源，道人不受谢而去。”从症状梗噎不治看，似今日食道癌之类，道医竟用麻醉开刀治愈，在古代亦神奇矣！

3．符咒魔力的神秘性

从上古传下来的符咒祝由治病，一直流传不绝，在唐宋及明代，医疗机构中有“祝由科”，可见祝由禁咒还有一定地位。符箓咒术，为道家法术重要内容、亦为道教医家治病之手段。画符念咒之类是普通人心目中典型的神秘文化，但他们的疗效往往见于医案及正史，这还需要科学进步才可以发现其中机理。唐代大医孙思邈曾说：“斯之一法（指禁咒之法），最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得而推晓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千金翼方·禁经》）

总之道学文化研究认为符箓禁咒之作用，可能包含两个方面：一为“意”，一为“气”。“意”即意识，即心理精神因素之作用，所谓“信者不疑”，“信则灵”等等。道医以符水、咒草、咒语等治病有时收效，无疑是心理因素起了巨大作用。另一因素为“气”，即术者通过念咒画符等以心意布气于符水等物之中，而“气”则有着某些至今不能为人们解释的神秘能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唐末以来，道教中产生了内丹术与符咒术相结合的神霄派和清微派等，主要特征即意气与法术相结合。而这种法力，并非天上的神仙显灵，而是道者自身修炼出现的功能。因此，道教神秘文化中，于神秘的外衣下，也含有巨大的前沿性的价值和思想，这是需要宗教学、人体科学深入加以研究的。